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一个捣花泥的人
何鑫业
第一部 东山浮石
宣统三年，也就是1911年的春天，杭州大方伯的一条巷里，来了两位后来震惊中国文坛的情才巨擘。
他们，一个脸长，头大，戴金边眼镜；一个瘦弱，胆怯，着竹布长衫。
两人一律是丙申年生人，当时正是款款少年郎。
他们走进了近代教育家杭州知府林启开创于1899年的养正书塾。当时，这家书塾已叫府中学堂，是浙江省最早创办的普通中等学校。
他们，一个是后来蜚声中外的诗人，硖石人徐志摩；一个是后来在乱世中，以颓废醒世的作家、小说家，富阳人郁达夫。
这两位文坛巨星，在这1911年已充满辛亥革命情状的巷里，宿命地相遇相合了半年，然后各奔东西，各自创造了震撼世人的文字和非凡的谢世。
在此后郁达夫对徐志摩的回忆中，徐志摩是一位喜欢在幼年时，跟着家人在自家花园里采花自制香水的那种人。
每到春末夏初，“花园里全是花，他们家自已会做香水，就用花做。先把顶香的花一篮一篮地采下来，用一只大玻璃缸装上，盛满了，然后叫人拿一个玻璃槌子，慢慢地研捣着，把花捣成花泥……。一小瓶香水，要用几千朵鲜花才能做成。”
后来的事实证明，徐志摩的确是中国的文人中，最靠近花，也最与花有关联的人。
硖石有东西两山，东山又名沈山，西山又名紫薇山，市镇就夹在其间。
幼年的徐志摩，最喜欢做的，还有另外两件事，一件是去东山拣浮石，放到水中漂，一件是去西山折一茎沉苇，放到水里沉。
完了，缠着老仆人家麟问，是不是人活着，就是浮石，在世上随着水漂，到了死了，反而成了一茎沉苇，该浮的，却沉了下去？
人生，犹如该沉的石头，浮在水上；人生，又犹如该浮的芦苇，沉入水中，这成了此后徐志摩文字生涯的魂魄，思想的特点，这也成了后来徐志摩一生的写照。
一句儿时的戏言，总是不出所料地不小心成了自己一生的预言——这一切，都是在不被设计中说出的。
硖石，地处浙江海宁。
这是一个自明朝以来，有万般富庶，世代注重礼读的文儒之地。据陈从周《徐志摩年谱》说：“徐氏自周朝直到现在，代有名人。”曾祖太学生，祖父附贡生，父亲候选中书，可谓书香门第。
一个民族的泱泱大义（文化），有时候会和一个地域的文化局部，一个文化人物的兴起，产生关联——这便是徐志摩，也是更多浙江籍文化名人产生的土壤和根由。
1914年，徐志摩在校刊《友声》第二期上，发表文言论文《镭锭与地球之历史》，极尽遐想地论及了地球物质与天体宇宙的关系，注定了他是当时中国的文人中，少有的关心石头与芦苇命运胜过关心民众的作家、诗人。
1914年秋，徐志摩入北京大学预科学习。
1918年夏，徐父徐申如，以及徐的妻兄张君劢，为徐志摩办了一件大事——说服当时中国的大学者梁启超，收他为入门弟子。
在当时，梁启超的名气太大了，不知是事先说好，还是徐申如财大气粗，竟然为这次拜师，出了一千块银元作为贽礼。
这，在当时，几乎是一个大数目，可以让普通的殷富人家倾家荡产。但，对于徐申如来说，这，却是他一生的所有投资中，最值得，回报也最丰厚的一次——它由此奠定了徐志摩中西文化成因中的半壁江山——儒学的根基从此深扎于志摩的血肉之中。
1918年的下半年，徐志摩离开中国，先后就读于美国克拉克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1920年10月，因追随英国哲学家罗素，他放弃快要到手的博士学位，转赴伦敦，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在那里，徐志摩结识了林长民，林徽因父女，从此，命运之神，第一次搅乱了他的现世生活。
此时的徐志摩，已与发妻张幼仪结婚五年。
林徽因，原名徽音，福建闽候人。1904年6月10日生于杭州，1920年16岁时随父赴英并游历欧洲大陆，后入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学院和耶鲁大学戏剧学院学习，获学士学位。
是林徽因唤醒了，长存于徐志摩身体中的个体的灵肉之爱。一个灵魂中含前世宿命的异性的出现，就像基因的复制与激活，彻底颠覆了徐志摩的现世婚姻——
徐志摩自由与浪漫的爱情生涯，起始于林徽因，终结于陆小曼。
这不能不让人想起，他幼年时喜欢把花摘下，捣成花泥，自制香水的癖好。
这个把花捣成花泥的过程，在旁人看来，简直是在糟蹋花，而在徐志摩本人看来，则是爱花爱到极致的必须——
这便是徐志摩与现世生活，现世人，始终无法浸润、融洽、以至于格格不入的所在，这也正是构成他藏身诗歌与文字之中，讴歌与放唱自由灵魂的理由和力量。
1921年的春天，徐志摩因了一位叫狄更生的英国作家的介绍，以特别生资格进入剑桥大学皇家学院。同年，在梁启超创办的《改造》杂志第三卷上发表《安斯坦相对主义（物理界大革命）》一文，把他对浮石和芦苇的关心，一直延伸到对天体的关心。这是至今为止，世人对徐志摩不甚了解的他的生性禀赋的一部分。
安斯坦，就是爱因斯坦；相对主义，就是相对论。
1922年7月的一天，徐志摩冒着雨，前往伦敦彭德街第十号，拜访著名的英国小说家曼斯斐尔德。
曼斯斐尔德，“圣女般纯洁的面容，像一块印度最清澈的玉雕出来的眼睛，和软却又犀利地看着纷乱人世……。”
徐志摩从曼斯斐尔德身上，看到了高傲而贵族的文字的由来——一个与生俱来的精神的典范，来自于纯粹、完全、不被分析、易碎的美。
可以这样说，在徐志摩的留学生涯中，对他影响最大的两个人，一个是罗素，一个是曼斯斐尔德。罗素给了他思想的火花，曼斯斐尔德则给了他纯正的艺术感。
这一切，构成了徐志摩中西文化成因中的另一半壁江山——西学中的人格化力量开始进入他的思想与脉搏。
1927年，上海北新书局出版了徐志摩翻译的《英国曼斯斐尔德小说集》。他把自己对纯正艺术的理解，用翻译的方式，清淡地献给了国内的读者。
1921年10月，林徽因突然随父回国，不辞而别。
1922年3月，徐志摩与张幼仪签署离婚协议，并在《新浙江》报副刊《新朋友》上发表《徐志摩、张幼仪离婚通告》，以告天下。
1922年8月，徐志摩又一次放弃一年内便能拿到的博士学位，突然回国。
对于，这一次回国，照徐志摩自己的说法，“我这一生的周折，大都寻得出感情的线索”，那么，这一次的感情线索又是谁呢？
应该还是，林徽因。
林徽因和罗素，是两个因不同原因令徐志摩放弃博士学位的人，他们，是不是一个象征爱情，一个象征灵魂呢？
第二部 西山沉苇
徐志摩回国踏上上海码头的日子，当在1922年的10月15日。
自从林徽因回国后，他没有能够再见到她的片纸只字，更没能在迎候的人群中见到她。
这令他心灰意冷。
同时，这也使他想起，当“三岛丸”在夜过印度洋时，那晚，他突然觉得，这航海的船，普渡众生的船，不就是他幼年时喜欢玩的东山浮石吗？
四年的留学生涯，没有人能够让他忘却那个硖石小镇，人的无限惆怅，苦海无边，并没有因为离开家乡的水潭、小溪，进入浩淼无边的大洋，而变得欢快、通畅起来。
但，不得不承认，此时的徐志摩，他所感知的惆怅，已不是四年前出国时的惆怅，他的惆怅里既带有儿女情长的怨艾，又带有《安斯坦相对主义（物理界大革命）》中的对人类前途的担忧和莫名的困惑。
1922年12月，徐志摩应清华文学社的邀请，赴清华园讲演《艺术与人生》，此时的徐志摩：
“飘然而至，白白的面孔，长长的脸，鼻子很大，而下巴特长，……风神潇散，旁若无人”。
徐志摩贵族化的绅士作派和诗人的纯正气质，赢得了到场的学生的赞叹。
徐志摩登上讲台，从怀里取出一卷稿纸，在宣读之前，他说：“我的讲题是《艺术与人生》，我要按照牛津的方式，宣读我的讲稿。”接着他用英语读完了他的论稿，他说：
中国的艺术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衰败景象——没有艺术，是因为我们没有生活。
无休止地造就着杰出的庸才，这是中国教育的最大失败，也招致了真正人格的死亡。
徐志摩惊奇地发现，坐在前排的听众里面，竟然有一张亲切优美的脸——她就是林徽因。
发言结束后，林徽因却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可以这样说，林徽因是徐志摩幼年自制香水时结识的一朵花，这朵花诚然捣成泥，也仍然留在他的宿命里。
而，张幼仪，不得不说是他摘错的一朵花。他一边拒绝这朵花，一边体味着因离婚给张幼仪带来的伤痛。她的孤身一人，形单影只，全出于他把她从花茎上摘下的错。
生活的困境，感情的失落，细致无声地潜入他的诗歌和文字中——
期间，徐志摩一直象他幼年时捣花泥一般地，经营着他的文字，让这些文字，如香水一般，散发花的大悲后才有的香馥。
1923年1至3月份，徐志摩接连在《努力周报》、《时事新报》、《晨报副刊》发表诗文：
《希望的埋葬》，诗。
《北方的冬天是冬天》，诗。
《就使打破了头，也要保持我的灵魂的自由》，文。
《情死（liebstch）》，诗。
《一个不很重要的回想》，小说。
《教育中的自由》，译文。
《康桥再会吧》，诗。
……
1924年春季的一天，徐志摩在北京石虎胡同7号自己的住房门外，挂了块牌子，上面写了三个字：“新月社”。
此时，适逢191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文学泰斗泰戈尔即将来华，所有人都认为，这不过是为应泰戈尔《新月集》的景，匆忙出来跑个龙套，不久便会烟消云散的普通文学社团而已。
谁也没有料到，“新月社”这块小小的牌子，挂在一处可笑的墙上，却在后来兆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以特殊群体特殊风格为代表的新文化团体的诞生。其中，徐志摩代新月同人提出的“尊严与健康”文学人生命题，可以说，直接源于罗素和曼斯斐尔德。
这便是一个诗人成长中的文化的命脉的产生与由来。
1924年4月，泰戈尔访华，徐志摩担任翻泽。5月，北京学界为迎接泰戈尔，排练他的英语剧《齐德拉》。其间，徐志摩认识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陆小曼——浓重的现世生活，再次被一位孱弱女子颠覆。
当然，徐志摩也颠覆了陆小曼的少妇生活。
陆小曼，名眉，江苏常州人。1903年11月7日生于上海，1912年随母亲到北京，入法国圣心学堂读书，系当时的“京城名姝”。
这是徐志摩一生中，遇到的第三朵可以被捣成花泥，却绝不肯轻易成为别人香水的宿命的玫瑰。
1924年以后的诗文中，徐志摩表现出极度的柔肠百结和布尔乔亚式的对生命的无所适从，这不能不说与这位社交名媛有关，同时，也让他的诗文精神有别于同时代的别的诗人与作家。
这是延续了27年的“自制香水”的工程，不过，这时候的香水，是他的诗，是他的爱，不是花朵的尸体，花朵的泪。
捣碎的生活，只是花泥，
用“花泥”写就的文字，正是徐志摩与任何一位二十年代作家诗人，迥然有别的地方。
它既不同于戴望舒，又不同于朱湘。
1925年10月1日，徐志摩受好友之托，接编《晨报副刊》，以此，进入了他新文化活动的鼎盛时期。
他，先将刊名重新题字，由于新题字用的是隶书，而隶书中没有“刊”字，这样，《晨报副刊》就成了《晨报副镌》。
原先，《晨报副刊》的版式，是八开对折，八版竖式，折叠起来正好是一本薄薄的刊物。他，则将它改成了四开对折四版，用纸一样，版面却大了一倍。
10月1日，新的《晨报副刊》如期出刊，果然是一派崭新气象。
这第一期的《晨报副刊》中，有凌叔华的小说《中秋晚》，后面附了徐志摩的跋语。
在以后的一年间，《晨报副刊》的每篇文字后，都有附言或跋，有时候甚至附言和跋的字数大于正文的字数，因此有人说：
往常人们看到的报纸，只看到印出来的东西，怎么编的，是不太知道的。志摩编报，不光让你知道报纸是怎么编出来的，还让你知道他是怎么想的，甚至让你知道这些稿子是怎么来的。这就好比演戏，别人是只让观众看台上的戏，他却是台里台外，凡是可看的东西，全让观众看了。
这就是徐志摩，他的不谙世事的率真，他的文学孩子式的心，成就了他是个与别人不一般——又从这不一般中可看出情之素洁的人。
1926年1月11日，《晨报副刊》刊出刘大杰的小说《“余痕”之余》。小说写到一位T君——也就是当年的郁达夫，和作者一样的贫穷一样的衰病，就因为“在某地方发表了几句不趋附群众一类的真心话，”叫人在武汉被人赶跑了，老朋友落到这步田地，民众又如此“可恶”，徐志摩心里很是悲伤，特意又在文后加了附言。附言中有一句话，虽然引用的是王尔德的名言，却道出了他对于人生对于文学的实情：
“我有时相信悲哀是人间最大的真理”。
诗人的一时愤慨之言，不幸又成了自己一生的预言。
1931年11月19日上午八时，徐志摩乘济南号飞机从南京起飞，赴北京。十时十分抵徐州，飞抵济南附近党家庄上空触山，机毁遇难。
当时，第一时间赶到党家庄的，是在青岛教书的沈从文，他是新月社中离徐志摩出事地点最近的人。
沈从文在当时徐志摩“停灵的破庙”里，看到的一切，令所有熟悉他生活习性的人为之难受：
志摩先生已换上济南市面所能得到的一套上等寿衣，戴了顶瓜皮小帽，穿了件浅蓝色绸袍，外加个黑纱马褂，脚下是一双粉底黑色云头如意寿字鞋……。
志摩穿了这么一身与平时性情爱好全然不相称的衣服，独自静悄悄躺在小庙一角，令在场亲友忍不住热泪盈眶。
这是沈从文先生的文字，而，对于徐志摩自己来说，与其抗议那些乡民给他穿上这么一身不伦不类的衣裳，还不如说，他此刻已经跟他幼时喜欢的游戏融为一体的生命了——
他是西山的沉苇，是一茎该浮的植物的生命，却如石头一般地沉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