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这一年的春天

  普希金不喜欢春天。

      他说：“我不喜欢春天，

            大地融化，我无聊；

            臭气泥泞，我无欢；

                春天让我罹病，血液正流散，

                情感忧郁、理智瘫痪。” （《秋》1833年）

（……я не люблю весны;

Скучна мне оттепель; вонь, грязь — весной я болен;

Кровь бродит; чувства, ум тоскою стеснены.）

 

    2009年，我也不喜欢春天，因为我的导师刘宁先生就在这个春天里离开了我们。

    刘老师最后一次病重住院是3月3日，北京街树的枝头还没有春色。4月1日下午2时15分，刘老师放弃了最后一次呼吸，最后一次心跳。此时的北京，满城春华。

    四月，真是一个残酷的季节呀！不过，在死地上开出的，是白色的和黄色的菊花。是我和师母陆老师一同到北师大花店“绿园”选的。以前，我在这里买花，常常送到刘老师的家里，这一次买花，却遥遥的送到八宝山。

    是呀，就在刚刚过去的2007年，鲜艳的花篮还水灵灵的摆放在刘老师从教50周年纪念会上。会上，刘老师还与俄苏文学界、美学界的老朋友，与自己的学生们一块庆祝从教50周年。当时，我在日本，我委托我的学生陈健在会上留下书面发言，回国后，发表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校报上。

    也是在2007年，刘老师还与莫斯科大学的老同学一块庆祝毕业归国50周年；我让我的学生陈欣特别制作了一个纪念画册，这一年，提到这个画册，刘老师总是视为珍品。

    刚刚在2008年5月，我和《俄罗斯文艺》编辑部现任主编夏忠宪，编辑李玉琴，陪伴老师和师母在北师大小红楼6号度过了老师的最近一个生日。

    此刻，昨天的祝贺欢声还在，而今天，深重的缓慢的音乐却在八宝山，在我们的心头响起。

    谁能在这样的音乐中快乐而幸福呢？

    或许我们更应该相信列夫·托尔斯泰的说教：生命是不死的。

    是的，生命是不死的，因为在逝水年华中，生命一次次刻写下可以永远追忆的记号。

    1957年，那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之光，在莫斯科大学毕业典礼的主席台上，刘宁老师代表应届优秀毕业生，从莫斯科大学校长的手中接过了毕业证书。回国后，因为工作出色，相继出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外国文学教研室主任、文学理论教研室主任。后来，北京师范大学成立外国问题研究所，刘宁老师任副所长主管苏联文学部分。后来，北师大苏联文学研究所成立，刘宁老师出任所长。

    那个时候的年轻人，只有一腔热情去工作。

    热情等于什么？等于真挚，等于忠诚，等于忘我，还是等于狂热？等于愚昧，等于放弃？恕我愚昧！许多年过去了，当所有学会反思的人开始面对每人都要面对的“行刑队”的时候，是否都会反思自己第一次看到冰的经历。对了，毕竟在冰封的年代，刘宁老师主持出版了16期黄封皮内部刊物《苏联文学资料》，在大批判的名目下，人们毕竟看到了像《这儿的黎明静悄悄》、《滨河街公寓》、《岸》这样的作品。它们和那些“灰皮书”“黄皮书”“白皮书”一起，在内部出版，在外部流传，至少让有机会看到的人知道有一种叫做“苏联文学”的“冰”。

    粉碎四人帮以后，刘宁老师、蓝英年老师、程正民老师等等积极努力，《苏联文学》杂志在1980年1月公开发行了。著名作家茅盾专门为创刊号题写西江月一首，最后一句“安得划牢自囿”，说的是过去，三十年代，中国文化界就因为“左”“右”问题，吵个一塌糊涂；建国以后又是“翻烧饼”，昨日大哥，今日苏修。总是“划牢自囿”。茅盾先生这句反问更希望是中国文化的未来，至少是中国外国文学翻译界和研究界的未来。

    1984-1985年，刘宁老师重新造访久别的俄罗斯，为中国的俄苏文研究和《苏联文学》杂志打开了新的局面。1988年刘老师再度出访苏联，渐渐的，俄罗斯文化界许多人都知道，俄罗斯境外，有一个且是世界唯一一个以“苏联文学”为名称的研究所，并且有一个以“苏联文学”为题目的杂志。1989年5月14日，刘宁老师狭小的“工20楼”五楼居室，接待了随同戈尔巴乔夫访华的文学家代表扎雷金、艾特玛托夫、拉斯普京、李福清等。随后，刘老师再度访问苏联。至此，《苏联文学》杂志获得俄罗斯境内所有出版物的“任意转载权”。

   上个世纪最后十年的中国风云和世界风云之中，历史的巨手几次重新洗牌，《苏联文学》变成《苏联文学（联刊）》，再变成为《俄罗斯文艺》。记载这些历史游戏的文本大概只有几则比豆腐块还小的“消息”和“声明”。几十年以后，谁还能从这些短讯中看到刘宁和他的同志们为了杂志的生存而付出的艰苦的、不懈的努力呢？

    1990年，北师大苏联文学研究所和外语系俄语专业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刘老师生命的最后18年，耗在12位博士生的培养上。1995年，第一批博士生毕业之后，导师刘宁住进医院。每一次想到这个“因果”，我就有无边的现实主义的难过。以后，几乎每一届学生毕业，跟着就是导师住进医院。

    蚕之丝，烛之泪，对于刘老师岂止是一两个比喻而已！

 

    刘宁老师一生从事俄苏文学研究，其中更偏向于美学、批评史、诗学的研究。青年，他参与了全国统编教材《美学概论》的编写工作；壮年，他主编《俄苏批评史》；晚年，他致力于俄国诗学。2002年，刘宁老师翻译出版的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诗学》是他一生学术研究的最隆重一笔。刘老师生前看见过我发表的《诗学翻译三种障碍的突破——评刘宁教授译维谢洛夫斯基〈历史诗学〉》（俄罗斯文艺2008年1期），他没有过多的赞我，只是说“比较对题”。这本书的翻译实在太辛苦了。

 

    普希金说，为自己“建造了一个非人工的纪念碑”。其实，所有的纪念碑都应该是那种“非人工”的，因为，它所记载的，应该是一个人一生走过的路。2009年的春天，刘宁老师走完了自己的一生，八宝山兰厅的挽联权当是刘老师生命刻石中的一小句吧：

 

伏尔加洪波列宁山金辉俄罗斯文艺精华由君东传渐渐一万三千里

别车杜传统学院派流脉斯拉夫诗学睿智随尔西归断断二千零九年

 （注：上句“俄罗斯文艺”的“艺”字，原来是“学”字，经奚学饶先生点拨，修改。）

（此文写于2009年4月下旬，删节发表于2009年2期《俄罗斯文艺》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