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福家教授曾经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一篇文章，题为《一流大学需要大楼、大师与“大爱”》（2002.09.17）。大家知道，清华大学原校长梅贻琦先生有一句名言，那就是：“大学者，非大楼也，大师之谓也。“杨福家教授的文章就从梅先生的名言开始。
杨教授写道：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是目前国内高教界的热门话题。当然，发展高等教育，创建一流大学，离不开必须的资金投入，但这仅仅是最起码的外因和基础，更重要的是营造一个有利于产生学术大师的良好的研究环境。纵观当今世界著名大学，哪里有好的研究传统，哪里有自由探索学术氛围，那里就会吸引住一流人才，自然也就成为科研成果源源不断的知识创新中心。特别是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顶尖人才的流动已经成为势不可当的全球性趋势，一流的创新人才已经成为决定一所大学学术水平的最关健性因素。”
杨教授还具体谈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他写道：
“普林斯顿大学，是去年名列美国榜首的世界顶尖大学（哈佛名列第二），她不仅有恬静的校园和优美大楼，更充满着大师和‘大爱’：她只有6 500名学生，不算大，又没有医学院，也不是综合性大学，但是她却培养了两位美国总统，又在诺贝尔奖100年的历史中培养出了24位获奖者.正是因为她的宽容和‘大爱’，安德鲁 . 怀尔斯教授才有可能九年不出一篇论文，埋头苦干、静心研究，解决了困扰世界数学界长达360余年的一大难题——费马大定理，最终获得历史上唯一的菲尔兹特别成就奖；她也允许患有精神病的天才数学家约翰 . 纳什静心地生活在校园内，并给予极大的关爱，终于使他在与疾病搏斗30年后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充分体现了人类应该具有的‘美丽心灵’。我想，这恐怕就是普林斯顿大学成为美国第一大学的真谛！”
我非常赞赏杨福家教授的见解。这不：就在杨福家教授的文章发表不久，普林斯顿大学的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教授，因为经济心理学的贡献，获得2002年度的经济学诺贝尔奖。就在我现在整理这个集子的时候，普林斯顿大学的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教授，因为在新贸易理论等多方面的贡献，获得2008年度的经济学诺贝尔奖。这样，只是在我比较关心的经济学领域里面，普林斯顿已经有四位学生和五位教授共八人获得获得诺贝尔奖。4加5等于8，是因为其中的小约翰。纳什，既是普林斯顿的学生，又是普林斯顿的先生。普林斯顿大学最大的诺贝尔奖桂冠学者群位于物理学系，一共十七人。
对于“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这个国内高教界目前的热门话题，杨教授的文章真是发人深省。据我所知，经常“名列美国榜首的世界顶尖大学”，首推普林斯顿大学，另外还应该有加州理工学院。有趣的是，这两所大学，都是学科门类并不齐全、迄今学生人数只有几千的“袖珍”的“贵族学校”。
同样位于美国普林斯顿的高等研究院，也是一个“袖珍型”的科学研究机构，在短短大半个世纪里面，做出了世界瞩目的贡献，和普林斯顿大学一起，让普林斯顿成为世界的学术圣地。
最近几年，国内读者听到普林斯顿的机会开始明显增加。听得越多，难免就越想进一步了解。人们的认识心理，表现出这样的规律。有感于此，作为一个有普林斯顿经历的学者，我愿意就自己的了解，把普林斯顿更好地介绍给读者。
爱因斯坦的后半生是在普林斯顿度过的。他曾经评说：
“现代教学方法如果没有完全扼杀人类神圣的好奇心，就已经可称奇迹。”
其实，爱因斯坦时代的人们，在这方面还是比我们幸运得多。想想我们从小学到大学十几年时间在拿不到八九十分就不得安宁的压力或恐惧下成长起来的一代，难道还不足以发人深省？
美国大数学家斯梅尔，是数学最高奖菲尔兹奖的获得者，他也曾经短期在普林斯顿工作。斯梅尔教授曾经满怀深情地回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学生时代。他写道：
“我和父母妹妹一家四口住在离弗林特（密歇根州的一个小城市）十英里的乡下地方。从小学到初中，每天我和妹妹步行一英里到一所只有一个房间的学校上课。我至今非常赞赏那所小小的学校：统共只有一位上过一两年大学的女教师，她教九个年级的学生，每个年级都有语文、数学、历史等课程。此外，女教师还兼管借还图书，还做看门，烧午饭等杂草。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得到了良好的教育。”
我想，这不仅仅是大科学家怀旧的回忆。
“人类神圣的好奇心”，实在是许多创造的契机。美国牛津大学的罗伯特 . 梅教授，是混沌理论的创始人之一。他为物理学博士，教授过应用数学，后来主要从事生物学和生态学的研究。同样是到南美洲的亚马孙河地区作生态学考察，他的同事在完成预定任务以后，就觉得大功告成了，但是梅教授却不放过在其他方面也有所发现的机会。考察生态环境的变化，人类活动的影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考察归来，梅教授把他对亚马孙河地区印第安人活动遗址的“顺便”的观察记录，作为这次考察的副产品，写了一篇《史前时期亚马孙河地区的印第安人》的人类学论文。同样作一次考察，兴趣广泛的人收获就大。同样做一个实验，兴趣广泛的人有可能捕捉住一些预想不到的“节外生枝”的意外现象。这常常是发现和发明的先导。科学史上，有许多这样的例子。事实上，在拙著《混沌与均衡纵横谈》（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再版,2008）里,我们就写了梅教授的这个学问故事。梅教授还是一个热情的科普作家，有时候一年会在英国《自然》杂志等普及刊物上发表上百篇科学普及的文章。
梅教授从一位很有实力的物理学家，转而成为世界著名的生态学家，这个转折也发生在普林斯顿。
爱因斯坦评论的教育已经过去了几乎一个世纪，斯梅尔的只有一位女教师的学校，也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我们现在的教育怎么样了？很值得大家深思。论考试，中国学生总是第一；论后来的研究和创造，我们可没有同样比例的第一。这是大家都看到的事实。
人口那么多，竞争那么厉害，到了现在，有些事情我们可以选择的余地的确很小。至少比起那些富裕而不拥挤的国家来说，是这个样子。那么，我们是不是就无所作为了呢？我看不见得。即使站在家长的位置，也并非无所作为。也许值得想想，为什么爱因斯坦那么看重“人类神圣的好奇心”。
我在《斯梅尔教授的青少年时代》（见拙著《游学北美》，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写过这样一个细节：若干年以后，当斯梅尔取得博士学位并开始显露才华时，父亲寄给他1959年11月15日《弗林特日报》的一条剪报，标题是“数学天才留给老师们深刻印象”，其中写道：“斯梅尔当年的生物学老师杰沃特形容斯梅尔是个用功的孩子，对生物学很感兴趣，老爱提问题。杰沃特说：“他不是那种只会吸收知识的学生，他对整个班级做出很大贡献。这并不是说同学们都只向他学，而是说他经常提出好的想法。’杰沃特还赞赏斯梅尔是个沉静和谦恭的学生，博得同学们的尊敬.”可是回想九年前斯梅尔高中毕业时，手册上老师的写法却“有点儿不同”。好在制度允许，那上面也记载着高中毕业生斯梅尔自己的一句话：“我有我自己的想法。我不附和任何人。”
珍惜人类的创造力，珍惜人类的好奇心，我们要多给一些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