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中央经济会议即将召开，会议将确定未来一年的政策总基调，并部署来年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及其他宏观调控政策。上周，本报专访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尹中卿，就上述政策可能的方向进行探讨。

　　经济结构性矛盾发生着变化

　　经济观察报：今年7月份，你曾讲到一揽子计划实施中存在八个热点问题。现在这些问题发生哪些变化？

　　尹中卿：过去一年来，为了应对经济危机，我们采取了“一揽子”计划和一系列的经济刺激措施，在短短三个季度之内，就把经济增长的速度拉了回来，但对造成此轮经济下滑的最根本因素改进并不大，目前有些矛盾和问题还在积累，主要表现为9个结构性矛盾：

　　第一个是过度投资与消费结构性矛盾。长期以来，我们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为了应对此次金融危机，我们把投资特别是政府公共投资作为拉动经济增长最主动、最直接、最快捷的手段，前三个季度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达到15.5万亿，同比增长33.4%，固定资产投资迅速转化为整个经济的增长速度，但也加强了产能过剩，同时为远期通胀埋下伏笔。

　　第二个是内需与出口结构性矛盾。2002年到2007年，我国外贸出口连续6年增速超过20%。最近几个月出口额下降，更多是出口价格下降导致，有些商品出口数量已经接近历史最高水平，这也导致国际贸易摩擦不断增多。中国如何平衡内需与出口关系、实现从出口大国向消费大国转变，是我们面临的一大问题。

　　第三个是发展方式结构性矛盾。我们这么长时间来基本上采取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的发展模式，这是以能矿资源的消耗、生态和环境破坏为代价换来的增长模式。

　　第四个是城乡结构性矛盾。目前一些地方城镇化是虚假的城镇化，每年城镇化增长一个百分点，但仍有大量农民工进城而不能够居住下来，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农村与城镇差距越来越大。

　　还有就是区域结构性矛盾、社会收入分配结构性矛盾、产业结构性矛盾、企业结构性矛盾和产品结构性矛盾。

　　在应对这轮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许多地方和部门仍把“保增长”当作唯一或最主要的任务，没把结构性改革放在应有位置，从而冲淡了对提高经济发展质量问题的重视，一些措施不仅没有解决甚至加剧了原来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和问题。如果这种经济增长的方式不改变，这种经济结构性矛盾不解决，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早晚都会下降。

　　经济结构性矛盾破解之道

　　经济观察报：高投资是结构性矛盾中最突出问题，也是引起广泛关注的问题,请问高投资会带来什么危害？

　　尹中卿：首先，高投资会带来较大的财政赤字。虽然今年前10个月财政收入情况不错，但实际上有很多内忧，中央财政一次性收入比较多，地方财政收入增长主要靠非税收入，短期内财政收支没问题，但长期是不可持续的。未来，我们支出是刚性的，但收入是有弹性的，实现收支平衡，只有发债一条路。今年全国有9500亿财政赤字，其中中央财政赤字7500亿，地方债券2000亿，明年财政赤字也有可能扩大到1万亿元。

　　第二是部分基础设施超前。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拉动投资最容易见效就有政府公共投资。最近我们到一些地方调研，发现一些地方投资结构不适合需要。基础设施可以搞好点，但不能超出经济发展能力，一些基础设施投资是根本收不回来的。

　　第三个是配套资金问题。一些地方特别是县级基本上是 “吃饭财政”，争取了很多项目，但根本没有能力配套。一些地方利用一个项目翻来覆去到上面争取资金，比如一个项目由八九个部委管，地方就会向各个部委分头要钱。

　　许多人担心，目前许多地方在建项目可能会出现半拉子工程。今年新增项目很多，70%多都是新开工的项目，如果明年投资收紧，可能会形成很多半拉子工程。

　　经济观察报：这些结构性问题如何解决？

　　尹中卿：长期以来，我们更愿意提经济结构调整，或者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未来我们不能老是在经济结构调整上兜圈子，必须把经济结构性改革提到日程上。

　　如何进行结构性改革？我认为中央提出了“扩内需、调结构、促改革、保增长、保稳定、保民生”一揽子计划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目标群”，是一个相互依存的“政策包”。具体政策选择要做加、减、乘、除混合运算。

　　首先，要科学做加法，更加注重科学地保增长，通过扩内需、稳出口、增就业，实现重质量有效益的总量扩张。其次，勇于做减法，更加注重推进结构调整、节能降耗减排，加快兼并重组和淘汰落后产能，压缩高消耗高污染产能，使经济回升建立在结构优化的基础之上。第三，要善于做乘法，要更加注重技术改造、科技创新、体制改革，努力提高产业技术水平、装备水平。第四，要敢于做除法，就是更加注重国民收入分配、统筹城乡和区域发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力度，切实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

　　经济观察报：你主张结构性改革重在扩大内需，但如何扩大内需每个人看法又都不一样。你的看法呢？

　　尹中卿：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内需扩不动。提升消费最大的难处一是增加居民就业，二是提高居民收入。

　　如果提高收入，首先，提高企业职工收入，落实集体协商工资制度，提高劳动者收入在一次分配中所占比重。其次，我们可以把农民土地产权盘活，保证农民的利益。第三，我们要把事业单位包括教师和医生绩效工资、公务员工资、其他公职人员工资往上调。第四，把大型垄断企业的超额利润拿出一部分来，增加低收入者的社会保障。

　　未来政策目标与政策预期

　　经济观察报：对于未来经济增长目标，你认为是否坚持“保八”的经济增长目标？

　　尹中卿：我们这些年经济增长率目标都是8%，明年我们一定还要保增长，目标可能还是8%。关键在于要提高“保八”的质量。目前有很多长期的问题仍没有解决，我认为我们经济增长率不要弄得太高，这样盘子就不会绷得太紧，才可能有时间比较从容地解决长期积累的一些结构性矛盾和问题。

　　经济观察报：今年政策基调在明年上半年之前会不会延续？

　　尹中卿：我估计政策基调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可能还是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但是具体内容肯定是有变。在第三季度评价经济形势，我就提到我们到底要走什么样的发展方式？我认为要从“反危机、保增长”过渡到转变符合科学发展观的经济平稳较快、长期协调可持续发展。

　　经济观察报：对具体政策有什么预期？

　　尹中卿：具体政策上，我认为可能还要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具体的措施上可能会增加有针对性、灵活性、适度微调、对政策进行充实和完善、全面地贯彻等表述。

　　现在经济是企稳回升了，但仍旧很不稳固。为了能够巩固信心，明年中央新增投资比今年还多，所以政策需要延续。

　　2008年我们提出适度宽松货币政策，这没有错，但“适度”本来是一个限定词，只是在一些地方和部门执行中没有被很好地把握。估计明年货币政策也应该是适度宽松，比较好应该是“积极审慎的金融货币政策”。

　　明年为了保证今年这些新增投资项目，估计新增信贷在5-8万亿之间，低于5万亿过不去明年的这个坎儿，高于8万亿将会给未来的流动性和通胀预期增加更大压力。我真希望广义货币增量(M2)能够降到20%以下。

　　今年一些新增贷款没有进入实体经济，而是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流入资本市场，还有一部分进入现在的国字号的大企业，影响到楼市、股市。希望中央把住房政策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进行研究。

　　还有，制定金融货币政策还要考虑看人民币汇率和海外热钱流入。现在海外热钱虎视眈眈，很多趋利性短期资本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国内，对这些资金一定要加强监测、加强监管。

　　经济观察报：未来宏观调控目标应该注意什么问题？

　　尹中卿：宏观政策的制定应该有超前性，也要有预见性，要让所有经济主体都能预见到。宏观调控执行上应该更强调工作精细化，不仅要控制总量，而且要深入到总量内部的结构；不仅要管前面，也要管后边，要有长远考虑。不能头疼医头、脚痛医脚；不能过了今天，不管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