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种主张，三条出路

面对美国企业产权制度和治理制度中的重大漏洞，美国形成了三种主张，三条出路。

第一种即追求产权明晰的主张。这种主张要求取消有限责任制、取消破产重组条款、取消中央银行、让所有权和经营权重新统一。这种主张彻底、严谨，可操作性强，只是不符合现代企业庞大、复杂、相互关系密切的特点，不符合市场经济周期性波动的特点。但是，正因为彻底、严谨，所以在学术界追随者广泛，特别受小私有者心态强烈的知识分子和学生喜欢。在美国，这一派被称为经济上的自由主义，也可以称为自由主义右派。在欧洲和中国，这一派都被称为新自由主义。在中国，其代表人物是厉以宁、吴敬琏、张维迎、樊纲、江小娟等。

第二种即要求企业权力进一步民主化，让民主化、公开化、透明化来解决经济生活中的产权模糊问题。这是美国企业制度演化史上的主流学派，在美国是政治上的自由主义，或称自由主义左派，他们最近的杰作是“萨班斯法案”。这一学派的主张在政治上最受民众欢迎，最具政治操作性。但是，有可能形成“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效应。在欧洲主要是以社会民主党为代表。在中国，则被称为新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汪晖、崔之元、王绍光、甘阳等。

第三种是文化保守主义学派的主张。丹尼尔·贝尔是其重要的代表人物，他主张文化保守主义，政治自由主义，经济社会主义。弗朗西斯·福山的《信任——社会美德和创造经济繁荣》也体现了这种主张，呼唤神性，要求职业经理人道德自律。在中国，提倡儒家思想复兴的学派属于这一流派。

应该承认，第三种学派在学术界远非主流。但是，对于企业经营的当事人来说，却是最具操作性的。前两派所关心的问题，制度怎么设计，不是企业当事人要考虑的问题。如果企业经营者能够具备事业心、责任感、业务经验和领导能力，那么，他就不会去钻有限责任制的漏洞，也不去让企业策略性破产，更不会利用手中的治理权谋取私利，这些制度的漏洞就都不存在。反之，如果企业经营者一心一意追求自身短期利益最大化，那么，再完善的制度也会漏洞百出。在这个问题上，我就不是新左派，而是文化保守主义学派。

问题出来了。如果西方存在三种主张，三条出路，就是有三条轨道。在主流舆论的引导下，绝大多数中国人普遍认为，西方已经是成熟的市场经济，有成熟的现代企业制度，有成熟的法律体系，即有一条成熟的轨道。如果有三条轨道，三条轨道间还不断争议，相互驳诘，我们究竟该接哪一条轨？

更进一步，考虑到这三种主张各自的逻辑一贯性，那么，回到八十年代，国企改革方案应该怎么设计？按第一种主张，即产权清晰论，应该一步到位，回到无限责任的私有公司制度。按第二种主张，国有企业的改革就应该是公开财务、公开项目决策、公开人事决策，在决策层中不但要有党委书记、厂长，而且要有职工代表，有所在社区的人民代表，实行民主治厂。按第三种主张，搞好国企关键在于选好人，配好领导班子。显然，第一种主张和第二种主张都是自由主义型的，都是基于性恶论的。但是，这两种主张在实践中相互排斥。第二种主张和第三种主张在人性论上相互排斥，但在现实中却是可以结合的：真正想搞好国有企业的领导，愿意接受民主机制的约束，愿意接受职工的怀疑和监督。[1]

到了现在，国有企业纷纷完成了向有限责任公司的改制，怎么办？按第一种主张，当然是取消有限责任公司。按照第二种主张，则是强化制度约束，迫使公司披露更多的真实信息。按照第三种主张，则要追问企业高管的事业心和社会责任心，而不仅仅是追究贪污腐败行为。在社会舆论上，则要重新审视人人自利的价值观，展开文化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辩论。第二、第三两种主张也是可以结合的。

第一种主张和第三种主张也有物极必反的相通之处，即追求完美。第一种主张是在性恶论基础上追求完美，其前提是一个简单的、静止的、实干型的世界。第三种主张是在性善论的基础上追求完美，其前提是一个复杂的、运动的、投机型的世界。

但是，第二种主张认为世界上没有完美，没有最优，只有次优。“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现实是一个“次优”现实：有“魔”“道”斗法，有民主政治之“道”约束，总比没有约束的“群魔乱舞”的世界要好吧！

这三种主张今后还会继续“三国演义”，在中国今后的社会进程中成为主要的解释力量。

这三种主张今后还会继续“三国演义”，在中国今后的社会进程中成为主要的解释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