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权异化”不破  “钓鱼执法”难止

　　本报主笔 刘长杰
　　

　　“钓鱼执法”是一周来最热的一个词。

　　先有上海司机孙中界断指以证清白，后有上海市政府首度就浦东涉嫌非法营运交通行政执法一事正式回应称，该市政府已明确要求浦东新区政府“迅速查明事实，并将调查结果及时公布于众”，“对于采用非正常执法取证手段的行为，一经查实，将严肃查处”。

　　正当人们以为事情就此暂告一段的时候，有关上海“钓鱼执法”的报道连续刊出。根据上海当地一位老司机则透露，“钓钩”执法在上海其实很普遍，“钓钩”与执法大队关系密切，达成的是“双赢”的利益链。

　　舆论哗然。一时间，评论者热烈讨论“钓鱼执法”的合法性和公正性，民间人士则大胆猜测：这些年来，上海范围内查获“黑车”有多少？罚款收入几多？获得奖励几成？发展“钓钩”几许？总之一句话，这其中藏匿了多少猫腻有待向公众做出交待。

　　探究至此，结论是显而易见的——即便此次上海市迅速查明了事实、公布结果并查处了当事人，但公众依然心中存疑问、口中有怨声。这是因为，《中国青年报》随后报道了这样的事实：在一份名为《闵行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2007－2008年度创建文明单位工作总结》中提到，两年时间里，该大队“查处非法营运车辆5000多辆”，“罚没款达到5000多万元”，“超额完成市总队和区建管局下达的预定指标任务”。而这仅仅是上海一个城区的“成绩”。

　　事实上，不惟交管部门，“钓鱼执法”在诸多行政执法部门均有表现，区别只在于应用的程度有所差别；不惟上海，“钓鱼执法”在全国普遍存在，并且这几年有愈演愈烈之势。而吸引行政执法部门不惜自作“诱饵”进行执法的动因，就是因为“钓鱼执法”背后巨大的利益链条。

　　我们认为，依法行政褪变成了预定指标，是公权力异化的典型体现，并且不排除这其中有公权腐败的现象伴生。

　　以“闵行数据”为例，平均一辆车一万元的罚款，这其中有多少个孙中界和张军？有多少个真实的非法营运者？有多少个无意识的上钩者或善良的助人者？不知道闵行区的交通行政部门执法时能否分得清，还是根本不想分得清。而依照法律，这些数据信息均需向公众公开。

　　我们认为，仅仅严肃查处孙中界一案，不过是避重就轻的一种补救措施而已；若想真正杜绝“钓鱼执法”现象的再次发生，必须建立起遏制公权力异化的制度，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支持孙中界一案中公众采取的监督行动。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曾明确指出：“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这既是中央对完善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提出的目标，也是各级权力机构依法行使公权力时须牢牢把握的第一准则。

　　***注：此为发表于20091020时代商报头版三经论坛评论的原文，发表时http://www.sdshang.com/MMM/P_Show.asp?ID=33396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