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先生是一位伟大的教育思想家和教育实践家。他一生景仰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陶行知教育思想和生活教育理论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充满唯物辩证法。陶行知教育思想中的辩证法则，对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和推进课程改革有着深刻的启迪意义。 对成绩差的孩子，陶行知则认为“人的禀赋各不相同，生成的智慧至为不齐。有的是最聪明的，有的是最愚笨的。但从最愚笨的人到最聪明的人，种种差别都是渐渐的推上去的。假使我们把一千个人按着聪明的大小排列成行，我们就晓得最聪明的是少数，最愚笨的也是少数，而各人和靠近的人比起来都差不了几多。我们只觉得各个不同，并找不出聪明人和愚笨人中间有什么鸿沟”（5）陶行知告诉我们，孩子们的禀赋、智慧有差异是客观存在，但他们之间的差异，从整体看来是很小很小的，聪明人和愚笨人没有明显的界限。况且孩子是活的，活孩子是变的，孩子成绩好坏、分数高低只是暂时的现象，教育者要用发展变化的观点看待孩子的学习成绩，切不可以为成绩差的孩子就不是好孩子，而应“顺着他这种天然的特性，加以极相当的辅导和引导，使他们一天进步似一天”。（6）唯以分数划线，人为地把成绩好的与成绩差的孩子区分开来，划分成不同级别的学校和班级，这种做法有悖教育公平，与陶行知教育思想格格不入。

　　对犯错误的孩子，陶行知认为“儿童不但有错误，而且常常有着许多错误。由于儿童年龄上的限制，缺乏经验，因而本身便包含着错误的可能性，这是一；环境不良，养成了许多错误的习惯，从这些错误出发，必然再造错误，这是二。”（ 7 ）陶行知指出儿童犯错是难免的，也是不足为怪的。教育者要敢于为犯错的孩子护“短”，不能用静止不变的眼光看待他们，更不可以在他们头上乱扣坏孩子的帽子。陶行知“四块糖果”的故事，是流传至今的一则教育经典，它不仅反映了陶先生超人的教育艺术，更反映了他一分为二看待犯错误学生的方法和立场。同时，陶行知认为，教师在努力发现犯错误孩子身上闪光点的同时，对他们进行批评教育也是十分必要的，他说：“教育的任务除了积极发扬每个儿童固有的优点而外，正是要根据事实，肯定他们的错误，从而改正他们的错误。”（8）但对犯错误孩子的教育批评应该讲究方法和效果。现在，有些教师动辄就把犯错误的学生叫进办公室，使犯错误的学生成了众矢之的；有的或向家长告状，或请家长到校一同受教育。这些简单的作法，只能挫伤学生的自尊心，容易激化矛盾，加深师生对立。有经验的教师，在孩子犯错后，就会找一个僻静的地方，与孩子个别交谈。这样往往能收到事半功倍、出人意料的效果。有人说得好，我们首先要看到学生是人，我们的教育对象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要看到学生在心理、生理上还是不成熟的人，当教师的一定要宽容他、保护他；要看到学生的可塑性很大，我们的教育现在给什么影响，学生将来就会以什么态度对待社会，对待人生；要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看待，才能淡化教育上的功利主义，为孩子的发展着想，教育才会有所成功。这种认识和态度，应该成为我们教育犯错误学生的立足点。

　　陶行知还认为，孩子的好与坏，与他们的经济、身体状况更无直接联系。他说：“更不应当以为富贵人家的孩子是好孩子，贫苦人家的孩子是坏孩子；尤其不可迁就富贵人家的意见排斥贫苦人家的儿女”。（9）对残疾的孩子，陶行知始终一视同仁，从不嫌弃。在选拨育才新生时，陶行知的人才标准是：“只问他有无才干，倘使有才干，虽然秃子、麻子、缺咀都要。”（10）癞痢头陈贻鑫是当年武汉保育院的一名难童，他善唱歌，能指挥，很有音乐天赋。陶行知对此十分赏识，便把他选入了育才音乐组。来校时，陈贻鑫满头是疮，还流着浓血。陶行知便请好友冯玉祥出面联系医院为其治病。国内没有药，就托人到美国去买。最后，终于治好了陈贻鑫的癞疾。这个蒙受过病痛折磨的孩子，在陶先生精心的培养和爱护下，迅速成长。15岁留校，担任了育才学校音乐组指挥。解放后成了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国内著名的作曲家和指挥家。

　　陶行知辩证的学生观，源于他“爱满天下”、“爱生如子”的宽广胸怀，源于他先进的教育思想和高超的教育智慧，源于他对国家、民族前途的高度责任感。陶行知辩证的学生观，对于今天的教育工作者如何看待自己的教育对象，有着十分深刻的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