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志平
老子对中国影响至深。这种影响力是一种源自祖宗文化记忆，依靠人脑基因传代，经过千秋百代积累而成的自发与自觉并存、有形与无形并存的文化影响力。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止和改变这种影响力。现代社会所能做到的，不是“鸵鸟政策”，把头埋进沙子里对其视而不见，而是采取积极态度，明示精华显示糟粕，使多数人能在自觉概念和自觉行为中理智地择善而从之。
在《道德经》中，老子所主张的自然顺变，含有主动无为和被动作为双重哲理。“树欲静而风不止”正是被动作为的客观理由，也是不怕矛盾激化的顺变哲理。过去，人们对老子的“无为”思想比较熟悉，忽略了他被动作为的朴素主张也同样早就成为中华民族记忆传代的文化基因，并对民族心的凝聚和召唤可在无形中起到正统、公平和正义的文化遗传作用。
古往今来，朴素辩证法不乏被动的智慧选择。比如“多行不义必自毙”，发现挽救不了只好纵其灭亡；“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井水不犯河水”；“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在中国老百姓判断是非的天平上，永远不可扭转的价值观是：面对双方冲突，总是给予被动一方同情和支持要多于另一方。这就是延续了数千年的一种公平感与正义感：当一方处于被动选择时，运用朴素辩证法应对现实，既是正当的也是合理的。
被动应对矛盾与冲突的合理性、正义性和必然性，是中国千古流传的公平之道，也就是老子所称的“天道”。更是国际社会可以认同的价值观。历史上，中共党员遭遇4·12屠杀后的被动作为就是选择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中国共产党创立之初未主张暴力革命，在遭到血腥清洗后被迫走上了反抗道路。中共革命史不是台湾学者和西方议员描述的“一部充满血腥和暴力的历史”，而是主动坚持民主革命、被迫领导了正义武装的民族解放史。
在老子眼里，自然顺变的两种正统，既是主动无为也是被动作为。而“无为”思想，是以追求功利为耻的哲学。老子无为思想的核心企愿，是担心强权一方滥用“为有为”而使天下不太平，即：一旦强权一方一味追求功利，势必引发各种社会矛盾，势必出现扰民和纷争。“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动而愈出”，是说：天地之间像不像个大风箱？……你越是努力风声越大，越显乱。当今，国际社会多数国家仍处在和平与发展主动有为和被动作为交织而成的复杂环境中，只有个别国家占有可主导地区或他国安全与不安全的强势地位。用老子的朴素辩证法判断，单边主义并不意味着光荣。占有国际地位的强势和强权，若是以霸权意识逞能，即使它暗中挑拨对立和争端，也将使道义和正义倾向被动一方。同理，拥有政府权力的一方，若是单纯以个人功利和政绩发展经济，也必须承担经济指标虚高、资产泡沫膨胀和财富分配不公的主要责任。
不过，老子朴素辩证法的双重哲理与《智慧论》崇尚的现代辩证法相比，显然存在历史缺陷。基于自然经济和科技低能时代诞生的朴素辩证法不能理解也不能包容“竞争出效率”的现代价值观。科学发展观是主动顺应客观规律的有为，天地之间就算是个大风箱，只要顺应自然风向有序推动，科学有为，风声就会和谐，动静就会平顺，竞争就会规范，矛盾就会良性互动。
因此认为，一个肩负人民利益且有科学发展观的执政集团，当其面对自己的主动领域考虑发展战略时，则应超越朴素辩证法以主动“有为”的现代辩证法来承担起主导社会矛盾良性互动、有序竞争的责任和义务，也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可主导领域自发陷入被动“二分”或诸侯纷争的社会运作体系。当然，上述道理只适用于自主领域，面对被他人挑拨和主导的国际领域，中国人仍然会崇尚老子被动作为的合理性、必然性、公平性和正义性。
现代社会是竞争的社会。“落后就要挨打”的哲理一再警告世人：国家的繁荣昌盛与和平安宁，均是以经济发展的健康有序为前提条件的。凡是冲突激烈、战火燃烧的国土，皆为经济贫困和利益格局陷入重重矛盾的国家。经济的有效增长，既源自主动有为的竞争效率也源自收入分配的公平合理。只有主动作为和不断作为的社会制度改革，才能在竞争中兼顾效率与公平，才能抑制贪腐和两极分化的纷乱，才能规范竞争效率、使财富增长可持续可长久。
如此分析，就不能不指出老子自然顺变的“无为”思想影响中国的弊端一面。数千年来，朴素自然观只强调像自然的水一样滋润民众、不扰民众、不与民争利的“无为”思想，却并未强调如何顺应民众的发展愿望和发展权利而有所作为，如：积极奖励民众的创造才能，高度重视社会制度改革，不断推进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这一切，在封建中国皆成“天方夜谭”。
正统的“无为”思想也是封建社会养尊处优的为官之道。它使官员阶层在曾经的漫长历史中，其所擅长的“作为”从来与经济效率、与改善民生、与生产力发展毫无关联。官场短一技必然就长一技，封建官员最擅长的就是源自宫闱、遍及官场、脱离经济基础、功在仕途利益的权谋争斗、政治较量和阶级对抗。历史上，多数天子王爷都不懂得在经济领域主导良性竞争的主动有为，可以避免多数被动作为的阶级斗争和战乱四起，偶有难得少见的那些主动有为和力主“变法”的有识之士，均未能摆脱车裂、砍头、流放和贬官的厄运。
在两千多年的官员谱中，大多数官所修成的“长技”均在仕途功利，不在经济效率。中国官民之间，被悠悠千载史册描述的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既想不到一块儿也尿不到一壶。我们从古代典籍中，可以频频数出表述“官兵一家”和“官匪一家”的文字，却很难找到一处表述“官民一家”的文字。历朝历代，也确有体恤民情、乐意安民的官，但其“作为”则是流产多，建树少。清朝有一大官，初任京城要职，途经民巷，发现满街臭水污坑，苍蝇扑面，于是下决心要治理，还百姓一个洁净之所。未料，打道回府不到数天，便偃旗息鼓。原来，彻底治理需要开挖下水道，把街面排污转入地下得花大量银子。官府的银两除非皇上赈灾和赏赐，基本与百姓无关，这位体恤民情的官只好不了了之。
数千年中国，官民非一家。但是，为什么发生在中华大地上“官民同心”的故事又绝非是神话呢？我们再回到我国传统文化上。
老子自然顺变的哲理是双重的，主动无为的另一面正是被动作为。被动作为的自然观历经祖宗们的大脑记忆传代和千秋百代的熏染，培育和浇注了中华民族一个共同的行为准则。笔者把这种拥有中华共识的不变行为准则称之为：“被动同心法则”。在中国，如果你是主动有为，周围环境尤其是官场，往往会掂量这顾及那，忌贤才妒能人，怕别人抢功也怕自曝无能，前狼后虎，畏首畏尾，左右权衡，工于心计，十顶乌纱九条心，九张嘴巴八种声。人心不齐，官心不齐，好事多磨，成事在天。一桩有功于国的事，即使办成了也会揭下你三层皮，令你初始豪情转为心灰意冷。不管你主动有为的事是何等于国于民有利的事，结果都会令多数人感叹：“何必当初！何必当初！”因为，中国朴素自然观造就的文化传统只认可自然顺变的哲理，未认可“主动有为”的科学发展观。
而被动作为则天然成就了“被动同心法则”。同样是官民共同利益，在有预见性地主动有为时，成事效率十分低下；在已经酿成巨大损失和不可收拾的被动情势下，才会出现同心协力、上下一致，官民相亲，共赴艰难的同心同结。每当此时，官民同心的感人故事数不胜数，办事效率也胜出平日百倍千倍。最明显的历史印记是：数千年中国是一个甘于平庸的社会。“枪打出头鸟”，“风蚀出头椽”。主动作为是“没事找事”的旧观念，在人脑中根深蒂固；不改革不进取，得过且过的“无为”思想，更是官场多数人的为官之道。在和平岁月里，不仅官与官是非难缠，民与民也是纠纷不断；若不出现被动作为的前提条件，你试试：三人同伙，必不同心！这就是中国“主动无为”思想的千年遗患。
不过，也恰恰是老子被动作为的合理性、必然性和正义性，又像铁律一样维护了中华民族共赴国难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积贫积弱时，可以无动于衷；他国改革时，可以视而不见；西方强盛时，可以只议不决。一旦外夷横竖洋枪洋炮打将进来，那便是举国上下，官民奋起，同仇敌忾，命运与共！这才看清朝廷、草民本来就是一家人。虽然“被动同心”同样气魄可嘉，故事感人，但是，其所付出的代价却无不惨烈。中国历史上发展到鼎盛阶段的前期背景，均是以社会制度改革的主动作为被窒息，以战乱不止和民不聊生的国难为代价的。
“被动同心法则”不仅在国家兴亡层面屡试不爽，一个企业、一个团队、一个家族里也同样屡试不爽。笔者在此不充分举证，请读者悉心体会，越体会越共鸣。（幽默体会：想想安徽小岗村19个饿汉党员为包产到户冒死用血指画押的悲壮，若是19个饱汉党员，历史将会改写；想想中国家族企业穷极创业阶段，有哪个堂叔表妹敢生出二心？想想CNN辱没中国之后，被激怒的8亿网帖相当于FBI半年的信息流量；想想萨科齐礼遇藏独的挑衅之后，家乐福数天不见收银台喜悦数钱，只见愤怒包围家乐福商圈！）在国际社会，凡是对本国资源劣势和文化传统了如指掌，从童年开始即对自己和国家前途充满危机感的民族，同时也是一个团结、心齐、有为、进取的民族。“被动同心法则”也可以另解为“危机同心法则”。然而，只为被动作为而同心协力的传统，唯中国文化尤为突出，唯中国官民尤为突出。
正确认识文化传统，才能正确对待“被动同心法则”。中华民族难道非在大难临头时，才可官官同心、官民同心、上下同心？一项改革不到引起动乱时，才可终止部门纷争、议而不决？不。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主动同心的政治敏感，可以超前激活被动意识。实现民族复兴大业需要全民族拥有更清醒的被动意识和危机意识，不等矛盾重重、不等积重难返、不等贫富差别恶化、不等贪腐蔓延到牵一发动全身程度，就能清醒意识到被动在哪里，就能依靠强大舆论激发官民同心推进社会改革与进步。这就是运用“被动同心法则”的主动作为。我们改变不了合理的中华传统，但可科学运用自然法则。
再看看美国，何以保持发展与强盛？20世纪70年代日本崛起，美国舆论齐声合唱“军国主义复活”，战争威胁逼近全球。由此促成了遏制日本崛起的全球战略调整，并积聚了大量流动性资金侵入日本房市和股市，导致泡沫急剧膨胀，然后突然撤离。从此，日本经济一蹶不振。20世纪90年代，当中国温饱问题尚未完全解决时，那里的国会和政府也把中国描绘成了令西方国家大难临头的战争威胁，由此促成了国内各项政策和制度符合该国发展战略的调整和改进，并一改战后对待军国主义的态度，支持日本自卫队参与国际活动。所幸，“日本式经济崩溃”没有在中国重演，但日本式参拜则日趋活跃。近一年，虽然“中国威胁论”已经改变了公开演唱法，但其注明“绝密”的国情咨文和情报资料仍然把中国列为严重威胁的“头号对手”。好像人家从来都是被动的。美国高层精英原本就没有过终守如一、表里如一的信仰，“当老大”就是最高信仰。其所不断发明的新的价值观，都不过是约束他国或恶魔化他国而启用的。
旧中国，疏于经济效率与科技竞争的主动有为，酿成了太多的阶级斗争和战争冲突。在科学理论不发达时代和政治统治低能时代，崇尚自然顺变的中国人没有促进社会科学发展的主动意识，生产力的解放和社会的进步常常是依靠被动的阶级冲突和战争冲突换来的。直到中国共产党主政新中国以后，才把发展经济、积累财富和改善民生视为责无旁贷的己任。毛泽东把“为人民服务”立为执政党宗旨，邓小平以“人民儿子”的身份带领民众致富，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胡锦涛明确要求党的各级“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一切，均表明：社会的科学发展离不开人民当家作主；科学发展观首先需要执政集团牢固树立“官民一家”、“官民同心”的执政理念。从“被动同心法则”到“主动同心向政”是历史性的跨越，也是科学发展的根本途径。
可以说，自新中国开始，中华民族的千年史册才正式翻开了“官民一家”新的一页。官场的一切，都要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着想；尤其是民生大事，政府不可独断，要同百姓商量。这种执政理念和执政方法，体现在经济理论上的科学发展观要求，也就是善于瞄准社会基本层面的矛盾，主动为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不断规范和改进各项社会制度――这是能做到预先掌控社会矛盾良性互动和有序竞争的有为选择，也是科学选择。如果经济社会陷入被动，则上升为政治斗争和战争威胁。如果这个世界可以不需要为了公平和效率的主动改革，老子的朴素自然观也就成了人类思想史和科学史的终结。
中国不可再容忍任何党的干部把官民分成两家，更不能容忍把政府与老百姓对立起来。那些曾经敢分家、敢对立、敢把“政府的事再小也是大事，群众的事再大也是小事”的巨幅标语刷在政府门前的人，请仔细斟酌自己的执政理念：是否类似于从千年古墓中刚刚出土的僵尸？
胡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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