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世伟

从雷曼兄弟公司的破产算起，这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已经肆虐一年半了。在这一期间，世界各主要经济体都经历了较严重的经济下行。由于各国政府都及时采取了经济救助，先是挽救濒临破产的银行和补充流动性，然后是政府财政资金主导的刺激经济计划，如美国的房地美和房利美的国有化，德国的轿车以旧换新奖励等。此外，各主要央行普遍采取了低利率政策。这些措施使经济的下滑没有像预测的那样严重。如德国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预计仅下降4%，低于先前预测的5.4-6%的幅度。目前，各西方主要国家的经济已经有了明显的复苏迹象，今年第四季度美国、德国等国的GDP都已经转入了正增长。遭到重创的金融业已重新开始活跃。展望2010年，经济学家普遍预测各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会出现0.5-2.0%的低速增长。但是经济学家们对世界经济是否会由此走出这次经济危机则十分谨慎，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这次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引起的宏观经济走向很可能不是人们期待的U型，而是W型，即经济出现一个短暂的上行后，又转入第二次衰退。德国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Norbert Walter甚至抛出了一个三次U理论：德国经济在这一景气周期中要经历3次谷底。

经济学家对经济走向悲观态度的主要依据是主流宏观经济理论：1970年代凯因斯主义经济政策的失败证明，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仅能在短期起到一定的刺激作用，长期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经济基础数据，取决于企业创新和结构变革。因此，国家刺激计划一旦撤出，经济即面临第二次衰退，失业将大幅度增加。

经济学家凭借经济学理论和以往的经验或许能够预测到传统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走向。但是1990年代以来最主要的经济现象是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加入了世界经济循环。在1990年代以前，中国和印度都采用了国家集中计划的封闭性经济发展战略，国内经济的发展基本上与世界经济隔绝。当然中国从1980年代就开始了对外开放，但当时的经济对外开放还是有选择的，试验性的。真正意义上的全面开放是从1990年代开始的，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中国接受了世界贸易和投资的规则，更加深入地融入到世界经济循环中。经济对外开放是与市场经济转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国家集中计划经济发展战略的逻辑是为了尽快实现工业化，压制国内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部门，通过扭曲要素价格，将有限的资金集中到重工业和加工工业领域。由于进口先进机械设备是国家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出口则仅是为了为计划内的进口创汇，要服从进口的需要，因此高估本币就成为必然的政策选择。经济对外开放就是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充分利用国际分工来发展经济。这一进程使国内价格逐渐同世界市场价格联系在一起，从而使计划调节和外汇的行政管理成为多余。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则使经济全面开放（不仅中国经济走向世界，中国市场也向国外经济主体开放）和市场化成为不可逆转。对于占世界人口近三分之一的中印两国实行市场经济，加入世界经济循环，不仅对世界经济产生了冲击，其调整过程至今仍在继续。而且它对经济理论也必将产生深刻的影响。这里的问题是：虽然中国和印度已经是市场经济，但是标准的经济学理论能否解释和预测这样人口大国的经济增长？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两个大国的经济对于世界经济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中国目前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出口占世界出口的8.5%，2008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2%，如果中国能够在今年实现8%的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达到50%。中印两大国的经济走向如何将对世界是否能够尽快走出经济衰退的阴影影响巨大。

不可否认，中国经济的高对外依存度使中国经济无法摆脱世界经济衰退的影响。在这次经济危机中，中国由于资本项目尚未开放，中国银行的海外金融业务没有全面展开，故此受金融风暴的影响相对较小。但实体经济由于国际市场的萎缩受到的冲击仍然很大。2008年前11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仅4.9%，增幅比去年同期回落31.8%。2008年11月，中国进出口总额是-9%，而2007年11月时，这个数字是23.9%。出口的急剧下滑使沿海出口加工企业损失惨重，2000万农民工面临失业。为了应对经济下行和失业浪潮，中国中央政府迅速采取了总额达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表面上看，中国政府采取的举措同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没有什么区别。似乎可以用凯因斯主义的刺激需求的财政政策来解释。同时还有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来补充。由此，一些外国经济学家和一些受到经济学系统训练的国内经济学家开始对这样大规模的国家主导的景气计划表示担忧。他们认为，中国目前的主要问题是经济结构不合理，许多领域存在产能过剩。因此，政府大规模的投资会加剧产能过剩和经济不稳定。另外，在实体经济趋于饱和的情况下，企业利润低，当资金过于充裕时，大量的资金会转向房地产和股市，造成资产泡沫。今后一旦泡沫破裂，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将是长期的，90年代的日本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我以为，这种观点完全没有考虑到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的一些特殊因素。首先，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基础设施方面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特别是交通（尤其是铁路）、能源电力、公共服务、环境保护等领域。这些领域将使未来的经济发展有后劲。而不会出现日本那样的修了路，恐怕根本没有人使用的现象。其次，同以往历次中央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投资计划相比较，这次比较注意了民生问题。其实中国的工业产品的所谓过剩，只是相对过剩，是长期存在的收入问题的反映。由于在收入分配比例中劳动的收入偏低，广大工薪阶层，特别是农民工没有钱消费，内需比例仅占国内产值的36%（发达国家一般超过60%，印度为50%）。 如果建立起覆盖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国人能够相对无后顾之忧，13亿人的购买力将是无比巨大的。更不用说一些家用电器和汽车等产品的更新换代需求。由此说来，对目前饱受诟病的大城市和二线城市的高房价也不必大惊小怪。其实从很大程度上这是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对住房这样的基本需要刚性需求的反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投机总是存在。从根本上说，抑制房价的最佳方法是提高住房用地和住宅面积的供给。美国的次贷危机和日本1980年代末的房地产泡沫主要是银行出了问题。中国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很高，经营稳健。因此，如果现在就从货币政策上对银行贷款进行抑制，会动摇刚刚站稳脚步的经济增长的基础。另外，从国内和国际的环境看，出现较高通货膨胀的可能性较小。再次，对于这次政府的投资计划只考虑短期的“保增长”，而没有考虑长期的“调结构”的批评恐怕有失偏颇。实际上，政府的投资计划中有相当的一部分用到促进企业自主创新和技术改造方面。最近中央政府还出台了十大产业振兴计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20条等措施。当然，调结构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

总而言之，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运作是现代经济学一个富有挑战性的课题。凯因斯主义需求管理与供给学派之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与经济稳定关系之争对我们都有极大的启发性。但是在实行我们的经济政策时，一定要结合我国的实际，对症下药。

2009年1月19日出版的美国《新闻周刊》在一篇标题：为什么中国正常运作？的评论中这样写道：“中国是今年唯一一个可能取得亮丽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因为它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惯常打破经济教科书每一个原则的国家。” 现在看来，这话是有道理的。中国今年的GDP增长“保八”已经没有悬念，我们需要这样一个较高的增长率。尽管在现行的经济学教科书中还找不到一个对此完整的、令人信服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