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美忠在发生地震时自顾逃跑，并宣称为了自由不会救任何人（自己的儿女或许除外）。对此人们议论纷纷已有时日，包括在他的母校北大。我这里先不讲他作作为教师是否负在保护未成年学生的责任，也不讲他的道德得失。因为，无论是责任，还是道德，其起源必有价值，没有价值的责任和道德是无效的，也是不道德的。根据范美忠的理论，或者为其辩护者的理论，其焦点在于，他们认为遇到危险保护自己是所有人的本能，符合“生存权”以及“紧急避险权”等基本人权，且老师与学生的生命是平等的，没有理由要求教师放弃自己的生命来挽救学生的生命。基于此，范美忠坚持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坚决不向舆论低头。

因此，我可以肯定的说，范美忠面对自己的学生群体，面对群体的危机，不吭一声偷偷自顾逃命的行为，绝对不是动物的本能，也不是人的本能。恰恰相反，这种行为是后天学习得来的，而且能够津津乐道，说明不是一二天学习的结果，而是长期学习和修炼的结果。我想，合理的解释应该是范美忠长期对极端个人主义学习和修炼的结果。当然，从另一角度来看，如果范美忠等个别人不具有这样的本能，那就意味着他代表人类生命的变异，不具有普遍的生存意义和价值。

范美忠的问题使我想起了经济学中关于人性的争论。其实，这两个问题的争论具有同构性。关于范美忠的争论正是经济学人性之争的一个影子，也是经济人概念对中国人生活和观念影响的一种反映。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的衰落，人们越来越多地接受了所谓西方经济学的主流思想，基本一个重要观念就是“经济人”假设。人们都知道斯密1776年出版了使他成名的《国富论》，它认为个人追逐自身利益的行为，会无意而有效地促进社会公共利益，其效果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利益时所达到的效果还大。这成为后来人们将人看作是理性、自利、谋求利益最大化的自私自利的人，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中著名的经济人假设的来源。与此同时，市场经济的大潮冲击着人们，利益更加直接化，许多人对“赤裸裸地”谈利益不再有太多的顾忌，甚至唯其如此才被称之为人性的真实，并影响到人们的行为。范美忠的言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也代表了这样一种方向。

然而，许多人不知道的是，在更早的1759年，斯密就出版了他的《道德情操论》，他从人类的情感和同情心出发，讨论了善恶、美丑、正义、责任等一系列概念，进而揭示出人类社会赖以维系，和谐发展的秘密。斯密反对神学家用宗教来说明道德的根源，而是把人的本性中所固有的同情的情感作为阐释道德的基础。他用同情的原理来解释人类正义感和其他一切道德情感，来说明道德评价的性质以及各种美德的特征。这种道德情操永远植根于人的心灵深处，这就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在篇他就说道：“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这种本性就是怜悯或同情，就是当我们看到或逼真地想象到他人的不幸遭遇时所产生的感情。我们常为他人的悲哀而感伤，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不需要用什么实例来证明。这种情感同人性中所有其它的原始感情一样，决不只是品行高尚的人才具备，虽然他们在这方面的感受可能最敏锐。最大的恶棍，极其严重地违犯社会法律的人，也不会全然丧失同情心。”

由此可见，斯密并没有简单地将自利看作人的本性，而只是一种假设，并且是人的经济行为方面的一个假设，它没有否定人在其他行为方面还应该有其他假设，如人的利他主义。但是，在“经济帝国主义”的主导下，人们对此不屑一顾，或者慢慢淡忘了这一点，不仅将自利性看作唯一的假设，而且当作现实本身，当作解释一切的前提。实际上，这种不良倾向一直有人在进行批判。从现实看，自利的经济人假设确实不能完全解释一些社会现象和经济现象——如果只用经济人假设，形式上看起来很完美，实现上什么也解释不了。所以，现代经济学，特别是制度经济学增加了一些其他假设或前提，再加上经济人假设一起来解释社会现象和经济现象，也越来越接近现象。

当然，更有力的证明来自生物科学和心理学，这就是人作为社会动物，利他行为具有存在价值，是必不可少的，也是人的进化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完善的，人体中就具有一些奖励利他行为的内在生理机制，这也必然在心理和人的思想上有所反映，表现出利之心。当然，无论是利己，还是利他，其表现程度如何，表现形式如何，则决定于复杂的现实条件，正如马克思的一句名所说的：“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这种“总和”，一定表现为人的复杂性和两重性，表现为自利与利他的某种统一。小公与小私是统一的，大公与大私也是统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