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政府改革重点应放在降低行政成本上

全国政协委员迟福林建议未来两年内削减行政成本15%~20%

本报记者    王  淼

不久前，国务院办公厅出台新规，对政府兴建楼堂馆所、官员出国等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近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以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为契机，今后一段时期的政府改革要把明显降低政府行政成本作为主要任务，为建设节约型政府赢得人民的信任。他建议未来两年内削减行政成本15%~20%。

提振信心要求对政府行政成本进行硬约束

迟福林说，在经济危机面前，提振信心十分关键，而提振信心，关键又集中在老百姓对政府的信心上。如果政府的公众形象好、社会信任度高，会大大提高社会对市场的信心。给全社会强有力的信心，需要在一系列政策出台的同时，加快推出“一揽子”改革方案。

迟福林说，从本质上讲，政府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但不可否认，近年来在财政税收体制、官员考核机制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下，部门利益、地方利益的形成具有了普遍性。如果政府的自身利益不断加强，它的公信力就很难提高。近年来，我国的行政事业支出已占财政支出的19%，远高于大多数发达国家。从1978年到2006年，财政支出中用于行政管理的费用规模增长143倍，年均增长19.4%，远高于同期年均10%左右的GDP增速，也超过年均13%左右的财政支出增速。在一些地方，我们看到政府在某些成本的开支方面已经失去了约束。比如大家所诟病的公款旅游、公款吃喝、会议消费、公车消费等，已经不只是一个量的问题，而是反映了政府对自身利益的约束失衡。他提议，第一，从应对危机、扩大内需的大局出发，对政府行政成本进行硬约束，在未来两年内，大幅度削减政府行政开支，降幅应在15%到20%之间。第二，应该尽快将各级政府的行政支出，纳入同级人大的财政预算监督之下。如果行政成本能降低几个百分点，公共服务体系支出增加几个百分点，其经济、社会效应会好很多。

应尽快制定全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总体规划

与降低政府行政成本相对应，迟福林建议进一步加强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投资力度。他说，全国居民消费总额中，农村居民消费所占比重从1978年62.1%下降到了2007年的25.6%，下降了近37个百分点。虽然其中原因很多，但基本公共服务的长期不足，是农村消费力明显偏低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他建议把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政策重点放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上，加大对基本公共服务的投资力度。在今年的两会上，迟福林提案尽快制定全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总体规划。他表示，制定这一规划涉及到3个问题：

一是有了规划，老百姓才知道未来几年教育、医疗能够解决到什么程度，才能放心；

二是规划涉及到在公共服务领域，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的职责划分，和整个财政转移支付的投向。迟福林以最近社会普遍关注的“扩权强县”改革为例进行了分析。他说，从民意调查来看，县级的政府是群众满意度最低的。根源在哪里？首先，这一级的政府直接面对人民群众，要处理各种复杂问题。第二，这一级政府大多数财政紧张，相当一部分还是吃饭财政。第三，也是最重要的，这一级政府本来应该更多执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但在现行的财税体制下，这一级政府为了追求地方财政而不得不产生了许多经济行为。因此，“扩权强县”改革的实质，决不是下放审批权力这么简单：事实上，涉及重大投资的经济行为和土地规划的权力，还要上收，而涉及社会管理和服务的权限则应该下放。

三是规划关系未来整个国家的投资计划和未来的改革。比如事业单位改革，在公共服务总体规划没有出台的情况下，匆忙进行事业单位的改革，难免会重复过去政府精简机构改革出现的一些问题。

迟福林还表示，明确划分各级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上的职责，应该建立基本公共服务绩效评价指标与严格的问责体系。在现有的特定背景下，干部考核的指标尽管很多，硬指标仍然是GDP。而在现行的财税体制下，以土地财政和上项目冲动为代表的地方行为，政府向公共服务职能的转变，很多都是不得已而为之。因此，必须进一步明确划分各级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上的职责，并在干部的政绩考核中体现出来。他透露，中改院正在做基本公共服务绩效评价体系的研究，并有望在下半年推出。

                         (中国改革报2009年3月10日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