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的道物协同互补文化是“以一为统”的高层次的一元论，是“形与神俱”的“道物一体、显微无间、体用一源”的自然高度抽象本义，为古人的“和合生物、同则不继”，即一而不显其交易与生化，必须于一元论之下与自然相应的再明确建立个“阴阳离合论”的多维网络系统整体层次的功形状态，将事物一分为二的基础上，整合与分析二者【两个因素】之间“既分工、又协作”的多层网络性的基础关系，用来揭示事物的本元或运动规律，整合与分析应是辨证与辨病方法的双向与多向的协同。可是在这些年来人们往分化方面践行的多，往整合方面践行的少，虽然有些整合也为纯整合性的不顾分析了，在概念上还是停留于老一套的模糊与混沌性的纠缠不清、顾此失彼，这种不愿突破旧有的方法观念必须得到迅速纠正，才能带来认知上的进步，把思想认知方面搞上去，这就突破了知识的瓶颈，有关这方面的知者说“你给我思想，我就能造出事物”。

可是，唯物论竟然把正负二元辩证的“既分工、又协作”的多层网络性的基础关系，异化为一维平面线性“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的辨病，虽然內含“统一”一词，是为“对立”的暴力僵化不协调的不一致，仅对于上层建筑的政权暂时巩固有利，却给族群带来意识与行动上的纷争不断，给生产力的阻滞性负作用是非常巨大的损害，已经错识与窄看了事物处于多维网络系统整体层次“和合生物”的全息图景。这种状态为天在人上、人在天下的既连续又独立的关联原理，是理在的“天人合一”，而不是形在的“天人本一”，即数学上的集合与离散。人与天的关系其实是“理合”而“分形”的独立与连续之理。因“阴阳离合论”还对自然的多维网状系统整体层次的功形状态有着牵强附会与不够完整的说得明了，再又对照自然之理制订了“五行”生制的补充说理关系，使这种关系摆脱“阴阳离合论”內蕴中的线性平面关系的束缚，向着自然的多维网状系统整体层次的“功形状态”应位配匹的一致性，为此就延伸了以“五行”生制的复杂性、多样性、多元性“补充归一”的说理关系，是一种整体系统性思维方式。这就是“法于自然、和于术数”既分又合的方法学原义。

最早系统论述五行范畴的是《黄帝內经》和《尚书•周书•洪范》，《洪范》是在周武王灭商后，造访商朝旧臣箕子时，箕子向周武王陈述的治国方略，共九个部分，称之为“洪范九畴”，而“五行”理论居“洪范九畴”之首，是认识其他八个部分的基础。所谓五行《尚书•周书•洪范》说“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受当时社会发展和认识水平的限制，人们将日常生产生活中常用和经常接触的五种质素当着功构成为宇宙自然生态的基本部份,这些均是同层次的“一元相生”，有违了阴阳偶联的“二元交易化合而生”的本义，即脫失了阴负阳正的“和合生物、同则不继”的自然“以二生一”的法则，免强为之是低等动植物的同体生殖，同高等动植物的生殖厡理是不能配匹协调。随着社会发展进步，人们逐渐将“五行”由最初指的具体素质进一步联系的抽象化，把宇宙自然生态间各种事物根据不同的性质与属性分别归属为“以二生一”【 笔者在2006年5月的中医杂志已发表相应改造文章】的五行。从而五行学说成为人们认识事物，揭示事物运动规律的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是最典型的二元辩证法，同中国历史上的阴阳二元辩证法学说从上可见是不一样的，虽然从表面上都是在阐述事物之间偶联的相互作用，而阴阳二元辩证法学说在始终突出“虚实多维网络系统整体层次协同互补性”【数之可千、道之可万、万万不可胜数】“既分工、又协作” 的“正作用”与“合作用”，在不得已的时候才体现出“失态”辨病的“反作用”的纠偏，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辨证法始终在突出“一维平面线性实体”【因素】之间的“对立矛盾运动”的理论与学说，这就不能给于事物的多维网状系统整体层次的“功形状态全息图景”的完整对待【为区别的重要方面】。产生于中国4000多年以前的“五行学说”【黄帝时期早就有了，却遭到历史唯物论者的抹杀】则是为典型的“多元补充归一辩证与辨病法”，在其产生之后，五行学说对中国医学及其他思想理论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中国的道家、儒家、法家、佛家等思想流派，均将五行学说的思想方法运用到其理论中。五行学说与理论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他使中国人在运用一元之统、阴阳二元的“既分工、又协作”思维方式认识事物的同时，运用五行学说生制的复杂性、多样性、多元性“补充归一”的整体思维方式来认识事物。五行学说是中国整体思维方式产生及其所属的脏腑、六经、卫气营血、精气神等的辩证与辨病达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日臻成熟的理论基础，这就比西方哲学的一元论还是二元论具备了非常全面而正确的逻辑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