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军事占领、市场占领到金融控制：强国对外积累财富的演进逻辑
刘建江 彭孟麒 唐志良
[摘要］如何通过非正常的手段获取他国财富，加速自身资本积累，是强国对外扩张的动力。从历史经验来看，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有不同的手段。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军事占领成为首选，二战后殖民体系的瓦解及经济规则的强化催生了市场占领策略，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控制成为主流策略。新世纪，军事手段又出现一定的回归。把握这一态势并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是中国应对他国竞争必须面对的课题。
[关键词］对外扩张、财富积累、军事占领、市场占领、金融控制
四、金融霸权、金融控制与强国对外扩张
军事占领和市场占领手段主要作用于实体经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金融市场借助于信息技术自成一个相对独立的主体，其运行越来越远离实体经济，成为一复杂的虚拟经济体，这虚拟经济体通过某种内在联系机制影响和控制实体经济。发达资本主义强国创造和控制了国际金融这一复杂虚拟经济体，它们在全球金融体系中拥有无可挑战的金融霸权，进而那些强国就可以以市场自由化为幌子，借助自己的强大实力威胁、诱逼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开放其金融领域，然后再利用自己强大的金融霸权来对弱国的经济进行控制和掠夺。
20世纪70年代末，以格拉斯为首的一批美国左派经济学家首先提出了“金融霸权”的概念。所谓金融霸权，是指以大银行家和大机构投资者为核心的金融寡头及其政治代表，通过控制经济活动施以重大影响并以此牟取暴利或实现其他政治、经济目的的一种社会关系。[i]金融霸权理论认为，金融霸权的权力主要在于：一是控制货币资本或其他信用工具；二是利用金融衍生商品；三是垄断金融业。
事实上，金融霸权已具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在冷战时期，两弹一星，亦即核子工程、宇航工程曾是世界强国争霸的战略领域。在冷战之后，特别是在世纪之交的今天，信息业与金融业则成为全球战略的基础。今天，世界上所有的经济发达国家，无不力图抢占现代金融的制高点。亨廷顿（2002）列举了西方文明控制世界的14个战略要点，其中第一条“控制国际银行系统”、第二条“控制全部硬通货”、第五条“掌握国际资本市场” ，这都与国际金融领域有着密切的关系[ii]。
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以“市场领土论”为指导，利用自由贸易原则，以经济进攻的方式不断侵吞美国市场。1985年广场会议后，日本趁日元升值之机加大了对美国资产收购的力度。从1986年到1991年，日本的海外投资达到了创记录高峰，5年之间总数高达近4000亿美元。在这一背景下，如何遏制日本的对外扩张，已成为美国的重要战略。既然市场手段对付不了日本，美国就开始寻找新的手段。于是，金融控制战略应运而生。
所谓的金融控制，是指发达国家通过本国金融资本的对外输出，参股或控股其他国家的金融机构，大量收购其他国家的金融资产财富，通过影响或控制一国金融命脉、进而间接影响或控制一国的经济政策，以获取超额财富的过程（刘建江，2006）[iii]。金融控制最先是由金融在国际关系中的独特地位发展而来，然后经历了金融霸权的发展阶段。丹尼斯·皮雷奇斯（1978）在其著作《世界经济政治学——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内容》中指出，“金融政策成为强权政治对外扩张的主要工具”。当然，反金融控制也开始受到重视，例如2007年我国学者曾提出要用抛售美元国债作武器还击美国对中国的金融战。
在我们看来，金融控制是金融霸权的进一步延伸，是强权对外扩张的实现手段。金融控制既是发达国家（主要是美国）控制发展中国家的手段，也是大国相互博弈的结果，体现了大国与大国之间的斗争。金融控制的程序与过程包括：
1．大力推行金融自由化
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金融自由化理论极力宣扬金融自由化的好处：自由化的金融政策可以有力推动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在肖（E．Shaw,1977）看来，金融深化可获得收入效应、储蓄效应、投资效应、就业效应和分配效应，而这些效应有助于一个国家摆脱贫困。受此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掀起了一轮金融自由化的浪潮，为强国实施金融控制提供了基础和条件。
2．操纵汇市，强迫他国货币升值
一个经济崛起的大国，必然面临本币升值压力。而在这些国家崛起的阶段，通常希望保持较为稳定的、相对低估的汇率，增强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扩大出口。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出口急剧增长，而美国则开始出现贸易逆差。对于日本产品逼人的气势，美国避其锋芒，从金融手段入手对付日本。
早在1985年，美国就联合其他发达国家，通过“广场协议”，强迫日元升值。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大幅度升值，日元汇率由1985年的平均1美元兑换238.54日元上升到1988年的128.15日元，1995年4月19日，日元升至79.75:1的高价。受此影响，日本国内泡沫经济破灭，经济陷入衰退，金融机构陷入困境。从国外的投资情况来看，日本在海外，尤其是在美国的资产亦大幅度缩水。
在麦金农、大野健一（1998）[iv]看来，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日本经济衰退，属于因日元升值而引起的衰退。而日元的大幅度升值，离不开美国的功劳。当前，鉴于中国的快速崛起，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又在谋划让人民币大幅度升值。2008年以来，受人民币持续升值与外汇储备持续增长的双重影响，有专家指出“中国每月损失4艘航母”。当然，这一估算并不准确，但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金融战就在我们身边。
3．强力推行美元化
美元化（dollarization）可以这样来理解，作为一种事实，它是指美元在世界各地已经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作为一种过程，它是指美元在美国境外的货币金融活动中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均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作为一种政策，它是指一国或一经济体的政府让美元逐步取代自己的货币并最终自动放弃货币或金融主权的行动（张宇燕，1999）[v]。由于全球美元化的存在，加之美国市场巨大的容纳能力，当前美国持续巨额逆差“出口”的美元又几乎通过资本与金融账户“进口”。例如1994-2004年，美国经常项目巨额逆差与其资本和金融项目的顺差大致相当，两相抵消，1994-2004年，美国有360.6亿美元的盈余，在1999-2004年间，美国有多达807亿美元的盈余。而且，在美元的“出与进”的过程之中，美国可以通过发行货币来缓解赤字，甚至要挟整个世界经济，获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刘建江、袁冬梅，2007）[vi]。
因此，通过操纵汇市与制造金融危机，强力推行美元化，美国通过巨额经常赤字输出美元，然后通过美元贬值又使输出的美元以低廉的价格重新回流，获取他国所创造的额外财富。
4．制造金融危机，抢占他国金融命脉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频频发生金融危机，这其中，尤其以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最为引人注目。而金融危机中的危机国，按照“华盛顿共识”，在接受苛刻条件被迫接触西方国家所主导的IMF所提供的贷款以渡过难关之时，自己的无形利益，尤其是金融命脉往往丧失。所谓“华盛顿共识”，主要指世界银行、IMF以及美国财政部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在指导拉美、东欧、东南亚等国处理金融危机及经济改革时，向各国政府推荐甚至强迫推行的一整套以全面自由化为特征的经济政策，其中心思想是尽力减少政府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让市场在经济生活中发挥主导作用。
在斯蒂格利茨看来，“华盛顿共识”只不过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位于华盛顿的三大机构IMF、WTO和世界银行与美国政府一起制定的政策主张。同意和接受这些政策主张，往往成为第三世界国家和任何发生危机的国家接受IMF贷款的必要条件。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的经验表明，“华盛顿共识”不过是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实施金融控制提供了舞台，是金融控制的工具。
5．实施金融控制
当发展中国家推行金融自由化或危机国接受所谓的“华盛顿共识”时，以美国为代表的大量资本迅速进入这些国家，大显收购兼并之能事。这些饱受危机的国家的经济复苏之日，也基本上是其经济被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控制之时。这一具体的过程可以参见如下图示：
对外资的渴求金融自由化外资进入 破坏资金平衡导致通货膨胀的压力提高利率外资进入房地产、证券市场（国际证券投资） 投机泡沫膨胀本币升值（即期），远期贬值投机时机成熟投机资本涌出 东亚各国“破产” 外国大肆收购并提供贷款（国际直接投资、国际银行贷款） 外国控制东亚金融市场 金融控制目的达到。
就财富的损失比例而言，吉川元忠（2000）指出，日本1990年金融战败的后果几乎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损失相当[vii]。反过来也可以说，美国通过对日本的金融控制获取了超额财富。事实上，这一战略离我们并不遥远。例如2007年中美经济战略对话来说，面对中国前副总理吴仪带去的巨大礼包（其中有380亿美元的采购单和200亿美元入市额度），美国财长保尔森不仅没有谢意，反倒警告中国“美国人民已经失去了耐心”，希望中国大幅度调整贸易顺差，开放本国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