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15年，孙权率十万大军攻打合肥，守卫合肥的只有张辽、乐进、李典率领的七千人。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多谋善战的张辽，采取以攻为守的战略，趁吴方立足未稳之际，于当天夜晚，亲率勇士八百，突入吴营，打得吴军丢盔弃甲，胆战心惊，而后回城固守。孙权屡攻不下，只得撤军，途中，又遭张辽的伏击。孙权措手不及，狼狈逃窜，在部将的掩护下，纵马跃过西津桥（后称飞骑桥），夺路而逃。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如果内部不能通力合作，必败无疑。而这三个人“皆素不眭”，张辽有勇有谋，能统率大局，乐进稳健，李典贵儒雅。李、乐参加革命很早，对投降参加革命的张辽很不服气，搞得关系很紧张。在关键时刻，曹操派人送来一个木匣，上书“贼来乃发”，并在文书内对合肥的防御做了具体的安排：若孙权至，张、李二将军出征，乐将军守城。张辽看过文书，坚定地执行曹操的命令，表示定与来敌“决一死战”。李、乐被张辽的公直所感动，表示愿听指挥。后来大败吴军，差一点捉住孙权。从这一点安排上反映出曹操高超的用人艺术。后人评论此事：“守合肥之战，孤立无援，十分艰险。专任骁勇者出战会惹事被动，专任持重者将士气不足。让勇猛的张、李二将军奋兵突击，然后凭乐进的刚毅固守。这样的安排真是绝妙之极！”由此可见曹操的知人善任。一是了解张、李、乐三人不和，由自己出面三人比较能够接受；二是乐进守城是其长处，张、李在重要关头能够服从大局；三是曹操利用他们的性格取长补短，防止一人谈话大家附和。

　　曹操推行屯田制所以取得巨大成功，除了任用的枣祗、任峻等人发挥了重要作用外，还有一个叫国渊的人也做了大量工作。国渊，字子尼，是汉末经学大师郑玄的高足，曾避乱辽东，后来归魏为臣。他是魏国著名的政治大臣，功绩比得上枣祗、袁涣等人。初归曹氏时，主治屯田事宜，在任期间“屡陈损益，相土处民，计民置吏，明功课之法”，使“五年中仓廪丰实，百姓竞劝乐业”。当曹操征讨关中之时，以国渊为居府长史，统领留守都郡事务。其时田怠、苏伯于河间造反，事败后二人的余党被捕，按律皆应伏法受刑。但国渊认为这些人都不是首恶元凶，于是请求不必行刑。曹操听从其请，赖国渊而得以生存者足有千余人之多。曹操平定北方后，国渊被辟为“司空掾属”，主管屯田。国渊从实际出发，多次给曹操提建议，改进管理，官与民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受到了广大百姓的欢迎。国渊的业绩很突出，但不知什么原因，老是被人诽谤。曹操见了诽谤国渊的信，十分生气，坚决要把诽谤者查出来，并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国渊本人。国渊不但治国有方，而且，很有侦探素质，他发现那本书有很多的句子引自东汉张衡的《二京赋》，当时有本事能看懂《二京赋》的人不多。国渊就派遣使者招聘老师，并奖掖少年人拜这些人为师求学。在派出使者之前，国渊先接见他们，训以“学习而未有能及的你们听着，《二京赋》可说是博物之书，而世人多所忽略，以致能训研《二京赋》的人甚少，你们可以寻求能读此赋的人而向其求授业艺”。不久，使者们便找到了能读《二京赋》的人，于是向此人求学；又请此人写作手笺，再以之与之前的谤书作比较，发觉果然与投书人的笔迹相同。于是收押此人，再加勘问，终于得知事情的真相。国渊仔细揣摩信上的字迹和用语，采用招考学馆教师的手段，从试卷中顺藤摸瓜，终于挖出了诽谤者，使事实大白于天下。把诽谤信交给被诽谤人，请被诽谤人自己破案，充分显示了对被诽谤者的信任，国渊岂能不更加努力地工作？

　　张邈字孟卓，是曹操的好朋友。张邈这个人也是很有名气的，曾经被誉为“八厨”之一，也就是济公救民，不惜家财，全力救助他人的高士。曹操也是因为看他人品不错，两人成为好友。在大乱初期，曹操刺杀董卓失败，逃回家乡，招募了一些兵马，在讨伐董卓的时候，带着自己的兵马，投奔了张邈，成为张邈手下的校尉。在董卓撤离洛阳的时候，曹操率队追击，张邈还命自己的手下大将卫兹跟着曹操前往。曹操铩羽而归后，卫兹战死，曹操没好意思回张邈那里，而是去了袁绍那里。恰逢兖州的黑山黄巾军作乱，袁绍便让曹操前来东郡做郡守，同时帮他消灭黄巾军，正是这样，曹操才能发展起来。张邈是迂腐的好好先生，在皇帝的问题上，与袁绍意见不合。袁绍气得命曹操杀了张邈，曹操拒绝道：“孟卓，亲友也，是非当容之。今天下未定，不宜自相危也。”张邈比曹操还多疑，他想，“今天下未定”而不杀我，天下已定后会不会就可以杀了？兴平元年（194年），张邈听从其弟张超与陈宫的建议，叛曹操而迎吕布为兖州牧，脱离曹操联盟。张邈和陈宫都是曹操多年的故交，曹操在出兵的时候还对家眷说：“我若不还，往依孟卓。”魏种原是曹操的故旧好友，他的孝廉官职还是曹操推荐的，曹操兵败兖州后，树倒猢狲散，革命队伍中接二连三地出现投敌叛曹行为。曹操很大度，既不谴责，也不惩治这些叛徒的卑鄙行径，还自我安慰道：“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走吧走吧，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你们走了，总有人不走。”他对魏种的人格很有信心，他拍着胸脯打保票：“唯魏种不弃孤也！”结果发现，魏种用脚给他投了一票，气得曹操勃然大怒：“魏种，南不走越，北不走胡，不置汝也！”后来魏种被曹操的部队俘虏了，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魏种完蛋了，但曹操还是饶了他。曹操想了一下，说道：“算了算了，魏种毕竟是个人才，放了吧，该做什么官还做什么官，任命他去当河内太守。”还有一个毕谌，为州刺史的佐吏，也就是地方负责人的助理，他是曹操的部属，兵败张邈后，他的母亲、弟弟、妻子、儿女被张邈抓去作了人质。曹操对毕谌说，令堂大人在张邈那里，你还是到他那里去吧！毕谌跪下来，流着眼泪不住地磕头，再三表明自己并没有异心，感动得曹操号啕大哭，说想不到毕谌义薄云天。结果，当天晚上，毕谌连招呼都没打就投奔了张邈。后来，毕谌和魏种一样倒霉，也被曹操抓了俘虏，大家都认为他这回必死无疑。谁知曹操却说：尽孝的人能不尽忠吗？这正是我到处要找的人啊！不仅不治毕谌的罪，还让他到孔夫子的老家曲阜去做了鲁国相。这两件事，都记载在《三国志·武帝纪》正文，应该可信。曹操之所以放过他们，最主要原因是，自己已经够强大了，魏种、毕谌都是趋炎附势的小人物，对曹操的宏图伟业没有任何危害，杀掉他们，也不过是出口恶气而已，并没有什么好处；放了他们，反而能收买人心。

　　还有著名的“建安七子”之一陈琳，原来是袁绍手下，官渡之战开打前，袁绍先让他起草了一份讨伐曹操的战斗檄文。陈琳才华横溢，文笔犀利，大骂曹操祖宗三代，说祖父曹腾是“伤化虐民”的宦官，其父是“盗窃鼎司，倾覆重器”的奸臣，至于曹操，自然是“赘阉遗丑，本无懿德”之人。而且，还说：“历观载籍，无道之臣，贪残酷烈，于曹为甚！”檄文传至许都，曹操头痛的老毛病又犯了，正卧在床上养病，看见陈琳的战斗檄文，毛骨悚然，出了一身冷汗，竟然从床上一跃而起，头痛病一下子好了。嘿嘿，谁也想不到陈琳的文章竟然有医治头疼之功效，反正，曹操对陈琳骂自己的文章很满意。袁绍兵败后，陈琳被抓，曹操骂道：“你妈的，给袁绍作檄文我不怪你，骂我也合情合理；我爷爷、我父亲招你惹你啦，骂他们干什么？”陈琳吓得浑身哆嗦，答曰：“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耳。”曹操爱惜他的才能，让他掌管文书等事，遂成为曹操属下“建安七子”的重要成员。陈琳不似孔融的行为乖张、好作讽诵，有事没事去得罪曹操。陈琳自始至终都扮演着处处为主上考虑的角色，又一再强调自己人微言轻、身不由己的困境，从而苟全性命于乱世。他内心未必不痛苦，他的《饮马长城窟行》就饱含了忧国忧民的哀伤。但陈琳明白，他一介书生，没有一兵一卒，纵然做幕宾提意见，听不听也还在人主。曹操是聪明的，他知道，陈琳这样的文人并非存心和他过不去，当年写檄文骂他，是形势所逼，迫不得已。所谓各为其主，既然陈琳谋食于袁绍，那主公要他干活，理当尽心竭力。檄文就是这种情形下的产物。杀掉陈琳，虽没有什么明显的负面效应，却也无利可图，倒不如放他一马，为我所用。陈琳是难得的人才，又痛骂过曹操，现在居然在曹营感激涕零地干革命工作，不啻是一个绝妙的广告。曹操此举不仅为自己博得了好名声，且很能吸引读书人，可谓一箭双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