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风云(二)
王先金 编著
第二章 下山谈判叶挺被扣
蜜蜂洞里项英遇难 (3)
政治上全面大反攻
1941年1月17日夜，陕北延安雪花纷飞。
在陕北的中共中央部分政治局委员、陕甘宁地区中央局部分成员还有八路军总部的一些首长们聚集在一起。
没有欢声，也没有笑声。毛泽东闷坐着一支接一支地抽烟。
由于皖南事变的消息传来，气氛是凝重的，人们心中都非常悲愤。
“主席，”参谋小李报告说，“今天蒋介石在南京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布通令，宣布新四军为‘叛军’，撤消该军番号，并将军长叶挺交军法审判，通缉副军长项英。这就是蒋介石的‘通令’。”
“念吧。”毛泽东头也没有抬。
小李参谋念道：
“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自上月以来，在江南地区，集中全军，扰乱战局，阴谋不轨，已非一日。本月自泾县潜向南移，竟于四日胆敢明目进攻前方抗日军阵地，危害民族，为敌作伥，丧心病狂，莫此为甚。我前方被袭各部队，对此不测之叛变，若不忍痛还击，不仅前线各军之将士无以自卫，而且整个抗战之国策亦被其破坏无余。瞻望前途，痛愤无巳。为应付危急，伸张纲纪，不得不为紧急处置。关于该军叛变全部阴谋，业至元（十三）日将会获该军参谋处长供词，电陈钧鉴，兹已将新编第四军全部解散，编遣完毕，该军军长叶挺于当地就地擒获。该军副军长项英潜逃未获，正在饬部严缉归案。”
“无耻！”李卓然拍案而起。
小李顿了一下，又继续念道：
“该新编第四军抗命叛变，逆迹昭彰，若不严行惩处，何以完成国民革命抗战之使命，着将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番号即予撤消，该军军长叶挺着即革职，交军法审判，依法惩处副军长项英着即通令各军严缉归案讯办。”
任弼时愤愤地说：“蒋介石是个十足的流氓，无赖！”
朱德谴责道：“老蒋破坏抗日，不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是民族的罪人！”
毛泽东仍在闷头抽烟。
“今天，国民党军委发言人发表‘谈话’声称：‘新编第四军遭受处分为其违反军纪，不遵调遣，且袭击前方抗日各部队实行叛变之结果......’。‘谈话’还引用了新四军原参谋处长叛徒赵凌波的所谓‘供词’。‘供词’说什么：‘叶挺等奉命开动时，即决意不遵令北调，早已定谋，赴苏南，先盘踞金坛、丹阳、句容、郎溪、溧阳等县，扩充东南政治分局，加强机构，便于在短期内，掌握京沪杭建立根据地。’......还说‘叶项等微（五日）辰分发各电，婉转陈词，故作缓兵之计，且佯示无意寻衅，以便嫁祸国民’等词。”
毛泽东一扔烟头站了起来，来回踱着步。
一直不语的高岗（陕甘宁辖区中央局书记）突然站起来大吼：“蒋介石消灭了我们的一个军部，杀了我们9000人，这是多么触目惊心的血腥屠杀呀这是马日事变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重演！国共合作已经完全破裂了，我们要反击国民党！”
朱德说：“蒋介石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反动命令和发言人的‘谈话’，事实上已把新四军的‘罪状’归结为六大件：一曰新四军违抗命令不受调遣；二曰新四军北移路线不遵令行动；三曰新四军移动时间不遵令执行；四曰‘藉端要索’；五曰‘袭击友军’；六曰‘在江南建立根据地’。蒋介石国民党说得振振有词，那么事实真的到底又是怎么样呢？”
毛泽东转过身来，平静而又十分坚定地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在十五日我已致电周恩来、叶剑英准备在政治上、军事上全面反攻。蒋介石一切仁义道德都是鬼话，顾祝同已宣称：‘新四军在各地之办事处、通讯处、留守处、仓库、修械所及一切非法组织一律封闭，武装解除，人员扣留。’蒋介石反共是很坚决的哟。我们要准备一切力量粉碎其进攻。”
说到这里，毛泽东端直茶杯喝了一口水，清了清嗓子继续说：“我们是必须制裁反动派，反击顽固派的，但我们要站在严格的自卫立场上，任何党员都不许超过自卫原则。蒋介石既有抗战的一面，又有反共的一面；在反共方面也有两面性，即既有对中共实行高压政策和军事进攻的一面，又有不愿在根本上破裂国共合作的一面。我党方针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打对打，以拉对拉。对他不愿在根本上破裂国共合作的一面，采取联合政策；对他动摇和反共的一面，采取斗争和孤立的政策。但是斗争必须是有理、有利、有节，三者缺一，就要吃亏。”
这是对国民党极精辟的分析之后提出的极高明的斗争策略。
还在1939年6月，国民党第二十七团军杨森部在蒋介石的密令下，制造了令人发指的平江血案，枪杀了新四军湖南平江留守处少校参谋涂正坤、吴渊，活埋了中共湘鄂赣特委书记罗梓铭等人时，毛泽东就代表中共中央书写挽联：
顽固分子，罪不容诛，挟成见，作内奸，专以残害爱国英雄为能事。
共产党员，应该警惕，既坚决，又灵活，乃是对付民族败类之方针。
在延安体育场万人追悼大会上，毛泽东发表了悲壮的演说：“必须制裁反动派”。
“皖南新四军军部被歼这是蒋介石杀我们的一刀，这一刀杀得很深。许多人看了这种情形，都非常气愤，就以为抗日没有了，国民党都是坏人，都应该反对。我们必须指出，气愤是完全正当的，哪有看这种情形而不气愤的呢？但是抗日仍然是有的，国民党里也不都是坏人。对于各部分的国民党人，应当采取不同的政策。对于那些丧尽天良的坏蛋，对于那些敢于攻打进步军队、进步团体、进步人员的人，我们是决不能容忍的，是必定要还击的，是决不能让步的，因为这类坏蛋，已经丧尽天良，当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的时候，他们还闹摩擦、闹分裂。不管他们心里怎样想，他们是在实际上帮助了日本人和汪精卫，或者有些人本来就是暗藏的汉奸。对于这些人，如果不加以惩罚，我们就要犯错误，就是纵容汉奸卖国贼，就是不忠于民族抗战，就是不忠于祖国，就是纵容坏蛋来破坏统一战线，就是违背了党的政策。”
毛泽东停了下来，所有人的眼光都集中在毛泽东的身上。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毛泽东吸引了。
毛泽东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又说：“但是这种给投降派和反共顽固派以打击的政策，全是为了坚持抗日，全是为了保护抗日统一战线。因此，我们对于那些忠心抗日的人，对于一切非投降派、非反共顽固派的人们，对于这样的国民党员，是表示好意的，是团结他们的，是尊重他们的，是愿意和他们长期合作以便把国家弄好的。谁不这样做，他也就违背了党的政策。”
李卓然听得入了神，问道：“为什么呢？”
毛泽东一手撑腰，一手拿烟：“事理纷繁，重在主要矛盾。”接着他以《三国演义》刘备、关羽、诸葛亮等人的事例，讲解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
听着毛泽东口若悬河般的宏论，李卓然、高岗等无不顿开茅塞，面露欣喜之色。
毛泽东继续分析说：“中日民族矛盾和国内阶级矛盾这两大矛盾中，中日民族矛盾仍然是基本的，国内阶级矛盾依然处在从属的地位。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这一事实，起着决定一切的作用。只要中日矛盾继续尖锐地存在，即使地主大资产阶级全部地叛变，也决不能造成1927年的形势，重演四一二事变和马日事变。”
高岗默默地低下了头。他的细微动作被毛泽东发现了。
毛泽东笑了笑：“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是应该的，必要的，但千万不要忘记了践踏我们国土，屠杀我们人民的日本帝国主义，如果国共两党大规模内战，那可真是‘鹬蚌相争，渔人得利’罗！”
吱呀一声门开了，一股寒风灌了进来。随着寒风进来的是王稼祥，衣服上撒满了雪花，一副急匆匆的样子。
“主席，刘少奇同志来电。他建议主要在政治上对国民党进行反攻。电报说‘华中同志对于中央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准备作全面的大反攻，于义愤之余，亦有立即举行反攻之主张，然根据各方面情况，平心静气一想，却认为全国局面，国民党未投降，仍继续抗战，对共产党仍不敢分裂，且怕影响对苏联的关系。在此时，我党不宜借皖南事件与国民党分裂，何应钦下令只说严防我军报复，未说藉此在全国乘机进攻我军。目前华中我军占领地区很大，兵力不够，仍不能巩固。皖东北敌伪猖獗，已全部成游击区，原来巩固地区均已丧失；淮海区亦不能支持；盐阜区土匪亦蜂起；黄桥已被敌占；淮安亦有被占的可能；我们部队尚须休整补充。故从华中来看，能在半年，一年之内不发生大的战斗，肃清土匪，巩固现有地区，对我为有利’。”
“讲得好哇。”毛泽东说：“我们能在军事上向蒋介石实行反攻，大概有下列几着棋：一是打韩德勤、沈鸿烈；二是华中主力集中，经雪枫地区过新黄河出击；三是陕北部队向西南大道出击；四是华北部队向河南或绥远出击；五是全国各地党都实行武装起义。除此以外就只有个别小军事反攻了。”毛泽东停了停，又说：“上述各着，均无胜利把握，亦无大利可图，且系进攻性质，对人民对部队对统战朋友均无充分理由。”
王稼祥接着汇报：“确实，据各方面消息：国民党左派如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陈友仁等对蒋介石的这次举动，深感不满和义愤。致电蒋介石，要求释放叶挺将军；国民党当权派中也有不少人对蒋介石的此等举措不满。冯玉祥大骂何应钦，说何搞阴谋。冯玉祥说：‘新四军抗战有功，妇孺皆知，此次被政府消灭，政府方面实没有方法挽回人民的信任。’于右任也愤慨地说何应钦骗了他。孙科则表示忧虑。与我党谈判的国民党代表张冲，表示无办法，没脸见人。指挥25万军队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屡次向八路军代表表示不愿意打内战，不满意蒋介石，愿意推动时局好转，但他又劝我党不要迫蒋太甚，要适可而止，否则蒋会降日。”
汇报到这里，王稼祥打住了。他喝了口热开水，然后一抹嘴巴，接着说：“各地实力派如山西阎锡山、榆林邓宝珊、高双成，绥远的傅作义，宁夏的马鸿逵，在山西抗战的陕西派孙慰如，在河南、湖北抗战的受冯玉祥影响的老西北军，四川的潘文华、刘文辉各部，云南的龙云，广西的余汉谋，在这次国共争斗中都站到了中间位置。胡宗南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是很卖劲的，这次也是中间派。”
“至于各小党派，他们对我党同情，对蒋介石国民党愤慨。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职教社负责人黄炎培说：‘不论事情经过之是非，当局如此处置绝对错误；上海教育社、地方协会、基督教派也表示愤慨。’他们说：‘皖南事变不单是国共两党问题，而且是民众与反动势力斗争问题。’”
“蒋介石自以为了不得，这下可成了‘孤家寡人’了吧。”朱德风趣地插了一句。
毛泽东很高兴，他说：“是呀，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这是有道理的。蒋介石冒天下之大不韪进攻新四军，岂能不败？”
“稼祥同志，”毛泽东接下去说，“少奇同志分析有道理。我们在全国主要是实行政治上全面大反攻，但在军事上要作好粉碎蒋介石进攻的充分准备。当然，在军事上除个别地区外，以暂时不实行反攻为妥。大家看这样好不好？对蒋介石的严重斗争，首先要统一全党对皖南事变的认识，中共中央应向全党发出如下指示：
在各抗日根据地内经各地刊物、报纸、会议、群众大会，对于国民党亲日派顽固派同谋歼灭皖南新四军的行动，提出严正抗议，并提出下列口号：
一、立即释放叶军长，释放一切被俘战士，抚恤伤亡，惩办祸首！
二、立刻停止华中20万大军前进剿共，反对内战，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前线国民党军同八路军新四军团结起来，枪口一致对日！
三、立刻停止陕甘宁边区周围的碉堡线，把一万万元的碉堡建筑费，用于国防建设上去，用到改善人民生活上去！
四、取消一党专政，改革政治机构，实行民主政治，召集真正代表民意的国民大会。释放张学良、杨虎城、马寅初以及一切抗日救国的政治犯。保障言论、集会、出版的自由！
五、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驱逐亲日派头子何应钦！
李卓然参谋在唰唰地记录着。
毛泽东继续说：
“在宣传鼓动工作中，应无情地揭露国民党当局自抗战以来对人民，对革命分子肆意压迫与屠杀，对日寇汉奸则消极应付与宽容，有功者罚，有罪者赏等一切倒行逆施的黑暗的反动方面；指出只有改革政治机构，实行民主，才能使抗战坚持到最后胜利。
在大后方，应经过各种不使党的组织受到破坏的、侧面的、间接的方式，去动员舆论与群众，特别抓住物价高涨去激发人民的不满情绪，要求驱逐亲日派，改组国民政府，实行民主抗日。”
毛泽东待记录完毕后，又说：“明天，由稼祥同志组织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谈话，向全国全世界揭露皖南事变新四军被歼的真相。”
对于蒋介石国民党，毛泽东说：我们要向国民党政府严重抗议并提出下列各条：
第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
第二，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完全错了；
第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
第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担任新四军军长；
第五，交还新四军全部人枪；
第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
第七，撤退华中的“剿共”军；
第八，平毁西北封锁线；
第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
第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
第十一条，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
第十二条，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
另拟重建新四军军部。
毛泽东分析说：
上述各条要是国民党不能完全答复，华中我军决不再考虑北移之命令，新四军全部除叶挺、项英命令外，不听任何其他人的命令，并宣布国民党向我华中进攻，即认为国民党正式与我党破裂，我党即不顾一切，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反对国民党。以此威吓国民党不敢向我军进攻。以求得华中休整与巩固的时间。
毛泽东认为，如此，在政治上有利，在军事上稳健，可能使蒋介石在半年至一年内，不敢向我进攻。
最早提出军事上对蒋介石采取反攻措施的，是华中新四军政治委员刘少奇和代军长陈毅。刘、陈致电延安，建议山东八路军包围国民党沈鸿烈部，苏北新四军、八路军包围国民党韩德勤部。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复电刘少奇、陈毅表示同意他们的意见。毛、朱、王致电八路军、新四军各将领，宣布“中央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作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军，粉碎反共高潮。”
最早提出政治上全面反攻，军事上采取守势策略的，仍是刘少奇。1941年1月15日，刘少奇给延安发去一个长电报，认为国民党并未实行投降，仍在继续抗战，不敢对中共全面分裂，也没有乘机下令全面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在华中的中共军队因占领区大，战斗频繁，尚须休整，因此认为中共不宜因皖南事件与国民党分裂，提议“以在全国主要实行政治上全面大反攻，但在军事上除个别地区外，以暂时不实行反攻为妥”。
中共中央此后的做法，即采纳了刘少奇的建议。终于缓解了国共关系的严重危机，使第二次国共合作得以继续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