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德强的《中国反思》
韩德强先生的《中国反思》刚刚上市。韩先生将他的一本新书送给我的时候说，签名就算了吧。韩先生在大学教书，演讲的机会比较多，他演讲的内容大多针对当今中国的社会经济和社会时政。因此，韩先生在《中国反思》一书的“自序”中写道：“本书收录的演讲，就是我参与这场跨世纪争论的一个记录。以《中国反思》为名，既是呼应《中国不高兴》，又是希望能深化这一主题。”所以，我较认真地读完了韩德强先生的这本书，彷佛天南地北地听了韩先生的一系列演讲。
我认为，《中国反思》这个书名可以有两种解读。第一个层次就是对当今中国社会现实的反思。韩先生是人大经济学的博士，这一反思自然离不开经济。读完韩先生的书，一个明确的感受是，韩先生特别强调经济与道德的关系。比方说在讲到遇到灾难或意外的时候，究竟是靠保险公司来解救，还是依靠“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社会风气，韩先生写到：“假如说我这个人是个坏蛋，大家都在谴责我，但是只要我投了保，我就不怕大家的谴责。假如说没有一个保险公司的话，那我就需要做一个好人，一旦我遇难的时候大家才能帮助我。有了保险公司，我做一个坏人其实也没什么事。”虽然这个论述看上去有点极端，我们不能因此而取消保险公司，但是，它确实触及到保险公司这种商业机构和商业行为，对于人们日常行为潜移默化的深层影响。尤其当保险公司成为救危济困唯一的商业机构，或者巨大的灾难发生，保险公司因为“不可抗力”的免责条款而脱身的时候，我们更容易感受到，人们的日常行为和行为的结果，的确都将受到保险公司商业原则的很大影响。也就是说，经济活动实际上对人们的道德是有很大影响的。
那么，我们就需要反过来问一个问题：经济学家在揭示经济规律、制定经济规则的时候，是否需要考虑道德因素？有一类经济理论确实认为，经济规律就是自身单纯的规律，在自由的名义下，“看不见的手”会自动调节交易双方的行为。很显然，这种理论剔除了经济活动中的道德因素。最典型的一个表述就是这类观点的祖师爷亚当-斯密的一个说法：面包师给大家提供面包，不是因为仁慈，而是要养活自己的自私。那么，对这种观点不加批判地接受并发扬光大后，会有什么结果呢？比方说卖淫，在自由的名义下，卖淫的交易双方完全符合自由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因此，只要经济活动剔除了道德，笑贫不笑娼就是必然的。
好像是去年，有一则西方的报道。一个金发美女的在校大学生，在网络上公开拍卖自己的“处女膜”，据说几番竞价后，该小块处女膜的网络举牌价已达数百万美元，不知道最后是否成交。市场经济在自由主义的呵护下，对于这种行为几乎没有任何限制，反而会以自愿、自由、公平、竞争等听上去很不错的原则和概念，助长或推动这一行为。因为，在剔除道德因素后，拍卖处女膜行为也完全符合单纯的经济规律，它甚至已经摆脱了“初夜权”、“处女崇拜”、“卖淫”等有争议的词汇，纯粹变成了一个物品的拍卖：那是一个女人一生中唯一的、暂时的一个“物品”啊！当然，修复处女膜也许要甄别，否则，唯一性失去，拍卖价值就降低了。是自己的“物品”为何不能拍卖？是“物品”其他人为何不能买？再比如，美国社会在金融危机之前，连人寿保险也以“圣餐证券”的名义打包上市，进入证券市场，虽然有人指出这是希望被保人快死的“发死人财”，严重违背人类的基本道德，但依然被一些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肯定。当人们觉得这种行为不太合适的时候，其实就是道德在作用，而且，道德几乎是抵制这种行为唯一的方式。
经济活动抛弃道德因素，除了在交易过程中会出现上述“正常”的自由，还会在结果上造成不道德的后果，这就是加大贫富差距，强者越强，弱者越弱。“自由地弱肉强食”是韩德强先生对这一现象的表述。在面对这个问题时，我们应该避免两极化的思维方式，也就是说，我们不应该反过来，纯粹以道德原则来代替经济行为，而应该在经济活动中注入道德因素。比方说前面提到的面包师，如果只按经济规律办事，面包师缺斤短两、以次充好、加一点苏丹红、三聚氰胺之类的东西就是必然的选择。即便在法律上禁止，也不能阻止他产生做出上述行为的内心动机。而只有道德，才能让面包师发自内心地抵制这种行为，以保持一个对他人、对社会有利的经济环境。那么，当面包师养不活自己的时候，又应该如何呢？这就需要全体社会的道德选择，需要避免贫富两极分化的经济制度和救济方式。换句话说，经济规律不是可以脱离道德而单独存在的规律，在制定经济制度的时候，有什么样的道德前提，就会有什么样的经济制度。自由主义因为把经济规律单纯化、非道德化，把经济规律与道德绝缘，便会造成经济行为过程和结果上的不道德。
当人们对当今在中国社会种种触目惊心的现象感到愤怒的时候，有多少人意识到，中国社会种种令人反感的现象，其实就是因为把经济规律自然化、单纯化，让经济原则脱离道德因素的结果？当人们把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自由主义当成绝对真理的时候，有没有意识到，如果经济活动脱离社会道德的制约，必将造成无数不合理的经济现象和结果？
对于韩德强先生的新书《中国反思》这一书名的第二层解读，就是以中国的传统来反思当今的现实。韩德强先生在书中多次提到，当今经济活动在自由的名义下，掩盖着大量的不平等。人们也能清楚地看到这种不平等的事实和结果，却又因为市场经济、自由主义理论的唯一正确性，让人们对此无可奈何，连反思或批判的念头都不容易产生。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自由地弱肉强食”呢？我们如果对照中国的传统社会，就会发现其中的关键。人们评论中国传统社会，经常使用的词汇就是“小农经济社会”。小农经济的本质是什么？就是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在生产资料占有上处于相对公平的状态。这一相对公平，使得大多数社会成员在参与经济活动的时候，彼此实力相当，从而在经济基础上保证了自由的存在与合理。当我们论述“小农经济”的合理性时，并不是说要回到小农经济社会，而是要理解其社会意义上的本质。我在《中国没有榜样》一书中指出，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社会，实质上就是农业社会条件下的中产阶级社会。虽然小农经济的形式今天已不可能继续使用，但是，如何在工业社会条件下，实现小农经济“中产阶级社会”的本质，是需要当今中国人认真考虑的。中国古人采用小农经济的方式，做到了这一点，让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地稳定并领先世界，今天我们该如何在新的财富创造方式下，实现这个目标？
资本主义对于农业社会最大的改变在于，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发生了彻底改变。以土地相对平均占有的小农经济，在工业条件下，因为土地财富价值的大为降低而失去了存在前提。工业条件下的土地价值更为集中，更为非平均化，例如矿脉、油田的价值远超过庄稼地，而资本的高度集中，使得矿脉、油田之类不可能像庄稼地那样，相对平均地拥有。这种现象在工厂也同样出现，大型机器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资料被高度垄断，原因就在于资本的高度集中，使得生产资料的所有权高度集中。正是这种资本导致的生产资料不平等，才造成了自由名义下弱肉强食的不平等。而在农业社会的小农经济状态下，生产资料相对平均地分散，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自由经济所导致的不平等。
工业社会条件下如何实现“小农经济”所体现的中产阶级社会本质，是一个难题。公有制是曾经被广泛实践过的方式。公有制实际上就是把所有的生产资料都集中起来，名义上归全体人平均所有。而公有制没有解决这一问题：生产资料名义上归全体人所有，如何与每个人想自己真实拥有妥善结合。美国社会被描绘为工业社会条件下最成功的中产阶级社会，但事实上，美国的中产阶级社会偷换了概念。它继承了中国小农经济社会蕴含的“中产阶级社会”的概念，却没有能够像小农经济一样，在生产资料上实现全社会相对平均地分配。美国中产阶级的财富集中体现在住房、汽车、证券等形式上，这些东西实际上不是生产资料，而是消费品。唯一与生产资料有点关联的证券，也因为金融衍生品的过度虚拟化、与真实财富创造的严重脱离而泡沫化。因此，美国的中产阶级社会只是借助了中国古代小农经济的外壳，而没有实现本质。
那么，以中国传统来反思当今中国现实，乃至反思当今西方资本主义的现实，我们如何能找到出路？我认为这个问题是工业社会条件下资本主义必须面临的重大问题。西方社会目前的解决方案是政府力量主导的高福利。高福利是财富形成后，在财富分配上的相对平等。它不管财富是怎么来的，因而会严重忽略财富产生方式上的不道德。因此，在自由主义理论保护下生产资料高度集中的资本主义，很容易对这一高福利方式造成伤害和危机。因为，在高福利方式下，大多数人都是被动的，而不会像小农经济那样，个个主动地创造财富。这种被动也使得经济与道德的关系很容易被忽略。而且，一旦被垄断的生产资料获得财富的能力降低，它所造成的结果，不只是个别企业的破产，而是整个社会的崩溃。此次美国金融危机，已经让我们看到了这一点。因此，违背自由经济理论，保护大企业免于破产，等于保护全社会，这种状态等于是少数大资本家绑架了全社会。
中国社会如何借助中国的传统，对于当今西方资本主义以及中国引入资本主义的后果进行反思，寻找到更为合理的制度方式，这确实是非常重要的课题。对于这个问题，我会在以后将自己的一些想法整理出来。其中的关键就在于韩德强先生所言，在经济活动中，道德因素决不能或缺，反而应该成为重要的前提，经济规律应该受到道德前提的约束，而不是单纯的自然规律。其次，要在工业社会、信息社会条件下，实现生产资料的全民相对平均占有，这需要新的制度。而这个新制度的形成，其前提依然是道德。这个道德就是全社会的整体利益和每一个的个人利益的结合。此处不再赘述。韩德强先生的《中国反思》在我看来，提出了这个问题，但还没有明确的答案。我希望有机会能与韩德强先生一起，深入探讨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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