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刘醒龙长篇小说《天行者》

         韩春燕

 

英雄有的如山一般巍峨，有的象草一样坚韧，惊天动地是英雄壮举，水滴石穿也是一种伟大业绩。刘醒龙的长篇小说《天行者》将民办教师作为主人公，谱写了一曲献给民间英雄的悲情颂歌。

高高的界岭，意味偏僻贫穷，男苕女苕，则表示缺少开蒙，而山上那一排破旧的房子，那几个憔悴的教师，当然，还有那根旗杆，那面在山风中招展着的旗帜，却是界岭的希望，界岭的未来，是具有远见卓识的老村长留给界岭的文明火种。

小说写的是小小的界岭，我们看到的却是整个的中国乡村；小说塑造的是几个民办教师，我们发现的却是一代中国乡村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

刘醒龙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他的小说从来不是躲在角落里的自我哀怜，更不是对日常鸡毛蒜皮的细致摹写，他所关注的总是人在社会历史中的命运遭际，他的小说充满诗性，也充满感动，更有一种能直指人心的力量。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凤凰琴》就是这样一部中篇小说，《凤凰琴》的故事是辛酸的，当然更是悲壮的，作为续篇的《天行者》无疑延续了这种辛酸和悲壮。

刘醒龙在《天行者》中匠心独运，一架凤凰琴，两管竹笛，让整个界岭故事沉浸在悲凉的音乐声中，仿佛舞台上的一场配乐演出，庄严和神圣的旗帜就在这种悲凉的音乐里高高升起，猎猎飘扬。

而这琴声和笛音也赋予了小说舒缓的节奏和伏延不绝的草蛇灰线。

就在琴声笛音的伴奏下，在漫天大雪的飞舞中，每日上演的升旗仪式将一种冉冉升起袅袅不散叫做魂魄的东西具象在我们面前。

这种魂魄，也可以称作“毒”，让人染上就无法摆脱的“毒”。应该说，“界岭小学之毒”是这部长篇小说的灵魂。这是一种什么“毒”，为什么使接触他们的人都中毒甚深？那几个平凡甚至卑微的民办教师为什么会具有如此强大的人格魅力，不仅深入人心，甚至感天动地？

作者用疼痛的文字演绎了这种“界岭小学之毒”。“界岭小学之毒”不仅在小说中让中毒者不可救药，在小说外也让众多读者“走火入魔”。

小说的中心线索是“转正”，“转正”是界岭小学民办教师们最大的心结，甚至终生的追求，正如小说里所说：“界岭小学的那帮民办教师，少的干了十几年，多的干了二十几年，日日夜夜对转正的渴望，早已化为一种心情之癌，成了永远的不治之症。”而成为正式人民教师的渴望使他们的人生充满了悲剧属性。小说是在“转正”这一中心问题下，以界岭小学几个民办教师的言行影响即一波一波的精神辐射构成的。

据《教育大辞典》载，民办教师是指“中国中小学中不列入国家教员编制的教学人员。为农村普及小学教育补充师资不足的主要形式。除极少数在农村初中任教外，绝大部分集中在农村小学。一般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由学校或当地基层组织提名，行政主管部门选择推荐，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审查(包括文化考查批准，发给任用证书)。生活待遇上，除享受所在地同等劳动力工分报酬(1979年后享受‘责任田’外，另由国家按月发给现金补贴)。”

教师作为为人师表的公家人，无疑在界岭，甚至在中国广大的农村都具有某种神圣的意味，但教师前面一旦加上民办的前缀，就显得不那么堂皇，不那么令人崇敬了，因为这意味着这是不被国家承认的教师，意味着他们的知识水平不是很高，意味着他们的角色本质还是农民，就象现在的农民工，“工”字前的农民二字就决定了他们的身份。这些民办教师待遇很低，他们真正属于吃的是草挤出来是奶的一群。曾经，中国的广大农村学校都是由这些民办教师支撑着的，现在通过高考进城的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前期生人的全部农民子弟都曾经接受过民办教师的精神哺育。小说中，那个报社的王主任在文章里把民办教师称作“民族英雄”，其实一点都不过份。

民办教师是英雄，是一种悲情英雄。民办教师因其民办的身份，要受制于乡村权力，要在教学之余耕作于土地，同时，作为乡村知识分子，他们又是乡村中最早觉醒最具有公民意识的人。他们是乡村的启蒙者，也是乡村奇迹的参与者，甚至创造者。他们的付出，他们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对国家的贡献，是与他们所得的回报不相符的。

这些民办教师的生活很苦。小说中，界岭小学的几个民办教师的生活可以说苦不堪言。他们少得可怜的工资还要被拖欠，每年都要求爷爷告奶奶地向村里讨要，他们个人生活由于他们的职业身份也受到严重影响：余校长的生活一团糟，他是苦难的丈夫，孤独的鳏夫，辛劳的校长，还是一群孩子的老师和保姆。邓有米没有孩子，但生活上格外节俭，甚至苛刻，而他攒钱的目的就是为了送礼办转正。孙四海没有家庭，他多年的收入和痴爱都无怨无悔地给了那个叫王小兰的女人，王小兰却是别人的老婆。他们最美好的憧憬和最大的痛苦便是转正，他们日复一日地被转正折磨着。转正的意义正如孙四海所言“没有那张登记表，不能转为公办教师，我们的命就要贬值。”而明爱芬，这个十六岁就登上讲台的女民办教师，为了转正变成了废人，她奄奄一息的时候还在梦呓：“哪怕我死了，也要到阎王那里去转正”，最后死在能够转正的幸福里。

转正，在余校长他们这些民办教师那里是他们一生的理想和追求，转正意味着自己的最终被承认，意味着人生价值的得以实现。所以才会有张英才做出准备转正考试的样子时，他们那些可怜可悲的举动，张英才这次转正的恶作剧，让余校长为转正放下了尊严，使邓有米为转正被抓到了派出所，使孙四海为转正差点失去了亲生女儿，当我们看到这样的场景，心痛是必然的：“张英才早上起来，看见操场上到处都是焦黑的纸灰，他捡起一张没烧完的纸片一看，是中学课本。孙四海仍在旗杆下吹笛子，从笛孔里流出一点鲜艳的东西，滴在地上，变成一小块殷红。余校长坐在自己屋门口抽着烟。不远的山坡上，邓有米双手掩面，躺在枯草丛中。三个人都是一夜未眠。”

这样的场景，让我们觉得张英才那句“民办教师转正到底是鲤鱼跳龙门，还是阎王爷设下的鬼门关？”的疑问不无道理。

“其实民办教师的个人理想就这么丁点小：工资不论多少，只要能按时发；转正不论早晚，只要还有希望。”作者不仅写出了民办教师生活和精神的双重困窘，更揭示出了他们生存的极大悲剧性。

在写这些疼痛文字的时候，我们能够感觉到作者的心也是疼着的。

小说如果到此为止，只写出这些民办教师生存境遇的可悲可怜，这绝不是作者的本意，更不是事实的真相，民办教师们可怜甚至可悲的生存中，还有伟大，还有坚韧，还有道德和人性的光彩。

作者没有隐掉他们作为人的缺点和遗憾，作为普通人，他们会有欲望，有私心，比如邓有米自私，孙四海脾气不好，余校长老好人，他们曾经为转正勾心斗角过，曾经互相挑剔，互相指责。但作者并没有让他们身上的光彩埋没在这种普通和平凡之中。作者让我们感受到了他们的不普通不平凡，感受到了伟大和坚强，感受到了具有强大感染力的“界岭小学之毒”。

余校长家寄宿着二十几个学生，这些学生每个周末都要由界岭小学的三个民办教师走山路送回家，这些民办教师收入微薄，但他们为学生为办学却毫不吝啬，他们把自己微薄的收入拿出来，供应学生吃喝，帮助他们生活，甚至将田里还未成熟的粮食抵押出去给学校修校舍。学校是村里办的，也是民办教师自己办的，在界岭小学有很多事情是无法分清的，老师和农民无法分清，学生和自己的孩子无法分清，村里的教育投入和教师自己的投入无法分清……虽然他们渴望转正，但转正希望的渺茫，却并不影响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殚精竭虑尽职尽责地教书育人。

转正是他们一生最大的渴望，在转正这件事情上，这些民办教师除了让我们心酸心痛，还让我们深深地感动着。转正指标是珍贵的，常常一石激起千层浪，搅动所有人的心，但正是界岭小学的三次转正，让我们看到了这些民办教师的伟大和善良。

第一次，他们虽然都渴望转正，但最后一致同意将指标让给为转正已经生不如死的明爱芬，为的是她能走得安详，后来明爱芬在填表时幸福去世，他们又将这个指标给了外来的更年轻更有才华的民办教师张英才。

第二次，指标本来是给余校长的，但外来的校长助理蓝飞趁校长不在，私自填了转正表，用令人不齿的手段把自己转正了，这次蓝飞的行为激怒了邓有米和孙四海，是余校长用自己的胸襟平息了这场风波，他说：“将死之人都能让她好死，活着的人更应该让他好活。蓝老师的事虽然木已成舟，想要翻出那些脏东西，比如造假证明，以权谋私等，也不是什么难事，甚至完全可以翻盘。可翻盘以为怎么办？蓝老师连恋爱都没有谈过，就要背上这些脏东西，岂不是生不如死吗？”他们用自己的善良成全了这个年轻人。

最后一次是全部转正，但每人需购买工龄，工作时间越长需交纳的费用越多，他们在为终于能够集体转正而欢欣鼓舞时，遭遇了兜头浇下的冷水，除了邓有米，余校长和孙四海都拿不出钱来，他们的钱或花在学生身上了，或花在校舍修缮上了，或贴补亲人了，他们只能眼睁睁看着盼了一辈子的转正化为泡影。这个时候，一贯自私的邓有米表现出了他的情义，他不能撇下共同经历多年风雨的余校长和孙四海，不能忍受界岭小学的“刘关张”只有他一个人成为公办教师，为给那两个人交工龄费，他向承包校舍的工程队索要了两万元的回扣，最终被开除出教师队伍，导致了更大的悲剧。他们一年年盼望转正，却一次次与转正失之交臂，他们每一次的放弃，都彰显了他们的美好。

他们活得平凡甚至卑微，但他们的人格中有伟大，他们的心中有神圣，他们用这种平凡中的伟大和神圣教育界岭的孩子，用这种平凡中的伟大和神圣感染来过界岭小学的每个人，这种伟大和神圣包蕴在日常教学和生活的每一点每一滴里，它可以体现为付出和牺牲，也可以体现为宽容和善良，更可以体现为坚韧和顽强，这是界岭小学的精神，这种精神最后酿就了“界岭小学之毒”。

“界岭小学之毒”传染给了万站长，传染给了张英才，传染给了蓝飞，传染给了夏雪和骆雨，传染给了来过这里和没来过这里但了解这里的每一个人。

“界岭小学之毒”净化了人们的灵魂，强化了人们的爱心和责任。这些水平不高的民办教师，全身心投入到乡村教育中，他们有责任感使命感，他们不仅要实现界岭高考零的突破，还要播撒文明进步的种子，他们不仅把自己所有的知识传授给学生，还把所有的关怀和爱给了这些乡村的孩子。万站长曾对外甥张英才这样说：“难怪界岭小学得不到重视，原来是你不了解身边的人有多好。我当过民办教师，再转正成为公办教师，然后又当了教育方面的领导，所以我要对你说句肺腑之言，一般的老师，只可能将学生当学生，民办教师不一样，他们是土生土长的，总是将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成绩再差也是自己的亲骨肉！”

“界岭小学之毒”正在扩散，整部小说以界岭小学为核心，呈圈圈涟漪状，而这圈圈涟漪正是“界岭小学之毒”扩散的样貌，“界岭小学之毒”甚至扩散到了省城和全国。除了在界岭小学任教过的张英才、蓝飞和来界岭支教的夏雪、骆雨，还有省报王主任，省实验小学的汪校长，以及那些全国各地读到张英才那篇《大山·小学·国旗 》的读者，当然也有蓝小梅王小兰这些界岭和界岭周边的群众，有叶碧秋叶萌等界岭小学培养出来的学生，他们都深受“界岭小学之毒”的浸润。正因为对这些民办教师无私哺育的感恩，所以叶萌临辍学时说：“我会抽空学习，将来若是出息，一定要回学校给老师们磕头谢恩。”

“十年动乱，百废待兴，国力绵薄，一时之计，只能无奈地优先考虑核心城市，在荒芜的乡村，如果没有一大批民办教师勉力支撑二十年，乡村之荒漠将更加不堪设想！”这是省报王主任那篇没有发表出来的《没有丰功伟绩的民族英雄》的导语。其实，民办教师对乡村教育的勉力支撑岂只二十年的历史，他们确实是英雄，尽管没有丰功伟绩。

让我们记住这样的场景吧：“九月的山里，晨风又大又凉，这支小小队伍中，多数孩子只穿着背心短裤，黑瘦的小腿在风里簌簌抖动。大约是冷的缘故，孩子们唱国歌时格外用力，最用力的是余校长的儿子余志，国旗和太阳一道，从余校长的手臂上冉冉升起来后，孩子们才就地解散。”

从余校长手臂上冉冉升起的是红旗，是太阳，也是乡村的希望。

余校长们是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小人物，是普通得近于卑微的民办教师，但就是他们，用文明唤醒了乡村的愚昧，用心血哺育了乡村的未来。

他们是英雄，草样的英雄，在《天行者》中，作家刘醒龙怀着敬仰用疼痛的文字为这些英雄立碑。

我想起刚刚读到的另一部长篇小说《民办教师》，作者是辽宁七0后农民作家李铭，李铭的这部小说书写了父子两代民办教师的命运。看来，对民办教师这个群体，人们并没有忘记，丰碑刻在了人们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