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中国教师在国际学术期刊《晶体学报》上伪造论文70余篇，伪造的论文被刊物撤销，而他们本人也被学校开除。面对中国论文发表数量世界第一的称号，这样的新闻的确比较刺眼。虽说他们得到了惩罚，但是如何根治类似抄袭作假的学术不端行为，才是我们值得注意的问题。

其实，我们一直都在“打击”学术不端，查处之后的撤销职称，向被抄袭人道歉，取消论文发表资格等等，而且在人们的印象中，每年大多会有那么几个倒霉鬼撞到枪口上。但是，这些所谓的打击，都好像冰山一角。大家都知道“天下文章一大抄”，都知道如何去规避检测学术造假的机器和软件，在中国论文发表数跃居世界第一的背后，有多少所谓的成果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和手段取得，恐怕我们都是很清楚的。

是什么助长了作假之风，这并不是个问题。在中国，作假之后的处罚太过轻缓，“作案成本太低”，没有被发现就名利双收，职称上去了，工资也跟着涨了，还会有发表文章的学术津贴和论文奖励；一旦被发现，最严厉的也就是解除职务或者开除，过两年“又是一条好汉”。在国外，学术作假的后果是很严重的。在韩国，“克隆之父”黄禹锡造假事件之后，不但首尔大学撤销了其教授职务；韩国检察机关也对黄禹锡及其科研小组进行调查，认定他欺诈挪用“政府科研资金”，对其提起诉讼。

当然，对于事后的惩罚如何规范，其实并不是规范学术不端的重心。即使在利益驱使下有作假的冲动，但也不是作假者唯一的目的。相反，现行教育制度中的论文要求和发表制度，倒是在相当程度上促成了造假的泛滥。有过研究生经历或者对于大学教师日常科研比较了解的人都很清楚，在大多数学校，研究生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老师在固定的时间内展示规定的成果，是取得毕业证以及获得职称的必要标准。为了发表文章而殚精竭虑，是这个群体最为深刻的感受。对于需要毕业和职称的学生教师，当论文任务不能完成的时候，当然只能“被迫”造假凑数，殊不见现在网络上四下充斥的“论文代写代发公司”，就是在面对如此制度而诞生的规模化和正规化造假。

任何道德自律都不可能在现实的社会里拥有强大的约束力，在面临现实生存压力的时候，作假只是对于不合理的论文发表制度的对抗措施。若要真正解决学术不端的行为泛滥，其实在如今的大学里很容易做到，取消以论文数量作为考核依据即可。但是试问，又有哪个学校愿意背上“论文数量缺乏”而导致的社会评价降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