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化三基”中的“化”应该是“城市化”
――在2009年湖南省经济学会年会上的讲演
▲廖进中
各位专家，各位领导：
很高兴得到有志院长、茂松会长的盛情邀约，能与大家齐聚在省社科院，参加《2009年湖南省经济学会年会暨湖南“十二五”期间经济发展战略研讨会》。我今天发言的主题是：《“一化三基”中的“化”应该是“城市化”》。为什么要讲这么个主题？因为“一化三基”是湖南省近年来经济发展的战略口号和施政纲要，我认为，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把它进一步辨析透彻，对湖南“十二五”期间乃至更长期间的经济发展，可能有些参考意义。
“一化三基”，按照我们省内权威的标准解释和媒体的天量宣传，是有它特定内涵的。所谓“一化”，是指新型工业化，简言之，即为工业化。所谓“三基”，是指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基础工作。我一直觉得，把“一化”定义为“工业化”过于牵强，“三基”没错，但“一化”有误。虽然，“一化三基”战略近些年对湖南的发展，尤其是“长珠潭”的超常规发展，起到了有目共睹的推动，但现在已越来越难以发挥对现实的指导功能了。我对它的质疑主要在以下三点：
第一，语言逻辑上的同义反复。“工业”与“产业”，在英语中，都是“Industry”，而“工业化”与“产业化”都是“Industrialization”，“基础产业”，乃至“基础设施”，本身就是“工业”，或者说是“工业”的一部分，如果把“一化”定义为“工业化”，那就是同义反复！是在自己说明自己，是工业概念的封闭循环。当然，同义反复有“语言上的同义反复”和“逻辑上的同义反复”之别，作为一个战略口号，语言上的同义反复，其实没有必要，而逻辑上的同义反复则是有伤决策者之大雅。更盛者，有些报刊文献还说什么“推进‘一化三基’，必须以新型工业化为第一推动力”，那就更是思路不清，用新型工业化推动新型工业化，是不是想要工业化扯着自己的头发升上天？
相反，如果把“一化”中的“工业化”改换为“城市化”，组成新的“一化三基”，用“城市化”拉动“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基础工作”，那就名正言顺了：基础设施是为城市生产和生活正常运行提供公共条件的设施；基础产业是在城市工业体系中处于供给地位的产业；基础工作是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环境、提供保障的工作，更是城市化的应有之义。
当然，不能说我们以前没有搞城市化，“长珠潭”城市群建设不是热火朝天吗？2008年，我们不是还专门召开过全省的城市化工作会议？但我的研究认为，在“一化三基”的基本战略下，我们原来的城市化是以工业化带动城市化的“被动城市化”，而不是以城市化带动工业化的“主动城市化”。“主动城市化”与“被动城市化”有什么不同？我发现，起码它们对“基础工作”的内涵要求就大不相同，有一个“以人为本”与“以物为本”的前提差别，比如城市拆迁问题，城市管理问题，房地产问题等，都与此息息相关。
第二，发展路径上的系统混乱。我们经常说，研究经济发展战略，要有系统工程的思想，我不知道《系统工程》杂志作为今天会议的承办单位之一是否也是出于这种理念？系统工程是系统科学的实际应用，它是以整体性为特征的一种关联研究。用系统思想研究经济战略，其要害在于，要从整体的高度来看待各个关键点，要抓“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主要矛盾。不然，就是“系统工程不系统”的系统混乱了。
在现代经济的战略研究中，学术界的共识是要抓“三化”――城市化、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即使人们在每一“化”前面加上“新型”二字，仍然改变不了它的本质。在这“三化”组成的战略系统中，谁应该是系统的起始点？谁最能统筹全局？谁是主要矛盾？谁是第一推动力？理论界从来就是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在座诸位可能也差不多，有人说是“城市化”，更有人说是“工业化”。今天是公历
为什么是“城市化”？这里只讲几条简单的理由：其一是，城市化是工业化的载体，是工业化之“巢”。我到处呐喊，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要“筑巢去引凤”，而不是“等凤来筑巢”，要用城市化托起工业化，这一点对于我们工业基础薄弱、经济发展刚进入快车道的湖南尤其重要；其二是，我们现在是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而不是工业化落后于城市化。这又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不过，在我看来，此问题的答案，只要想想“农民工”这个名词即可！改革开放以来，2亿多农民兄弟进了城，进城干什么？还不是搞工业化，而且是把中国搞成“世界工厂”了，但他们的身份还是“农民”，不是“市民”，准确地说，是城市与乡村夹缝间的“两栖”公民，这难道不是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的最好说明？其三是，城市化可以统帅工业化和农业产业化。城市化的集聚效应能够更好地推进第二产业，特别是第三产业的发展，促进“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发挥”新型工业化的实现，能加速农业人口大国的农村劳动力和农村人口的大量转移，可以更好更快地促进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现代化以彻底解决粮食安全、新农村建设和“三农”问题。
有人总想不清白，总觉得若无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的支撑，就难有城市持续的、健康的发展，这对大城市，应该是有些道理，但对中小城镇，就很难服人，中小城镇难道也一定非要工业化不可？如果是这样，那为什么有“商业名城”“文化名城”“旅游名城”之类的概念？具体地说，湘西凤凰县城难道不是文化城？邵东廉桥镇难道不是药材城？难道那些滥采滥伐国家资源的城镇化，也是可持续的、健康的？再想远一点，在工业革命之前的时代，难道全世界就没有城市？那时的城市就不能叫城市？
好多的朋友总是在发问，没有工业化的支撑，农民进城干什么？我的回答是：几亿农民已经进了城，他们不是早有工作了吗？他们不是像我在06年为省第九次党代会献计献策的文章中说过的那样，已经辛辛苦苦为城市化建设、为城市人民的幸福生活而工作了吗？那我们为什么还不加速城市化来接纳他们？其实，城市化本身，就是一个大量增加工作岗位的过程，城市和农村的最大差别，就是城市的工作机会更多，城市化可以为外来人口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创业空间。我们不能总是在过分强调从发达国家引进来的“城市病”概念，而太忽视我们自己真正的农业人口过多所引起的“农村病”问题.。
第三，战略实施上的滞后时代。正是在以工业化为发展系统起始点的“被动城市化”战略，使得我省的城市化率至今很低，资料显示，2008年我国城市化率达到45.70％，湖南为42.15％，相差3.55个百分点。如果从省内区域结构看，湖南的城市化率极不平衡，14个市州中城镇化率超过全省平均水平的只有长沙、湘潭、株洲、岳阳、衡阳5市，其他9个市州城镇化率均不到40%，最低的邵阳市仅为29.85%，比平均水平低12.3个百分点，不足长沙市61.25%的一半。湖南外出农民工多达1400万，其中背井离乡到省外城市就业的近80%，即使在国际金融危机下，“农民工返乡创业”、承接产业转移的也少之又少，这是不是湖南的城市化率低的有力证明？“中国工人”――农民工群体，被美国《时代》周刊遴选为2009年年度人物，那记者随机抓拍的照片上的农民工都是来自湖南，特别是我的家乡――邵阳的农民工，这到底说明了什么？
为了应对此次国际金融危机而引发的外需萎缩的巨大冲击，国家的基本措施是依靠4万亿的巨大投资，为国内GDP增速“保8”和带动全球走出危机阴影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但我们必须清醒看到，这种巨大投资所形成的基础设施和产能，如果没有消化它的需求对象，就会形成大规模的产能过剩和基础设施浪费。比如，我每次从潭邵高速公路回邵阳，或者再从邵阳去怀化，过了娄底段以后，就只看到稀稀落落的少量车辆在奔跑，而且，这种现象在湖南的许多高速公路上，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那怎么样才能提高现有产能和基础设施的利用率？国内外的研究表明，出路只有一条：打破城乡失衡这一中国最根本的结构失衡，用城市化所产生的巨大需求去消化工业化所创造的巨大供给。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最大的亮点，就是旗帜鲜明地强调“城市化”，将它作为“调结构，促消费”的“牛鼻子”提出来了，城市化是实现一切转型的基本途径、有效途径，是扩大内需，实现由投资、出口主导向消费主导转变的关键。而如果我们继续沿用原来的“一化三基”战略，我们就会滞后时代发展的要求和国家前进的步伐。
我们要在“十二五”期间乃至更长期间的经济发展规划中，推动全省城市化的协调发展，用城市化推进所形成的各类商品交换集散地而产生出来的人流、物流，提高“铁公机”等基础设施和工业产能的利用效率。我们要从发展战略中体现出，湖南是全省人民的湖南，湖南不只是“长株潭”，也不只是“3＋5”城市群。把“长株潭”打造为湖南经济的增长极，无可厚非，但我们一定要明确，增长极若不能辐射腹地，引发不同层次、不同规模城镇化的发展，若没有中间城市的承接吸纳，那增长极本身最后也会衰落的。
几个月前，我在邵阳的一次后发赶超座谈会上说过，城市化最为落后的邵阳现在是“老婆不爱你，儿女嫌弃你，别人欺侮你”，会后细细想来，其实是应该还要加一条“父母不疼你”的，为什么？除了希望它社会“稳定”，我们什么时候真正想过邵阳的发展以跟上全省前进的步伐？我们什么时候考虑了加快邵阳的城市建设以适应“长株潭”的承接能力？就经济学类学会的学术研讨而言，我们又什么时候邀请过、通知过邵阳方面的同仁们来开过会？
概而言之，“一化三基”战略中的“一化”，如果过去把它定义为“工业化”，是“不无道理”，那么，现在再不与时俱进地改变为“城市化”，那就“很无道理”了！这就像我上半年在《“两型社会”与“弯道超车”》中呼吁的那样，如果不是特指在赛车场上的竞争，如果不是在“低碳经济”和“两型社会”理念下的增长方式转换，那我们“弯道超车”说法就必会是贻笑大方的。
我已超过大会规定的嘉宾发言时间了，以上言论，如有冒犯，请专家和领导们体谅和批评！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