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纪平
在一个大国的经济中，由政府主导，推动、实施一些特定的事关重大国家利益的科技创新项目或工程是重要而有效的。在这些活动中，政府运用特定的行政权力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开展“会战”、“攻关”，可以迅速地取得成功。譬如，二战期间美国的曼哈顿工程，后来的阿波罗探月计划，我国研发“两弹一星”和神舟飞船的成功都是典型的范例。
草根经济的活力所在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一切经济领域中，也都应由各个层级的政府部门发起，用他们各自的行政权力去配置资源，就可以又好又快地取得发展。国际、国内历史的经验教训已经表明，由于市场信息是千变万化的，即使最为周密的政府计划亦无法跟上市场的变化，所以政府的计划或工程的办法并不是万能的。当一些国企缺乏活力，难有真正的创新能力的时候，经济中有更多领域的发展要靠草根经济去推动。
草根经济或曰草根创业，意指普通平民通过独立识别市场机会、通过自行选择投资方向建立并经营中小型公司的活动。在我国，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草根创业，即私营、民营经济得到恢复，并取得了迅速发展。到本世纪之交时，属于草根创业的私营、民营经济在整体经济的比重已达三分之二强。他们在提供有效用的产品和服务、吸收就业、缴纳税金各方面都已成为经济整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也是改革开放的重大成果之一。
草根创业的活力在于其特有的私人企业机制下所具有的对商机的敏感性、洞察力，不畏工作艰辛及承受市场风险的能力，政府只要给草根创业活动必要的活动空间，他们就能生存并发展。即使在不为人们注意的领域，例如擦皮鞋、做米粉的行当也能由小起家，发展成大范围的连锁公司。
草根经济能否持续发展
现在的一个问题是，当草根企业达到一定规模时，政府部门应该如何对待。有地方官员和专家认为，政府方面需要通过主导民企进行股权结构重构，对民企实施注资入股，或引进外资或是用国资进行改制，甚至直接搞国有化，这是令人忧虑的。
作为市场主体，草根企业也总是要面对经济学所称的：是该“内部自制”，还是“外部购买”的基本抉择。对于此类抉择，包括从所需各式零部件、各类物品与服务，到人员调配、企业组织形式、经营管理方法与制度，以及是否进行兼并重组，是否实行股份制改造，都应该由企业自主决定，才会有较高的效率。而如果由政府及指定的专家来认定，并以政府行政权力强制推行，势必导致低效的结果。时下，一些地方政府对当地的草根企业实行入股，强制进行股份制改造，均带有上述不当干预的色彩。
要使草根经济健康发展，最需要的是适宜草根创业、草根公司生存和发展的制度环境。未来的草根经济特别是其中的创新活动能否持续健康地发展，与是否尊重企业的自主抉择并在法制轨道上约束不当的行政干预密切相关。
创业板不应成为圈钱领地
上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间的经验同时显示：非由政府立项和政府投资主导，而经由分散且广泛的民间创投活动，可以在更广的层面和更多的领域里取得成功。一些原本为草根经济的创业项目进入高新科技的研发领域后，面对可能的市场前景，往往既需要大量资金支持，又将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由此产生了通过股市进行融资，并引进战略投资者的要求。股市中的创业板块便应运而生。
1971年，美国纳斯达克创业板的设立，不仅为市场上诸多中小创投公司融得了大量资金，还形成了风险共担、收益共享、激发创新的市场合力，促进了许多创投活动不断获得成功，并由此产生了微软、康柏、英特尔、思科等高新科技巨头。当前我国资本市场上创业板的推出，正是在借鉴这些国际经验，希望以此推动国内民间的高科技创新活动。
应该明确：在纳斯达克提供的风险融资作用之外，还有更为重要的草根科技创新的产生机理。
首先，草根科技创新是自发形成的。例如：硅谷科技园区既不是根据政府规划“造”出来的，也不是靠政府的产业政策引导投资方向所产生。政府不会单独给哪家公司或者哪个行业减免税赋一类的特权，也未曾给创业中的比尔·盖茨或者哪些当地人、哪类印度裔、拉美裔的专才某种级别的政府官员待遇及特权。那里的草根创投公司从来就是自行确定研发方向，倘若失败也须靠自己东山再起。他们在自由进出的市场中，自行找寻市场定位，因而每年都有大量创业公司倒闭，亦有大批创业公司诞生。如同化学反应中的原子不是被消灭，它们只是重新组合。
其次，草根创投活动包括高新科技项目是否可从金融机构获得贷款，或是到纳斯达克挂牌上市融资，均要按自由市场的“准入规则”运作，决无政府官员在法律和市场框架之外，对某家公司及某些行业给以特别关照，使其获得条件优厚的贷款，或是特准股票上市。在美国，为硅谷的创业活动提供资金的银行和各类基金组织，同创业公司一样都是私人企业。他们不是在奉官员之命去支持创业公司，以完成贷款指标，而是根据赢利和风险预期自行选择合作伙伴且要承担风险及损失后果。
第三，创投活动的知识产权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并形成了公司之间相互尊重知识产权，讲诚信、守和约的社会习俗。成功者需拿出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盗版者则无法生存。世界上从未有过这样的事情：在一个知识产权得不到尊重和保护，合约与承诺不可靠，社会诚信度低，盗版者可以获利的地方，同时可望大批产生科技创新的成果。同理，当一家公司能够通过行贿、寻租在政府里找靠山，以特权去获得商业利润的地方，那里的公司将难有致力于真正创新活动的激励机制。
多年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利·贝克尔曾指出：在硅谷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几乎没有给予任何帮助，而事实上，企图帮助的主要意图实际对硅谷却造成伤害。1986年美国政府为了保护国内的相关产业，曾通过《美日半导体协议》对从日本进口半导体施加“反倾销限制”，结果却相反，恰恰放慢了对软件和其他高附加值产品和服务的升级。他说：“充满活力的工业园区需要的是一个宽松的经济环境。德国和其他国家官僚温室中的培育方法永远不可能再产生硅谷那样巨大的自发形成的高技术园区。”贝克尔说的正是产生机理。这对我们这里创业板的形成和运作是否有些启示呢？
今天，被称为“中国纳斯达克”的创业板已经上市了，这是来自资本市场上的一个好消息。期盼创业板不应该仅是一个新的圈钱领地，而是在于能够为草根经济中最具创新潜质的企业提供融资，形成风险共担、收益共享、激发创新的特殊机制，促成使用“政府搞工程”的方式不容易有的民间创投成果能源源不断涌现。
王言：忠言逆耳，良药苦口；杜鹃啼血，可惜注定不会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如果以纳斯达克的标准来看我们的创业板，可以说成功的希望很渺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