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以来﹐日本的御用文人找到已经没有人效法的武士的道德，披上神道的“忠于主君、尊敬祖先”、佛教的禅宗（主要是临济宗和曹洞宗）“平静、沉着、不畏死”、儒学五伦“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等神圣嫁妆，吹捧起吉田松荫这些人的“武家法规”安定社会的功能，作为日本的光荣传统并赋予其“国民道德”的地位。[1]今天我们听到的“武士道”，作为武士阶层（日语称作“侍”）的道德规范，如同欧洲中世纪出现的骑士精神，好像是基于一些美德如义、勇、仁、礼、诚、名誉、忠义、克己，只有通过履行这些美德，一个武士才能够保持其荣誉，丧失了荣誉的武士不得不进行切腹自杀。其实，这不同于在实际历史上存在并发挥过积极作用的出家武士的道德。后者一方面包括武士直接对主君(但不是天皇)的忠勤﹐同时也包括主君对离家单身赴京求职的武士的义务﹐武士与其主君的关系与其说是奴隶与奴隶主或农奴与封建领主那样的隶属关系﹐倒更象今天的职员与老板的契约关系。我们在文学﹑电影里只看到武士为主君卖命的描写﹐但很少人知道﹑关心那些计算恩赏的令状。武士的道德﹐说穿了﹐与今天的买卖关系的商业道德一样﹐决不是单向的“献身”精神。

　　例如﹐作为日本人心目中“忠臣”典型的赖朝家臣富山重忠﹐其出身是讨伐赖朝的平家的武士。与我们今天在美国看到的为了更高待遇“跳槽”的高级雇员的情形差不多。我记得在冈山县的一个古代城堡看到描述君主对他的武士们的道德﹕战斗失利了﹐他为了承担契约责任，用自杀求得胜方不虐待自己的武士。如果按照这样的武士道德﹐裕仁作为天皇的起码的道德选择是﹕自尽﹐如此也算是尽到了本分﹐何必装模作样去“感动”对自己操有生杀大权的战胜国将领呢﹗统治阶层为了维持他们的对民众的支配﹐早把我们所理解的“道德”二字从他们的词汇里取消了。

　　武士道把主从关系规定为无条件的献身的道德﹐就完全脱离了世俗生活中的武士道德﹐成为国家统治机构人为地制造出来的强迫民众为天皇献身的统治制度。[2]这种由皇家御用的“文化”传统越被强调为“国体的精华”﹑“万邦无比的日本精神”﹐就越严重地阻挠真正日本文化的进步。其实﹐在日本统治阶层在选择武士道之前﹐也曾试用过佛教的“镇护国家”机能(圣武天皇﹐741年)﹐与由个人修行达及正果的佛教本身并不相关。此“国家佛教”被后来兴起的净土宗改革(1224年)扬弃﹐日本统治阶层才找到神道的。这个“人造”神道﹐除了对天皇个体的崇拜﹐更是对以天皇为代表的统治制度的绝对盲目服从。

　　除了政治灌输外﹐日本统治阶层也很容易地在日本资本主义的形成阶段给它注入神道精神以支持财阀的形成。日本的财阀虽然在战后被占领军强制解散﹐但很快在大藏省﹑通商产业省的推动下重新合并﹐把中小企业编入其“系列”[3]之下﹐限制其不能参入正常的“自由竞争”。[4]美国人后来因为与日本贸易“摩擦”才注意到起因于这个日本“文化”的特征阻碍了美国商品进入日本市场﹐开始大加讨伐。美欧八、九十年代热衷于日本的研究，包括成为英文词汇的许多日语发音（如Bushido），都是源于对日本经济的恐惧和对日本历史的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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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899年12月，新渡户稻造用英文著书《武士道：日本人的精神》向西方介绍武士道精神。李登辉也于2003年用日文、2004年用中文著书宣扬“武士道”精神。

　　[2]家永三郎：《日本文化史》第四章「封建社会成长期的文化」﹐岩波新书367号﹐ 1959年。

　　[3] 日语“系列”一词的英文拼写keiretsu已经成为描述“日本式资本主义”的专用语。不过﹐日本的企业内部倒多用没有上下关系的group(集团)的片假名发音グループ来表示他们之间的关系。

　　[4]至今﹐以银行为首的日本企业系列的公司在每年新职员入社的仪式中都要去神社参拜。我1992年3月刚进入公司（日语“入社”）时也体验过这一场景。神道也是日本大型商务活动中的旧有的一种信用保证﹐背后必须有政府的“指导”。银行的高级管理职员多对神道很热心。

　　（转载于《美日同盟》第七章第一节第四小节http://www.lulu.com/content/69906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