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可风：梦是唯一的真实
江小鱼
电影大师费里尼说过：“梦是唯一的真实！”做为一个热爱电影的人，必须相信梦是真实的，因为电影就是一个梦。
杜可风的梦就是电影。生活中的他是轻松愉快的，这也许源于他纯熟的中文能力，也许源于他天生的乐观精神和对生活的热爱。在他的影像语言中有着太多生活的痕迹，虽然这只是生活中的一个片段，而记忆这种东西却变成了一种烙印，留了下来，因为它真实的存在于生命的每一个瞬间里。
杜可风的老家是澳大利亚，本名是ChristopherDoyle，“杜可风”是他的第一个中文老师起的。他十多岁时就离开老家澳大利亚，30多年来，他就像风一样，浪迹天涯，因而能说流利的中、英、法语。他原本还能说印度语，后来太久不用，生疏了。不过，这位被中国同行称之为“老杜”，以香港电影工作者自居的洋人，却不会说广东话，他说是因为从未跟香港本地人谈过恋爱。他有一个观点：“学好语言的原动力大多来自爱情，因为你想沟通。”
在电影《绿茶》中，杜可风的镜头语言不仅仅是美的载体，也传递着对都市生活的思索和感受。他的画面与苏聪的音乐浑然一体，相得益彰，很难说清楚，是画面融合了音乐，还是音乐嵌入了画面。
在电影的前八十分钟，我始终无法相信本片的摄像真的是杜可风。镜头的平铺直叙和中规中矩倒很像是顾长卫的作品，动感十足的镜头走向和行云流水般的画面切换和让我们见识了他的另一面真功夫。
刚一开场，对赵薇面部的那个特写、咖啡馆里的多场相亲、陈明亮的一堆狐朋们欢聚的场面，以及最后迫不及待的俩人去开房间、倒地等等镜头，都堪称清神明目之佳品。
杜可风拍朗朗弹钢琴那段，先是一个侧脸，嘴唇突出地呈现在画面里，然后是脖颈，那部机器仿佛是有灵的，它温柔地表达着对被摄者的爱意。那清雅的茶具与靛蓝的茶桌布搭配恰到好处，从下俯拍而去极俱形式美。还有荷花、毛玻璃下的手等等。他的摄影无疑是精美的，镜头运用无疑是一流的，场景如此优雅，色彩如此鲜丽，堪称美仑美焕。
如果说杜可风在《英雄》中的摄影还只是纯熟技术的展演，而《绿茶》的摄影则表达着他的技术对角色的热爱。杜可风的摄像机终于退到幕后说话，他不再卖弄地摇曳，而是以影像作为演员的配角，适时地替他们表达着意味深长，勾勒着暧昧的情绪。光与影，给我们营造了一份值得缅怀的意味。张元在本片中给予了杜可风极大的发挥空间，极致的色调、摇曳的镜像、影矩的变幻、深入浅出的逆向追随让老杜玩的活色生香，第一次让人感觉到摄影的生命力是如此的毫不张扬而又如此的慰籍心灵。
《绿茶》是绿色，《阿飞正传》是绿色，《2046》也是绿色……杜可风承认自己偏好绿色，但不是很浓的绿，因为它在底片中最难搞，而且非常含蓄，不小心处理就会很显眼。
电影《绿茶》使我想起安东尼奥尼的电影《放大》，或许杜可风就是安东尼奥尼影片里的那个摄影师，他关心的东西与真正人类的好奇无关，只是与男人的本性有关。
张元说：“杜可风是一个非常自由的人，他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他自由。所以他每天都像迎接了一个新的生活，他是澳洲人，澳大利亚人，首先一个作为船员，一个水手跟着一个大船到了台湾，在那个时候他并不是一个电影工作者，到了台湾他用中文学的电影，从最基本的工作开始干起，然后慢慢做到电影摄影师。我觉得他是一个澳洲人，但是他说中国普通话，这样充分地去体现他视觉方面的才华，我觉得他是非常了不起的人。”
对杜可风来说，电影不单纯是一个事业，而是与他的生命分不开的一种和世界沟通、来往的方式。他曾经拍过一部英文叫《Away With Words》的影片，,他认为 “Away”就是一种工作方法。如果一部有剧本的话，他的工作就是把那些文字转换成另一种语言，就是画面。如果有演员的对话，也是一样，他会在这些对话里面寻找一种精神，一种角度，给它一个适合这个内容的语言，所以他觉得文字跟他的工作非常贴近。
如果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杜可风会自由发挥，从空间来寻找一种精神、一种方向。他从1983年开始拍电影，到现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拍了大概有30部影片。当他回头看自己的作品时，他觉得都是生活的过程，而不是所谓创作的过程。所以他说：“一部电影就是一个人生或人生体验的过程”。
所有成功的导演，其实基本上只有那么一两句话要讲，问题是怎样去表达。杜可风认为，不管是跟哪位导演合作，只要抓住重点就成。
杜可风和香港、台湾、大陆的导演都合作过，有人问他地域的不同对这些导演的想法有什么影响时，他说：“这是绝对的，你是怎么来的，你一定会这样讲话，一定会觉得这样沟通的方法是对的。比如说王家卫这个跟我完全不一样的生活背景的人能够跟我合作那么彻底，我想一定是在那个生活背景之内还有一个更深的，更简单的，能够共同欣赏的东西。生活经历的过程可能每个人都稍微不一样，不过如果你是有心人的话，你的电影一定是比较彻底，比较实在，比较人性的东西。这样我们会合作得比较直接，没有什么其它的障碍，我们的电影也会比较通，因为是反映人的东西，人的东西是无限的。为什么好电影可以全世界人都喜欢，就是因为有这种最基本的东西在里面，我们的工作就是尽量去寻找这种东西。”
杜可风在1999年首次执导的影片《三条人》曾入选戛纳影展，至于后来为什么不再做导演时，他坦言：“很多摄影师都会成为出色的导演。因为导演的位置要够全面，例如要跟很多人沟通，在这方面我却不大行。当然也有摄影师成为出色导演的，如张艺谋。但近来他主要把精力放在传统方面，重视结构、剧本、内容和表演等，都不是我最感兴趣的地方。”
杜可风还是一位艺术家，到目前为止已有12本书出版，参与了无数个人或组合影展。以前杜可风很讨厌拍照，但是从《重庆森林》开始他随身带一个傻瓜机，他发现自己看到的很多东西很多人不知道，很多人对电影很好奇，所以他就开始摄影。摄影和摄像，一个是静止的，一个是流动的。静态摄影对他来说也是一种对社会的反映。
看杜可风的摄影图片，感觉也如看他的电影；同是千变万化的摄影角度，也是一抹蓝一抹绿的主调。不少作品都是他在拍电影间隙，用傻瓜机东拍西拍而成。我们会从中见到张国荣在巴士上远眺的背影；穿旗袍的张曼玉在黑影内的微笑……无论是摄影还是拍片，杜可风特别偏爱这种拼贴式的拍摄方式，他希望能在这种自然清新的随意配搭中，让意想不到的效果自然显露。
对杜可风来说，电影摄影也是一种舞蹈、一种音乐，是一种活的东西，它有自己存在的结构，自己的时间与空间。静态摄影也有它的时间与空间，但很多人认为它主要是构图，所以很多人会走火入魔地注意构图，他觉得这比较危险。所以他觉得有必要破坏这些比较完整的东西，不要太自以为是。
杜可风说拍一些照片能够治疗自己的内心，是很自由自在的一种心态。有点像打坐一样，有些“气”会通过自己的身体，使内心的东西自然呈现，对他来说这个过程非常重要。他做了很多跟女人有关系的照片拼贴。不少人说：“奇怪！为什么会那么喜欢这些东西？”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只是用这些东西来面对自己内心的一些疑问，他觉得所谓的艺术最大的作用真的只是一种平衡。“我不是去寻找，也不是去捕捉，只是不断乱拍，让被拍摄者最真实本色一面呈现出来。”杜可风相信，意外产生出来的东西才是最有震撼力的。
有一次，杜可风去维也纳参加电影节，一个女孩对他说，她很喜欢他拍的电影，那种感觉犹如“与生活做爱（Having Sex With
Life）”，杜可风大为欣赏这句话。
问到杜可风最喜欢的消遣，他答：“保留生命中快乐的奇遇。”
杜可风有三个妹妹，从小在女人的环境中长大，他觉得女人是一种很重要的精神来源。他笑说“采阴补阳”是一种很有道理的观念，提醒自己不要太大男人。他的生活里最美丽的是女人。他曾经以几只塑料袋和塑料小鸡等做过名为“来自我的舒淇”的视艺装置。“我希望这件作品反映年轻、美丽、性和时间的稍纵即逝的本质，这反映我或我们对这些东西的执迷。”
杜可风不否认自己已经暗恋张曼玉20年了，他说：“暗恋是一种很单纯也很美的感觉。但我是通过电影镜头来表达我对她的暗恋的。电影是一种含蓄的美学，我想通过电影来表达我对爱的更深刻的认识，使我能了解女人到底是什么东西。摄影机是我身体的一部分。我是电影和观众的一个桥梁。我通过光，通过色彩，让观众感觉张曼玉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他还说：“电影是一种诱惑，引诱女人来了解我。”
杜可风承认：“要把自己的行为从自己的生活方式中分离出来是困难的，我们是我们的白天与夜梦的充满活力的投射，我们是机会和可能，我们是我们对自己的信心的不同状态和积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