G20峰会前世界在关注中国的声音

　　G20峰会前世界在关注中国的声音

　　在二十国集团金融峰会即将召开之际，中国人民银行网站近日发布了央行行长周小川《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关于储蓄率问题的思考》、《关于改变宏观和微观顺周期性的进一步探讨》等三篇文章，引进海内外的关注，作为货币当局的主管官员，在一定程度是代表中国政府的声音，果然，美国关注度最高。

　　 周小川指出了危机的根源，并进而提出危机解决之道：

　　金融危机的根源是现有国际货币体系中存在的体制性弊端和局限也是导致危机的因素。此外，现有国际货币体系未能反映出世界经济在近年来所发生的深刻变化，是过时的，因此也是不适用的。关于危机解决之道，文章的核心内容主要有两点：首先，短期内应建立起适当的机制，以此来确保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在实施货币政策时考虑到其全球性影响；其次，长期内应建立起一个有利于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国际货币体系。

　　周小川认为，在由主权储备货币构成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对于储备货币发行国而言，国内货币政策目标与各国对储备货币的要求经常产生矛盾。他强调，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

　　周小川建议创造超主权的国际储备货币：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他认为，特别提款权(下称SDR)具有超主权储备货币的特征和潜力，应特别考虑充分发挥其作用。应当着力推动SDR的分配，在此基础上考虑进一步扩大SDR的发行。

　　《关于储蓄率问题的思考》的文章，主要是对“中国过度储蓄引起美国危机”这一观点进行了反驳。周小川在《关于储蓄率问题的思考》一文中指出：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没有采取人民币贬值的政策，并为此付出了代价，经济恢复一直较慢。中国当局克服困难、坚持稳定汇率，对阻止当时危机蔓延是有贡献的。

　　《关于储蓄率问题的思考》一文探讨了影响储蓄的因素，分析造成东亚和产油国较高储蓄率及美国低储蓄率的原因，简要介绍中国储蓄率的变动情况及调整思路，并提出调整储蓄率的可能选择。从储蓄率波动的时间分布看，美国本轮低储蓄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而东亚国家储蓄率提高是在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储蓄率上升更是在2002年以后，两者并不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

　　全球储蓄率不平衡客观存在，储蓄率高低差异的原因多样，似不能简单地将储蓄率高低说成只与汇率有关。希望某些长期特性在短期内改变不切实际，需从更广泛的宏观角度，综合考虑。首先，解决储蓄失衡问题，需要综合药方。其次，各国和国际组织应加大合作力度，加强对国际投机资本的监管。再次，合理引导储蓄盈余更多地流向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最后，应继续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周小川在《关于改变宏观和微观顺周期性的进一步探讨》一文中旨在讨论金融体系中的一些顺周期性因素、可能采取的补救措施以及货币和财政当局在严重市场危机下如何发挥专业作用，还简要介绍中国金融业改革以及我国应对经济增长放缓而实施的宏观经济政策。

　　文章指出，总体来看，我国宏观调控政策已初见成效，一些先行指标有回暖迹象，经济增速过快下滑的局面基本得到遏制。事实表明，综合比较世界上主要国家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措施，我国政府在出台重大举措时决策及时、果断、有力，体现了独特优越性。去年四季度以来，针对国际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对我国经济负面影响日益加重的情况，我国政府反应迅速，果断提出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提出“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的工作要求，迅速研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周小川介绍五大政策措施：一是提出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十项措施。计划两年增加约４万亿元投资，重点投向“三农”、保障性安居工程、交通等基础设施、节能减排和社会事业等５个方面。二是启动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加大对企业政策扶持力度。目前已先后出台轻工、汽车、钢铁、纺织、装备制造、船舶、石化、有色、电子信息及物流等十大产业振兴规划，通过振兴规划努力遏制和扭转工业增速下滑的状况。三是加大金融对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去年９月以来，先后五次下调基准利率，四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足，促进货币信贷稳定增长。四是着力促进就业，改善民生，加大支农惠农力度，扩大居民消费需求。五是推进增值税转型、成品油税费和医药卫生体制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通过上述措施，中国可望削减对外部需求的过度依赖，并通过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平稳增长，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