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辉打“虎”说开去

    近日，文化学者李辉通过媒体质疑“国学大师”文怀沙先生，一时间众议纷纭，打假的声浪猛如钱塘江潮。尽管李辉先生打的是一只纸老虎，但我对他的勇气仍然十分钦佩，对他“有几分证据只说几分话”的严谨态度也很欣赏。这年月，纸老虎之忽悠人，远远胜过真老虎，一度忽悠国人的周正龙版“华南虎”即为强力佐证。那一次，网民和警方打“虎”成功；这一次，李辉打“虎”能否功德圆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网民为李辉助威是否选准了对象？尚须拭目以待。

    我想，出于常情和常理的推断，在光天化日之下，“文化巨匠”和“国学大师”文怀沙先生真要是受屈蒙冤，这绝非寻常细事，自会有知情人士义愤填膺，拍案而起，为他仗义执言，为他洗雪干净，他们同样会拿出跟李辉一样板上钉钉的无一字无来处的证据，澄清是非，昭告天下。毕竟，事实胜过雄辩，只有事实才能使人心服口服。

    然而，我很失望，事情过去了两天，网络上来自文怀沙先生一方的辩解却只有他秘书的说法、他儿子的说法和他私淑弟子崔自默的说法，今天我总算在搜狐网上看到了文怀沙先生本人的说法，可是他们都没有针对李辉先生有关“国学大师”年龄造假、经历造假和学术造假三方面作出正面的回应，全都是含糊其词，全都是空言搪塞，全都是王顾左右而言他，这就让人看出了质疑者的有力和辩驳者的无力，辩驳者手中和心中究竟短缺的是什么？聪明人自有判断。

    在中国，广义地讲，国学大师乃是一个时代引领学术风气、集学问之大成者，百年来，王国维、章太炎、刘师培、陈寅恪、黄侃等寥寥数人堪称而无愧，以梁启超、胡适等人掺入，尚有争议，又岂是戴一顶纸糊高帽招摇过市的妄人可冒称的？

    “劣币驱逐良币”，从来如此。瓦釜雷鸣，势必黄钟毁弃。“大师”满街走，“假作真时真亦假”，这岂止是文化之悲，学问之悲，也是世风败坏的显证。

    崔自默先生在他那篇全力为文怀沙先生辩解的文章中，宣称“国学大师”著作偏少，原因是他“述而不作”。此语对其恩师无疑又是一次抬高和拔高，用的却是吃三鹿奶粉的力气，让观众看了着急。两千多年前，中国的大师级人物确实有不少人述而不作，或作而不丰，李聃只留下《道德经》五千言；孔丘只写过一篇《〈易〉大传》（学术界对其著作权归宿仍有争议）；孙武、墨翟、公孙龙、孟轲、庄周等人的雄文伟著顶多也只有数万字，但一篇雄文半部书并不妨碍他们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师，因为那个时代是思想自由、全面原创的时代，一克微言即可胜过万吨废话，弟子们将恩师的语录一一记下，如《论语》之类，就足以流传千古。自汉朝以迄于今，两千多年来，则未闻述而不作能成一代文化宗师和国学大师的。大学问家顾炎武壮游天下，观察郡国利病，他走到哪儿写到哪儿；大学问家王船山豪吟“六经为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他著作等身，影响力绵远而不绝；梁启超先生一生著述一千四百余万言，可谓勤者多获；在南京牢狱之中，陈独秀先生手不停挥，撰成著作多种；在目力衰竭的苦况下，陈寅恪先生尚且写成洋洋近百万言的《柳如是传》；在人命危浅的年代，钱钟书先生凭借超人的记忆力草就《管锥篇》……事例太多，不胜枚举。两千年来，述而不作的大师，倒真是闻所未闻。如今，只有官员可以述而不作，这是他们的专利；大师要服众，“述而不作”则无论如何是行不通的，若想不被称为江湖妄人，只有过硬的学术著作才能塞住悠悠之口。

    在电影的默片时代，演员不说话，观众照样看得津津有味，甚至神魂颠倒；到了有声片时代，如果演员仍旧演而不说，就算是影帝和影后扎堆，也肯定会票房惨败。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并非以前的观众好糊弄，后来的观众是刁民。崔自默先生为文怀沙先生辩解，用上“述而不作”四字，适见其黔驴技穷矣，难怪有一些冷眼看戏看真切了的网民嘲笑他“帮倒忙”、“这下可害苦了文先生”。

    孟子尝言：“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李辉打虎，本于是非之心，是则为是，非则为非。事实大白于天下之后，纸老虎被戳穿之后，“国学大师”仅剩一把须髯之后，假如他显露了羞恶之心和忏悔之意，众人再讲恻隐之心不算迟。至于那些“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的论调，还是趁早收起吧，数千年来，祖祖辈辈子子孙孙讳得何其多也，早已多到想讳都不知道该如何去讳的地步，何尝讳出过什么大好局面？聪明人改变了主意，才强烈要求获得与“沉默权”相对应的“知情权”，时代的进步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