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今晨的上海新闻，都重点地说到了上海的一个庆典，那就是上影厂建厂六十周年的系列庆典活动。为了说清楚我在看了和听了这些新闻之后，为何没有出现像新闻里给我们指示的那种赞叹的反应，相反地我却发出了非常明显地无奈的叹息声的原因，我要先说一下我对新中国文化建设方面一个整体的印象，那就是：“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文化大革命即是一场运动，也是一种现象：作为一场运动，它有着明显的界定期——十年；而作为一种现象，它始终存在着，不论是在这场运动正式开始之前，还是在它被宣布结束了之后。”我觉得上影厂这六十年惨淡经营、走向没落的经历，就是对我这段话最好的诠释和注解。

    我先要提醒读者们注意一个概念，千万不要把上海电影制片厂和上海的电影制片厂，这一字之差的两个概念搞混了。其道理就像当我们说到上海大学的时候，千万不要和上海的大学相混了：后者涵盖了诞生于前朝并在那个时期就形成了丰厚的文化积淀的江南第一学府——复旦大学；而前者不过是一座三流大学而已。

    之所以会想到打这个比方，是因为我在今早的上广新闻里，听到了播音员在说上影辉煌历程的时候，提到了一串闪亮的名字：金焰、赵丹、白杨、王丹凤、上官云珠等等。一听到这些中国影坛曾经光彩夺目的明星们，我先是想到了我们的新闻里惯用的移花接木的手法；之后，我马上又想到了一首打迷诗中的名句：不提起倒也罢了，一提起泪水汪汪。与其说这些人是上影厂的骄傲，不如说他们曾经是上海的电影厂的骄傲更准确；因为他们的辉煌和骄傲不属于当朝，而属于前朝。这也是我在以前的文章里，说当朝和前朝各有优点的一个方面。

    我多次去江南名城南通讲学，在南通的闹市街头，矗立着南通籍明星赵丹的雕像，那是他在他的代表作《十字街头》中的一个场景定格。这个迄今在中国影坛最具表演才华的男明星的电影生涯本身，就是一部最耐人寻味的中国社会的悲剧；他的代表作永远地定格在了前朝时期拍摄的《马路天使》、《十字街头》和《乌鸦与麻雀》等影片中了；而他的遗憾，也永远地留在了当朝前期那些革命化、概念化的爱国主义影片中了，比如《聂耳》和《烈火中永生》等。更可悲的是，即使是这样的样板片表演，也没有给赵丹更多的机会，他在前朝时期新疆军阀盛世才的监狱里耗费了十年宝贵的青春时光，又在当朝恶梦时期的监狱里，蹉跎了十年本应该是他最成熟表演期的流金岁月。

    每当我想到白杨，我就会想到她经典的艺术形象，她在前朝的经典影片《一江春水向东流》里，饰演的那个贤惠的妻子惠芬的形象。非常可惜，当她熬过了那十年名为文化革命实际革命的范围要广泛得多的灾难，走进一部表现宋庆龄的电视剧《洒向人间都是爱》的时候，我惊呆了：无情的文化风暴完全风干了她鲜活的艺术细胞。

    其他那些大明星我也很不愿意去想。以《一江春水向东流》中的何文艳等人物给观众们留下了深刻记忆的上官云珠，在那场大革命中的一个漆黑的夜晚，悲愤地从自家的窗口纵身跳下，香消玉殒。千娇百媚的王丹凤，由于政治上的幼稚，和同样是文艺明星的张爱玲相继从香港回到了她们曾经十分熟悉的上海滩，很可惜，她没有女作家那种金蝉脱壳的心计，结果受尽了各种各样的屈辱；在国门关了几十年刚刚打开了一线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和全家人一起逃离了这片让她惊恐万状的土地，其后，内地有关电影主题的任何活动，她都不敢再回来参加了。

    说到金焰，就不能不同时说到这次上影庆典活动中的一位女主角——金焰的妻子秦怡。曾经是影坛光彩夺目的影帝金焰，由于去东北拍摄一部他完全不擅长的革命主题的影片的时候，严寒之中多喝了酒而伤坏了胃，从此之后只能与病床相伴；而这对金童玉女唯一的儿子，本是个健康活泼又聪明漂亮的少年郎，却因为在那疯狂的大革命中受到了惊吓，成了一个废人。秦怡这个美丽无比的女人，不得不为他们家这两个由于非常原因而变得非常的男人耗尽她最美好的人生时光；她出演的《女篮五号》、《海外赤子》、《青春之歌》等影片中，那一个个说教味很浓的人物形象，更让秦怡在家里家外都成为了一个时代的悲剧女性。

    上面提到的这些大明星和更多没有说到的诞生于上海的电影厂的大明星，比如胡蝶、周璇、阮玲玉等，她们的鼎盛和辉煌都不属于这个时代，更不属于现在的上海电影制片厂。

    说到上影，不得不说到上影一个以紧跟著称的电影人谢晋。他的那些代表作：《红色娘子军》、《牧马人》、《女篮五号》、《舞台姐妹》、《鸦片战争》、《高山下的花环》等，除了像是政治课教材一样地直奔主题的忆苦思甜和爱国主义教育之外，又能带给我们多少艺术的享受呢？

    也正因为上影厂没有什么可以炫耀的影人和影片，所以，在昨晚上视新闻之后上影专题的新闻透视节目中，上影集团总裁任仲伦不得不大谈他的得意之作——联合院线，他想用上影集团商业上的金色，来掩饰艺术上的苍白。

    有人会想，为什么曾经辉煌灿烂的上海的电影业，会在上影厂这里变得青黄不接、寂寞冷清了呢？我想到了一个原因。新中国之后，上海这个大舞台发生了明显地变化，以前以唱经济和文化大戏为主的，现在主唱起了政治戏。也因此，在这几十年里，上海为我们国家政界的每一批领导群，都输送了大量炙手可热的政治明星；同时，上海也越来越像是中国政治明星的摇篮，因而就冷落了各类文艺的明星们，以前曾经在中国影坛鹤立鸡群甚至是唯我独尊的上海电影的位置，就在这种偏向中风光不在了。任仲伦拿上影联合院线的收入占全国电影票房的十分之一来说上影的辉煌，我觉得太牵强附会了；就像某个厂家的产品在上海卖得好，这并不说明是上海把这个产品制造得好，也不说明上海有更多制造这类产品的专家的道理一样，那更多说明的是上海的消费者有更强的消费能力而已。

    当新闻里把上影厂出品、江海洋指导的粗制滥造的电影作品《高考1977》得了几尊并不被国人当回事的国内电影奖的奖杯，拿来为上影厂的辉煌说事的时候，我在想：前面说到的那些电影巨星们的离世，对他们来说未必是最大的不幸；如果他们活着，看着上海的电影从原来的群星荟萃、争奇斗妍，变成现在的单调乏味和苍白浅薄，这些视艺术为生命的艺术家们可能活着比死还难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