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人在强国博客上的博客，因近来加上“登录”后，怎么也打不开，无法发表博文，只好重新注册了一个博客，接下来发表文章。
抗日风云(二)
王先金 编著
第二章 下山谈判叶挺被扣
蜜蜂洞里项英遇难 (2)
叶将军神秘的手杖
叶挺被迫下山谈判
叶挺军长有一支手杖，平时总是随身携带，可谓形影不离。这支手杖约二尺多长，抓柄是椭圆形的铜环，上面刻有德文；下端是一根钢管，钢管套有不锈圈皮，着地处有一钢塞。
关于叶挺军长的这支手杖有许多传说，颇具神秘色彩。有的说，手杖里藏着一柄长剑；有的说，里面装有自动手枪。对于这种种猜测和臆断，叶挺总是笑而不答。
原来叶挺的这支手杖，是他十年流亡期间一位德国军事家所赠。这确不是一支平常的手杖，铜质的椭圆形抓柄可以分开，平时当手杖，在野外或战场站累了，扳开活动柄往地上一插，可以当凳子坐。叶挺军长个子大，魁梧英俊，坐时两腿叉开，呈三足鼎立，十分威武。这支手杖同时还是一件兵器，拉开铜环上弹簧，会自动跳出一个栓，拧掉钢塞，即是一支左轮单打步枪。 叶挺拿着手杖
叶军长下令分路突围。饶漱石打扮得象个道人，穿着长衫，胡须留得很长，跟着部队一起突围 。次日拂晓，他们才到达接近大坑王的鼓形山顶。
鼓形山，山陡林密，杂草丛生，地形很好，大家决定在这里休息。叶挺将他的手杖柄上的螺丝一拧，手杖柄便成了一块凳面，手杖的下半部分成了两条凳腿。他从容地坐在上面，背靠在路边的一块大石头上，大家都围拢了过来。这时，山下均被敌人占领，道路也被敌人封锁。
现在叶挺军长将手杖扔下万丈深渊，表现了他视死如归的决心。
1月14日，天快亮了，山下的敌军五十二师突然向山上喊话：“新四军别打了，我们给你们准备了饭菜，你们可以派代表来谈判......”新四军的同志知道这是敌人的欺骗，根本不支理睬他们。可是，军政治部敌工部长林植夫却首先提出要与敌人谈判。项英、周子昆在旁边一言不发。叶挺气愤地说：“遇到这种情况，你们还去谈判?不是把自己往老虎嘴里送吗?敌人能睬你吗?”
新四军指战员浴血苦战八昼夜，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约少部分人分散突出重围外，其余分别被打散、被俘或牺牲了。
敌人在山下喊了三四次话后，林植夫自己下山去了。结果被敌人扣留。敌人见山上没有动静，机枪响了起来，子弹嗖嗖地朝他们站的地方射来。这时，项英和周子昆等人到密林里隐蔽起来了。叶挺平时就很严肃认真，缄默寡言。这时，叶挺的脸色比平时更严峻了，他坐立不安。突然出人意外地往山下走去，原来是饶漱石迫使他下山去和敌人谈判，饶漱石对叶挺说：“你下山去谈判，这是党的决定！”叶挺说：“党的决定，我服从。”叶挺下山后，即被国民党军队扣留起来。
叶挺下山谈判被扣之后，国民党军队漫山遍野搜寻叶挺的手杖，却一直未见踪影。
为了挽救自己的部属，叶挺想到了以身赎命的办法。他致信蒋介石，提出“恳准判挺以死刑，而将所部被俘干部不论党籍何属，概于释放，复其自由”。
蒋介石接到信后，仰天大笑：“希夷很是可爱，天真得像个孩子。这是政治问题，与人格没有关系。
蜜蜂洞里项英遇难
叶挺下山后，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人也不知到哪里去了。
第三天黎明时，在赵家佬后面的山沟里，谢忠良等人又和项英、周子昆等人会合了。其中还有副官刘厚总，警卫排长李德和以及项英的警卫员夏终兴、郑德胜，周子昆的警卫员黄诚。据袁国平的警卫员陈阿金说，1月12日晚，袁国平已在大王山南边山脚下牺牲了。
项英见了谢忠良等人，他拉着谢忠良的手说：“新四军这次失败，我是要负主要责任的，把你们搞成这个样子。”周子昆插话说：“我也有责任。”项英又说：“将来到延安后，我会向中央检查自己的错误的，不管指责我是什么主义，我都接受。”当晚他们找到了老百姓，三天以来第一次吃上了饭菜。
会合后的第三天，项英决定成立临时支部。他亲自指定李志高为临时书记，谢忠良为副书记，并说：“在隐蔽过程中，一切行动要以支部为核心。”
接着又会合了一些新四军被打散的人员，共有四十多人了。他们在那里隐蔽了四五十天。 项 英
随后，项英、周子昆及军部的一些同志又转移到丕岭，在内覃仓附近的深山老林里又隐藏了一二十天。不久，他们迁移到内覃仓东面的田坑里(地名)，项英高兴地说：“把胡明找来(胡明是皖南特委负责人之一)，他有电台，可以同陈毅同志取得联系，陈毅再与中央联系。这样我们的关系又打通了!”
项英又说：“我们现在又有了这么多人，这里群众又这么好，我们还有枪。这样，很快又可以发展一个营到两个营。比我们在赣南打游击时的条件强多了，还有那么多老战士可以当干部。”
他们搬到了田坑里沟尾子上，这是大山沟的一条余沟，地形确实很好。山上有上下两个洞，项英决定搬进山洞。
两个山洞，相距大约六七十米。小洞在上，大洞在下。小洞可以住三四个人，洞口很隐蔽。大洞在小洞的悬崖下面，是个斜坡，容纳的人较多。项英开玩笑地对大家说：“下面是第一线，如发现情况，你们可以抵抗。我们住在上面，我如果走不动，刘厚总力气很大，枪法准，又打过游击，有经验，可以背我上山。”
刘厚总是军部副官处副官，黑粗大个，力气过人，枪法很准，深得项英的赏识。项英到哪里，总是刘厚总跟着，而他的最老的警卫员夏终兴反而被疏远了。项英、周子昆和刘厚总、黄诚四人住在上洞，其余二十多人住在下洞里。
一天中午，天气晴朗，项英脱了衣服晒太阳捉虱子，暴露了他身边保存的财款，有黄金、银元、钞票和首饰等。众人一直都不知道项英身上带有这么多经费。
到达田坑里的第三天，决定派刘厚总、刘奎、李德和、郑德四个人到内覃仓把事先托老百姓买好的粮食背回来，再买点菜和油、盐。要他们下半夜去，第二天晚上回来。
傍晚时分，下起了暴雨。雨越下越大，到了夜里依然风狂雨骤，电闪雷鸣。
项英等人住的山洞叫蜜蜂洞，在半山腰上，地势极为险峻。那个洞口很小，进去头都抬不起来。洞里只有项英、周子昆、刘厚总和黄诚四人。项英和周子昆对坐着下棋(用树枝和小石块做的土棋)。他们睡觉的床就是一块比较平的石头，靠近洞壁深处还不断滴下水来，只有一床破军毯是给项英和周子昆盖的。大概11点左右，黄诚说：“首长睡觉吧!”项英说：“小黄你先睡吧!”过了一会儿，洞里的小灯熄了，项英、周子昆和刘厚总也睡下了。他们躺下的位置由里到外，顺序是：黄诚、周子昆、项英、刘厚总。 项英牺牲处：泾县蜜蜂洞
拂晓前，刘厚总拔出枪来，“砰，砰”两枪，先把项英和周子昆打死了。警卫员黄诚被枪声警醒，忙往怀里掏枪，刘厚总用手电射着黄诚的脸，又连开两枪。
由于外面风声、雷声和雨声，下面山洞的人并没有听到枪声。
此事发生在1941年3月14日凌晨。
刘厚总以为黄诚已死了，就穿上大褂，把项英、周子昆身上的财物搜出来，揣进怀里，仍按白天原定的计划，下山去与李德和同志等四人去背粮。四人走到山脚下，看到两户人家，刘奎到一家老乡家里去打听前面有什么情况，其他三人在外面等候。这时，刘厚总说要上厕所，他就借着这个机会逃跑了。
天快亮时，项英的老警卫员夏终兴，照例地到上洞去看望首长。不一会儿，他就飞快地下来了，急切地说：“不好了，首长被打死了。”李志高和谢忠良等人忙跑到上洞，只见项英、周子昆倒在了血泊中。周子昆的警卫员黄诚右上臂和脖颈被打伤，满身是血，躺在地上。项英和周子昆身上的财物已被搜刮一空。
黄诚被叫醒了，当他知道叛徒打死了首长，自己又受了重伤，懊恼自己没有保护好首长，就哭着要刘奎赶快再给他补一枪，让他和首长死在一起。刘奎和同志们劝他：“小黄你受了重伤，我们不会丢掉你的，把你转移到老乡家里去，首长不幸牺牲了，刘厚总这个可恶的叛徒，他会带着敌人来的，我们得赶快转移。”
他们将项英和周子昆的尸体转移到另外一地方埋葬好，做上记号，等革命胜利后，再来移葬。谢忠良对在场的同志们说：“项英同志穿的是布鞋，容易腐烂，周子昆同志穿的是皮鞋，三、五年不会腐烂，等革命胜利后，我们就可来辨认了。”这样，他们就在两个山洞之间，靠近一块大石头下面，用原来向老百姓借来平整洞里地坪的锄头挖了两个坑。当时在场的有李志高、谢忠良、李元、何继生、工兵连副连长刘奎等人，谢忠良对大家说：“大家记住这个地方，将来我们这些人中间，总会有两个在的。一定可以找到这个地方。”这天黄昏，他们就向铜山转移了。
刘厚总叛变不是偶然的，1938年在耒阳收编他的游击队下山时，他对抗日的新形势产生过动摇，不愿上前线，并对整编后担任副营长极为不满。这次他杀害项英和周子昆是他平时动摇不满的恶性发展，也是他为了图财害命。
刘厚总叛变投敌后带人来找项英和周子昆的尸体，结果没有找到，他怕敌人不信任他，不敢再回到太平县国民党党部去，就投靠到旌德县国民党党部。后来隐藏到江西新余县。
全国解放后，1952年7月28日，新余县刚从部队下来的公安局副局长黄宜蕃，原是新四军周子昆副参谋长的警卫员，他在开展全城户口核对工作，认出了刘厚总，便带着公安员，突然将刘厚总所在的兴记盐铺包围，用枪口对准了刘厚总的胸口：“刘副官！别来无恙？！”
“啊！我不是刘副官，你们认错人了。”
“刘厚总！别装蒜了，你难道忘记了，我们在一起开过会，吃过饭哩！我就是黄宜蕃！”
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谭震林闻悉当年杀害项英等人的凶手落网，立即给江西省委书记打电话，要当地政府对叛徒刘厚总尽快处决，毋庸迟缓。
受伤的警卫员黄诚被安排在地下党员姜其贵家里养伤。伤好后他回到了部队。
袁国平突围时牺牲
袁国平时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新四军遭到国民党军有预谋的重兵围歼，形势非常危急，叶挺军长下令分散突围后，袁国平带了一部分战士突围。他动员部队：“皖南的新四军就像池塘里的龙，无用武之地，出去就活了。我们一定要冲出去。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因为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铁的新四军!如果有100发子弹，要用99发射向敌人，1发留给自己，决不做俘虏!”
袁国平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率领部队奋起自卫，多次打退潮水般涌来的敌军。突围中，他带领一支小部队从重围中杀开一条血路冲了出来。此时，袁国平已身中4弹，伤势严重，昏倒在地。待他醒过来后，他对守卫在身边的战士们说：“你们走你们的，赶快突围出去，不要管我了!”
战士们在卫士连副连长李甫的带领下，轮流背着袁国平，连夜继续突围。天大亮时，他们赶到章家渡口。大家跳进冰冷的河水里，用手托着袁国平的身体，抬着河。这时，他们被敌人发现了。敌军密集的子弹向他们射来。好几个战士中弹倒在河里，剩下的战士冒着生命危险继续抬他过河。
上岸后，战士们发现袁国平因流血过多，脸色苍白，眼神凝滞。袁国平吃力地睁开眼睛，看了看围在身边的战士们，用微弱的声音断断续续地说：“不要管我了，多出去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替我向党汇报……”战士们感动得流下了热泪。此时，谁也没有注意到袁国平已摸出别在腰间的勃朗宁手枪，对准自己的头部扣响了扳机。最终袁国平实现了“1 发留给自己，决不做俘虏!”的誓言。他牺牲时年仅35岁。
苏军顾问受蒙骗
1939年初，驻重庆的苏联军事顾问团按照中苏两国秘密签署的协议，向一些战区和国民党空军、炮兵、后勤等部门派出军事顾问，协助抗日作战。派驻第三战区总部的有两人：一为日里耶波夫大校，一为舒金上校。三战区顾祝同在屯溪城内为两位苏军顾问安排了一处临街的旧式宅院为住所，并派一个班保护（实为监视）优礼有加。两位顾问每星期都参加顾祝同或其助手主持的军事会议。他们与总部参谋处长岳星明、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等人混得挺熟，对顾祝同处处躲着日军，一直消极抗日的做法早有不满，却又施加不了影响。两位苏军顾问也明白顾祝同一伙是处处提防他俩的，两人行事遂也只是应场景而已。
1940年秋，舒金上校被调往三十二集团军驻宁国河沥溪的总部。按规定，日里耶波夫和舒金每星期都要用自备的军用电台，向重庆苏联军事顾问团发电报，报告情况，保持联系。电文内容严格保密，三战区总部无权检查。当时，国民党军方尚不能破译苏方密码。
三十二集团军原先驻扎于江西临川一线，与占领南昌的日寇对峙。蒋介石为暗算皖南新四军，特调战斗力较强的三十二集团军进入皖南山区部署。司令官上官云相为了保密，回避与舒金上校会面，只让参谋处长武之芬棻出面应付。舒金对二十三集团军和三十二集团军各师的部署变动一再提出疑问，都被上官云相、武之芬等人以假话应付过去，送给舒金上校作参考的部队部署图居然也是假的。武之棻对部下说过：“苏联顾问是共产主义国家派在国军中的坐探，若叫他知道国军打共产党新四军，于我们很不利，你我要共同负担责任。”顾祝同、岳星明等对在屯溪的日里耶波夫大校也严加保密。
屯溪地区的中共组织已对皖南国民党军队频繁调动有所警觉，怀疑顾祝同的三战区有可能会出兵袭击坚持抗日作战的新四军。曾先后密派二位搞情报的同志去泾县茂林向军部通风报信。但二人均在半途即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受到酷刑拷打。这两位同志坚贞不屈，结果被军统头目张超下令活埋。中共地下党曾想联系苏军顾问，但没能成功。在顾祝同授意下，国民党的一些官员天天盛宴宴请“指导国军抗战，劳苦功高”的日里耶波夫大校及电台报务员等人。屯溪的国民党官员们几乎包下了小上海酒楼，美酒佳肴，日日不断，还花钱找来漂亮女子陪酒伴舞。住在河沥溪镇上三十二集团军总部的舒金也受到类似的特殊“礼遇”。
这样，直到皖南事变发生，苏军两顾问还被蒙在鼓里。
1941年1月10日，重庆苏军顾问团团长崔可夫得到西方新闻通讯社发的消息甚为震惊，急电三战区首席顾问日里耶波夫询问，接着又询问了舒金，都回电说不知道。这样，他俩以失职被调回重庆受到顾问团负责人潘新斯将军的严厉训斥，不久就被送回苏联。
舒金回国后受到了严厉处分，被送上了军事法庭，受到审判，追究他在中国玩忽职守的责任，一辈子完了。日里耶波夫回国后的日子也不会好过。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崔可夫（1900-1982）在来华之前就已经是一个中将集团军司令员。1940年崔可夫来华之前面见斯大林，接受了赴华的特殊使命。
1940年12月，崔可夫带了一份厚礼150架战斗机、100架轰炸机、300门大炮、500辆吉斯5型卡车以及其他一批相关的装备和备件，到达中国。然而，重庆迎接他的却是皖南事变，中国爆发内战是苏联和其他西方国家不愿意看到的。对苏联而言，如果中国发生内战，将破坏苏联利用中国来牵制日本的战略目标。因此，苏联与其他西方国家一起对国民党政府施加了强大的外交压力。 崔 可 夫
崔可夫在会见国防部长何应钦时问道：“是否在和新四军的冲突中使用了我国提供的武器？”接着崔可夫还拜访了包括白崇禧在内的国民党官员，表达了苏联的严重不满和关切。同时苏联方面还同周恩来和叶剑英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进行了接触，劝说与国民党妥协。
皖南事变带来的冲击刚刚结束不久，1941年4月3日，苏联和日本签署了《是日苏中立条约》。这是日苏双方数年的艰苦接触和谈判的结果，条约有助于日苏关系稳定，对避免苏联两线作战有一定的影响。另外，条约也帮助了日本对中国施加压力，并为其“南进”政策的实施扫清了道路。
1941年初，一架日本海军的飞机坠毁在广东境风。飞机上有关日本军队在东南亚布防和军事实施修建的重要文件被中国所缴获。为了得到这份文件，崔可夫亲自拜访了蒋介石，并且最终在条约签署前几天，将这份重要的情报摄影复印件用飞机送往苏联。
《日苏中立条约》的签署对中国的抗战产生了重大的冲击。条约严重损害了中国对蒙古和东北的主权。日本外相松冈说：“在冷却中苏关系这一点上，中立条约对我有利。”
1941年4月，日军发动了中条山会战。
苏联方面也努力地将冲击降到最低点，通过各种渠道对中国表示不会影响中苏关系。崔可夫这时候也在中国到处与神经高度紧张的各方面接触，为条约一事努力“消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