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届县乡干部论坛上的致辞

　　陈文胜

　　

　　一、特殊的历史时期：第一届县乡干部论坛产生

　　1、特定的时间。第一届县乡干部论坛是2005年中秋节在华中科技大学举行，那时我还是三湖镇党委书记，尽管人员的规模没有这么多，我当时开了一个玩笑，没有去跟亲人过节，没有去向领导送礼，都跑到这来开县乡干部论坛了，看来，我们还是真正的真理追求者、理想主义者。包括昌平兄，还有第一届论坛今天来的有余习琼、欧阳中球、李昌金、胡晓芹、黄迁海、邵康等这样一批人，在中秋的月光下，举行第一届县乡干部论坛。

　　2、特殊的背景。农民负担成为县乡治理的敏感点、难点、热点、焦点，县乡干部成为三农问题想象中的“罪魁祸首”。那时候是农民负担导致基层矛盾非常尖锐的时候，县乡干部成为了所有农村问题责任的承担者。当时的一个省委书记就经常说：中央的政策很好，基层干部好狠。县乡干部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谁叫你是乡镇干部呢，只要你是乡镇干部，比如说关于农村问题的研讨，你就没有资格出来讲话。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县乡干部没有多少的话语权。因为不论调研什么，不找农民就找学者就找领导，谁也不找乡镇干部，如果找乡镇干部都是去找负面典型。

　　3、标志性的事件。以李昌平为代表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县乡“真话派”出现，三农的学界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领域。李昌平的《我向总理说实话》，发出 “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的呐喊，发出了属于这个时代的最强音，简直是石破天惊，使三农问题迅速升温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热点，把三农问题推上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乡镇干部“李昌平”三个字成为了为农民说话的划时代标志。

　　4、话语的变迁。自李昌平惊世以来，很多县乡干部不断地在报刊网络上发表文章，特别是网络上发文章。因为李昌平这么牛的人居然也遭到了打击，谁都不敢署真名。我们在座的李昌金就是风云一号，写了一个乡镇干部的千言万语，后来跟肖唐镖合作写了一本书，叫《中国乡村报告》。欧阳中球的就是“垂钓道人”，我也不叫陈文胜，叫玉壶，用的都是笔名。也不在乎发表权，任何人都可以转载，只是想把农村的实际情况讲出来，发出自己的声音。很多县乡干部也越来越理直气壮地对一些名家和理论权威提出一些质疑，实质上就是证伪，对学术和理论进行证伪。所以，这就促进了话语的变迁，给整个三农学界带来一股清新的空气和创新的动力。从此，学界和政界对于三农问题的研究开始更多的注重现实问题，面对现实问题，并深入基层，重视实践。

　　

　　二、急剧的历史变迁：三农问题研究的基础转变

　　1、县乡干部论坛的历史变迁。县乡干部论坛从第一届到现在的第三届，参会人员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仅参加的县乡干部不断增多，越来越多的学者也加入到这个团队中来了。县乡干部的区域也扩张到了很多省份。原来的老同志还保持着原来的激情不变，新的人员进入又促进了这种互动。二是机构的发展。第一届县乡干部论坛召开时，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和安徽大学中国三农问题研究中心新成立不久，后来我们湖南省社科院新农村建设研究中心又成立了，而且对县乡干部群体非常感兴趣，非常关注，非常看重县乡干部的声音。如“三农中国网”，“中国三农问题研究中心网”为县干部声音提供了很多说话的平台。特别是我们湖南省社科院新农村建设研究中心创办的“中国乡村发现网”和书刊《中国乡村发现》、《中国乡村建设》，就得到了很多县乡干部朋友的支持。它们立足于三农第一线，定位于为三农的理论与实践打造一个“想说就说，想写就写，想看就看”的舞台，构筑一个农村研究“官、学、民”互动的平台，提供一个“为基层和农民说话、说基层和农民的话、让基层和农民自己说话”的讲台，成为一个基层干部、未名学者、在校学生以及关注三农问题的普通民众发出声音的阵地，为县乡干部这个群体发出声音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地方。有了这样一些平台，就为县乡干部论坛的持续进行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2、农村政策的历史变迁。（1）取消农业税，减轻农民负担，对县乡基层组织与农民的矛盾大为缓和。今天回过来看，原来把县乡干部作为农民负担和三农问题的罪魁祸首，税和费全部取消以后，三农问题的根本原因至今还没有解决。现在就不知道应该是谁来承担了。找不到人了，谁也不愿意负担责任了。现在农民与乡村发生大规模冲突的事情，已经基本没有了，全部转移到县级以上了。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预言，发生在哪就是谁的责任，那以后发生在县呢？发生在省呢？如果不把解决根本问题，矛盾就会逐级转移，看来预言今天已经被应验了。（2）农村九年义务教育真正落实。九年义务教育法出台了好久，但在近几年才得以真正落实。（3）乡村公路不断推进。“乡乡通”和“村村通”尽管有人批评，说政策不配套产生了很多问题，如配套资金导致了新的农民负担。但是，中央财政真正公平公开透明的还是这个政策，其他政策投入那么多，看不到投入到哪里去了。（4）各种惠农补贴日渐增多。因为国家也有钱了，通过各种项目预算下去，金额也越来越多。（5）农村劳动力自由就业，农民成为中国社会有史以来大流动时代的主力军。研究我们中国的历史，这样一个社会人口大规模的流动时代，大多是战争年代的非正常流动。今天这样正常的社会人口大流动，对中国的民族团结、中国的民族融合，具有十分重大的历史意义。（6）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逐渐完善。养老保险、合作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在逐渐推进。

　　3、农村问题的历史变迁。农村发展的困境尤存，问题逐渐变迁。一是劳动力大量剩余与工业化无力消化的矛盾。二是土地小户经营与大市场的矛盾。三是西方农产品巨额补贴与国内投资主要面向工业和城市的矛盾；西方对农产品进行巨额的补贴，而我们投资的兴奋点都在工业和城市。四是人均耕地严重不足与村庄不断空心化大量耕地抛荒的矛盾；一方面中央定下了一个分界的红线，土地是稀缺的资源；而另一方面很多的耕地在抛荒。这还不包括隐性抛荒：原来很多种双季稻的，现在都改为单季稻了。中央是口号农业，地方是口喊农业，农民是口粮农业。我在老家衡阳县写了一个关于粮食安全的调研报告，题目叫“国家责任与地方目标的发展困惑”。你是产粮大量，就要承担国家责任，但是，产粮大县它是穷县，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农民，兴奋点都不在粮食生产。他要发展工业、发展城镇，才能脱贫致富，因为靠粮食生产和粮食补贴是不可能脱贫致富的，粮食安全的国家责任你是强加给他的。五是农村资金严重短缺与资金不断流出农村走向城市的矛盾。一方面农村很多的资金都严重短缺，人才也短缺，但是这么多人、财、物都在流向城市。

　　学界与决策层反思：农民负担减轻，农田抛荒同样严重，县乡干部的“罪魁祸首”理论与实践产生悖论，谁是“罪魁祸首”引起决策层和理论界反思。

　　

　　三、县乡干部论坛的社会影响和历史意义

　　1、发出了来自于基层的声音。发出最猛的、最有冲击力的、最具有历史意义的，是昌平兄的“我向总理说实话”。

　　2、促进了决策和学术研究日益与基层靠近。只能说是靠近，还没有走进。因为现在一些调研，比如说国家部委的调研一般到省里面，把市委书记、市长，一些省直机关部门的人员叫到一起坐一下就走了，最多的层面就到地市一级。所以，这些研究与真实的问题还是相差太远，与“问计于基层，求教于实践”相差太远。

　　3、使县乡干部的社会价值逐渐向其应有位置回归。应该说县乡干部的社会价值现在还没有到本来应有的位置，但在逐渐地回归。就拿湖南为例，现在的省委书记张春贤就很看重基层干部，召开省委常委会，都要邀请一些基层干部来参加，而且把乡委书记选了一批到省直机关来当副处长。有人说是作秀，我认为，至少从制度层面发出了一个尊重基层的信号，一个尊重基层的表态。

　　4、为农村研究注入了源头活水。因为县乡干部直接在网络上、在报刊上发文章，我们很多的研究与基层、与现实的脱节，他就不仅可以到网络上去找这些鲜活的资料，还可以图个懒，直接复制就可以了。县乡干部不需要评职称，也不需要考核科研成果，你复制就复制吧，就白送给你算了。这样一些直接来自三农实践第一线的文章，成为了三农研究的源头活水。

　　

　　四、本次论坛需要面对的新形势和新任务

　　1、农村问题由负担问题上升到发展问题，如何促进农村全面发展面临挑战。取消农业税就解决了农村的根本问题，那是太天真了。农民现在的需要已经不是减轻农民负担那么简单，现在农民提出了更多的需求，他有政治上的诉求，社会福利的诉求，国民待遇这些经济上的诉求等。既有纵向对过去的比较，还有横向对发达国家的比较。美国的农民是怎么样的，法国的农民又是怎么样的，从电视上知道，从网络媒体上知道。还有今天的农民，走南闯北，漂洋过海，不少农民比基层干部的视野更广阔，甚至比我们一些学者的视野更广阔，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纯粹的农民了。这就是农村新的形势。

　　2、农村矛盾爆发点由乡村转移到县级政权以上，如何转变职能化解矛盾成为县乡的工作重点。现在，一些省把县委书记提拔为副厅级干部，这些做法就是如何来加强县级经济，包括县域科学发展。是否有实际作用，需要进一步观察。我就觉得，越关注哪个重点，哪个重点就会出问题。像以前乡镇机构改革，作为农村改革的重点，改来改去最后把法律规定给乡镇的职能和权力拿掉了，也就把农村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火墙拆除了。现在，农民不找乡政府，有事就直接找县级以上的政府。所以，这些问题我们值得认真的思考。省管县，到底怎么管？是法律制度的管理，还是行政的控制，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3、基层民主从选举民主向以“阳光财政”为核心的民主管理转变，优化乡村治理结构成为新问题。大家原来关注自由投票选举，认为选举就是民主，这是误导。就像打扑克，你是大王吃小王，我确定是小王吃大王，没有游戏规则不乱才怪。所有的制度都没有建立之前来选举，那纯粹是玷污了民主，浪费了民主资源。如果决策不公开财务不公开，你选上了就掌握了这个批字的权利，控制游戏规则的权力，怎么不会以权谋私呢？

　　4、惠农政策的实际效果难以实现政策预期。包括粮食补贴，已经有很多的学者、基层干部甚至领导干部，写了不少的文章来讨论其中的问题。像新农合，湖南省配套，省财政不贷款都没有办法解决。即将实施的农村养老保险，如果省财政都拿不出，县乡有能力配套吗？这个政策出台是一个短时的还是一个长期的？

　　5、农民组织化程度低，缺乏根本性改变与农产品市场弱竞争力并存，如何推进农业产业化与现代发展面临困境。这个问题至今一直是个老问题，一直没有改变。

　　6、县乡干部论坛的机构与机制需要新的形势和内容。我建议，能否建立一个组委会组织机构，同时设立一个秘书处，这个秘书每一年轮流由承办单位担任，秘书长轮流担任制。比方说，今年我们决定明年在安徽大学举办论坛，由张德元老师担任这个秘书长。一个机制性的完善，这样论坛才能走上历史的良性的轨道。

　　

　　县乡干部论坛的使命是让县乡干部的声音更加响亮，让三农研究更加贴近中国乡村。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这里发出了各自的声音，无论来自田园泥土，还是江湖庙堂，或者是象牙之塔，如果抛开我们各自的前提和价值，每一个声音都值得尊重，每一个声音都闪耀着思想的光芒，每一个声音都点燃着前进的希望。尽管一些人认为，三农问题已经不那么严重了，特别是对于县乡干部来说，取消了税费，斩断了捆住农民与乡村组织的绳索，乡村干部的问题解决了，但不意味着乡村问题就解决了。因而，三农问题更加错综复杂，三农研究的工作者更加迷茫与忧伤。

　　农村是弱势区域，农业是弱势产业，农民是弱势群体。三农研究也是弱势学术，比起工业等其他学科，很难得到更多的关注与支持，离中央政府太远，地方政府的兴奋点不在三农。从第一届论坛到今天的第三届论坛，在今天这样功利主义的时代，我们依然可以坚持到今天，说明大家都是理想主义者，让我们以温暖的心相互温暖，让我们以理想的行动相互支持，让县乡干部的声音更加响亮，让中国农村改革不再徘徊，让希望的田野更加充满希望。

　　

　　            （中国乡村发现网根据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