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看待世界，即中国世界观，既受中国发展水平与地位的影响，也受世界中国观的影响。中国世界观与世界中国观在比较中存在，在博弈中变迁。

　　我们常常将是否具有正确、稳定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作为人心智成熟与否的标志，同样，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能否准确地认识自身所处环境，冷静地判断自身的优势劣势，从而明确和坚持自身的发展方向，也是其心智是否成熟的标准。在改良政治、发展经济和弘扬文化的同时，如何正确看待和应对来自西方的种种责难和吹捧，已经成为中国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心理和智力考验。

　　10月1日国庆阅兵式及群众联欢展现出来的豪迈与自信，表达了中国人对新中国60年建设成就的认同与喜悦。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人如何如何认识自我，成熟心智，值得关注与研究。通过本期人民论坛"特别策划"的广泛调查及专家的深入分析，但愿能给读者提供新的视角。

　　——人民论坛"特别策划"组

　　西方关于中国的八种论调

　　随着世界经济形势在低谷徘徊以及中国的优异表现，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对中国的态度在向理性和现实主义回归，但种种关于中国发展道路的倾向性议论不仅从来没有停息，并且总是跟随形势的发展有新的表现。

　　一是“威胁论”，即认为中国崛起带给世界的是挑战而非机遇。近年来，此种论调虽有减弱，但仍不时出现。针对中国国外投资贸易合作范围的不断扩大，西方舆论将其视作“东方殖民主义”，把中国在外设立“孔子学院”的正常文化交流行为渲染为文化扩张战略等。

　　二是“崩溃论”，即认为中国经济的增长是以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和官员腐败为代价的，因而是不可持续的。除了早些时候的《谁来养活中国》一书外，2002年1月，美国《中国经济》季刊主编斯塔德维尔在《中国梦》一书中把中国经济比喻为“一座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他预言中国将出现大规模的政治和经济危机。

　　三是“神话论”，即认为所谓“中国奇迹”不过是一个媒体渲染出来的神话。代表性言论当推高盛(亚洲)董事总经理胡祖六在出版于2002年5月的《关于中国与世界的五大神话》，在该报告中他说：“中国的经济增长并非前所未有，以亚太地区的标准而言也不见得特别突出。”

　　四是“责任论”，即认为中国作为西方大国的利益攸关方，必须承担和发挥相应的责任。2005年9月21日，美国前副国务卿、现任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在中美关系全国委员会作了题为《中国向何处去——从正式成员到承担责任》的演讲，明确提出了“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的论断。

　　五是“替代论”，即认为随着以“华盛顿共识”为主导的西方自由民主模式的式微，注重独立、创新和渐进改革的中国发展道路——“北京共识”将成为新的普世话语。

　　六是“阶段论”，即认为中国模式具有“转轨国家”的普遍特点，随着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主流世界，所谓的中国模式也就消亡了。还有外国舆论认为，从世界范围看，中国的发展成绩惊人，但问题也不少，与发达国家比较，中国只是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而已。不难看出，“阶段论”的实质是把“现代化”看作“西方化”，把全球化和世界历史的发展看作均质运动，而非不同历史主体的多元互动，这显然是有违事实的。

　　七是“失衡论”，即认为中国的发展表现为出口导向与内部需求、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等一系列的失衡关系，中国模式的可持续性值得怀疑。2009年初，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肯尼思·罗戈夫在法国《回声报》发表题为《中国能否避免危机？》一文中认为，“在全球衰退开始之前，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持续性已经受到怀疑”。

　　八是“领导论”，即认为国力日盛的中国应确立新的国际观，勇敢肩负起领导世界的责任。有国外学者认为，“在实际行为层面，中国实行的是‘跟着走’或者‘随大流’的政策，因此一直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

　　部分国人的两个误读

　　编者的话 我们在强调世界不了解中国的时候，其实中国人也常常在误读世界，特别是误读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

　　长期以来，西方国家一直宣扬他们的价值观与发展模式是唯一正确的，具有“普世价值”，并不遗余力地推销，其核心简言之就是“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而且一贯主张，只有实现“政治民主化”，才有可能实现和保证经济的发展。但中国却没有遵循和效仿“西方模式”，而是根据中国国情开创出一条新的道路，实践证明已取得了巨大成功。

　　新中国60年的成就表明，我们在中西比较当中，不能误读西方的成功经验，因为时代不同，国情不同，西方当时的经验可能是我国当前的陷阱。而当这种误读不能消解时，我们可能在发展过程中舍本逐末，偏离方向。

　　当前，在中西比较中，仍有两大误读影响着很多人的思维，第一就是对西方民主的迷信，第二是对传统儒学的误解。我们约请专家进行了解析。

　　误读1

　　西式三权分立才是民主

　　专家解析：衡量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是否是民主的，主要标准是看这个国家的人民能否真正当家作主。经过新中国6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完善，我国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同于西方民主制度的政治发展道路。

　　当前，不少公众、网民甚至理论界都存在对民主的误读，把民主的标准单一化，好像只有符合西方民主观的形式、道路、模式才是民主的。这实际上是一种民主迷思，是对西方民主的迷信。

　　误读2

　　儒家文化属专制文化

　　专家解析：前天把儒学神圣化，昨天把儒学妖魔化，虽然是两个相反的维度，却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儒学等于帝王文化。这个前提是站不住脚的。

　　中国民主政治的走向与优势

　　——对话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助理、研究员 陈红太

　　衡量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是否是民主的，主要标准是看这个国家的人民能否真正当家作主

　　人民论坛记者：西方的主流观点认为，两党制、多党制属于民主范畴，其他形式的政党政治则不民主。这个论断是西方意识形态的支点，我国的部分人包括一些专家学者也是此论的支持者。这是一种对西方民主的迷信及对民主的误读，为什么说这一观点站不住脚？

　　陈红太：作为由人民来当家作主的制度，民主即使在西方也不是只有一种实现形式、一种制度模式和发展道路。各国在建立近现代民主制度过程中，由于历史条件以及秉承的制度和文化传统不同，并且受某一种民主理念、制度模式甚至阶级结构和利益关系的影响，其实现形式、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有较大的差别。

　　不过，在上个世纪所谓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影响下，人们对西方民主有了一些较为一致的看法。如普选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多党竞争的政党体制，民主的法制化、程序化，平等的选举权、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和制度化参与的保障，等等。

　　西方的多党制是西方议会民主和普选制度实践过程中的产物。这种制度机制在西方竞争型普选制度框架下，对于整合社会不同政治集团的意志和政策选择、有效组织和参与议会和总统选举、锻炼和选拔政治精英和代表、监督执政党和政府依法和有效执政和行政都具有其他政党制度不可替代的制度效用。

　　但多党制只是民主政治的一种实现形式，一党制度还是多党制度或是一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等等，都不是衡量民主制度的标准。衡量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是否是民主的，主要标准是看这个国家的人民能否真正当家作主。具体说来主要看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能否真正满足人民的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选举权、自治权以及权利救济和有序参与等方面的需要，这些政治权利是否能够得到有效的制度和法律保障。

　　人民论坛记者：当前许多人迷信西方的多党制，认为多党制能够遏制腐败，我们该如何看待？

　　陈红太：不是只有符合西方民主观的形式、道路、模式才是民主的，多党制对于防止和限制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个人专断、小集团专断、非法执政、非法行政和司法、权力乱用和钱权交易等腐败现象，是有一定制衡作用的。但腐败的发生因素是多方面的。如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造成的制度漏洞、行政权过于集中形成的设租和寻租、民主监督和法治监督制度的缺位、社会转型期自律文化和制度机制的失效等等，都是腐败发生的客观因素。不是单一通过改变政党制度就可以解决问题的。许多实行多党制国家的腐败问题比我国的还严重。

　　人民论坛记者：为什么完善中国的民主政治不能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体制？

　　西方民主政治的某些建设经验和实现形式可以为我国政治制度建设服务。如建设法治、责任和有效政府，政党制度的法制化，公民社会的建设和公民政治权利的强调和保障等等。但西方的民主政治从主导模式来说，是建立在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基础上的民主政治，与我国所追求的社会主义和人民大众的民主政治是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制度模式。

　　目前我国形成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历史形成的和人民革命胜利的成果。改变这种政党制度实质上就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政治制度的性质。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制度与西方的民主政治的最大区别就是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制度。

　　从我所了解的我国地方和基层的政治建设实践和经验来判断，我国政治建设的基本走向是：既要通过党的自身建设使党的执政成为最大的政治优势，建立优越于西方的有效执政和有效政府；又要保证人民的多数参与、全程参与、有序参与和真正当家作主。这种趋势已经显示，经过新中国6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30 年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完善，我国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同于西方民主制度的政治发展道路。西方的多党制在我国目前还看不出有哪些现实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我国民主政治的最大优势与党的领导和执政相关联

　　人民论坛记者：在亚洲、非洲和拉美的一些国家，盲目推行西方民主所带来的社会动荡有目共睹。我国的现实国情决定了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必须走自己的路，而不能单凭良好的愿望，误读西方的成功经验，盲目崇拜国外的模式。经过近30年的发展，我们国家已经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发展模式，其突出优势是什么？

　　陈红太：我国民主政治的最大优势与党的领导和执政相关联。优势在于可以集中我国所有的政治资源和组织资源用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主要方面，目前也就是集中力量搞好经济建设和科学发展。

　　有的学者把我国的民主政治概括为协商型或协商和竞争型相结合。我认为不能仅仅从政治运作的形式和政治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方面来定义我国的民主政治制度的类型和模式。协商型民主政治在西方的语境中和我国学界的语境中含义是不同的。我国政治制度的基础不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结构之上，也不是建立在限制大众民主和保障个人权利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首先保障大多数人民的权利和根本利益基础之上。因此，我国的民主政治实质是一种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政治。

　　在我国的政治体制框架内，能否保持党和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是最重要的

　　人民论坛记者：西方国家一般是通过发展社会民主，然后逐步推动政党实行党内民主。而在我国则采取了首先发展党内民主，通过党内民主先行和带动人民民主，实行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互动。有专家强调，中国共产党在发展党内民主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奠定了人民民主进一步发展的坚实基础。

　　陈红太：目前我国在基层和一些地方实行的双推直选和公推直选已形成制度并取得很好的实践效果，对领导干部的选任和党委决策中党员的民主参与力度不断加大；党代表任期制也逐渐制度化和发挥应有的作用和效能；党委集体决策和票决制、党委向党代会报告制度也普遍实行；领导干部离任、任中和任前经济责任审计制度以及问责制度等法治监督制度也取得很大进展和成效。可以说党内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制化程度不断提高。

　　党内民主建设是一个复杂系统的工作。党员主体地位的确立和党员权利的满足和实现需要党内扩大民主选举和完善相关的制度建设，这不仅是党内民主发展的必然趋势，更是党内民主制度的必然要求。

　　当然，我们绝不照抄照搬西方党内民主选举的制度模式和做法，而是根据中国国情和现实需要及可能，不断扩大干部选任中的民主参与，逐步满足和实现党员的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选举权以及权利救济和有序参与等方面的需要，把授权民主和落实上级党委、尤其是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和意志统一起来，即既充分发挥党员的主体地位，又能够保证党的团结统一。

　　人民论坛记者：新中国成立60周年前夕召开的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等重要论断，当前加强党内民主建设要着重哪几点？

　　陈红太：党的组织和党内民主建设搞得好，不仅可以实现有效执政和有效政府，还可以以高尚的集体主义和道德主义改造社会和调整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实现社会和谐和人际和谐。不仅为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强的保障力量和有利环境，还可以为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注入强大的精神动力和创造活力。

　　但问题在于执政党自身能否保持先进性和正确有效领导，党的建设能否保证党以民主和法治的方式实现领导和执政。这些问题不解决，党的领导和执政的优势不仅不能得到有效发挥和体现，还可能导致党的个人或领导小集团对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的垄断，形成如敌对势力所说的“党专制”。因此，在我国的政治体制框架内，能否保持党和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是最重要的。

　　目前保持党和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已不同于党的非执政时期和计划经济时代。从我这几年在地方和基层调研的实践经验来说，主要靠以民生和民主换民心，以民心筑核心。搞好民生建设，搞好民主建设，主要是通过现有制度运作和制度创新，不仅满足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更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政治参与积极性的需要，满足和保障人民的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选举权、自治权以及权利救济和有序参与等方面的需要，实现科学发展和民生和民主双进步。

　　儒学的价值究竟在哪里

　　儒学在中国已有数千年的文化存在，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可是，儒学的价值究竟在哪里？却是一个因时而异、常讲常新、纷无定论的活话题。由于每一时代的人，所处的语境不一样，评价的尺度自然也就不一样。我们今天探讨儒学的价值，不必拘于前人的见解，但不能不对前人的见解有所了解。弄清楚儒学在前天和昨天的境遇，对于我们今天正确认识儒学的价值，无疑是有帮助的。

　　对于古代儒学，至少可以从三个角度来把握

　　所谓“前天”，是指中国古代社会。那时儒学很风光，被加以神圣化。借用鲁迅的话说，帝王们用种种白粉，把孔子打扮起来，抬到了吓人的高度。神圣化是那个时代评判儒学的基本维度。

　　儒学的神圣化过程，发端于汉代。历代君王对孔子的追捧，层层加码，直至被奉为“大成至圣先师”。在古代中国，读书人读的主要是儒家经典，科举考试要从儒家经典中出题，没有哪一家的影响力可以超过儒家。那时，骂佛祖，骂老聃都没有关系，唯独不能骂孔子。如果有人骂孔子，将受到法律的惩处，罪名是 “非法无圣”；将受到舆论的谴责，被视为“士林败类”。

　　对于儒学来说，被神圣化未必就是福音。由此带来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儒学被误解为只是一种帝王文化，而遮蔽了它作为民族文化的一面。儒学是一种复杂的民族文化现象，不能把它等同于帝王文化。对于古代儒学，至少可以从三个角度来把握。

　　第一，有作为学理的儒学。儒学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社会组织原理，体现人类性或合群体性，具有普适价值。在先秦时期，孔子通过反思“礼坏乐崩”现象，建立以“仁”为核心的儒学，讲的是做人的道理、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建立了组织社会必不可少的道德规范。孔子创立的儒学，只是百家中的一家，并不是官方哲学。后儒讲论儒学，也不都是站在官方的立场上，有许多人是当作学理来研究的。

　　第二，有工具化的儒学。汉武帝采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以后，儒学从一家之言上升为官方哲学。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儒学在意识形态领域获得主导地位以后，并不是只有一种声音，而是有多种声音。

　　第三，有作为生活信念的儒学。先秦以后，的确有些儒者站在官方的立场上讲论儒学，推动工具化的儒学，但并不是所有的儒者都是这样做的。有相当一部分儒者并不是站在官方的立场上讲论工具化的儒学，而是站在民众的立场上讲论作为生活信念的儒学。陈献章、王艮及其从学弟子，大都是抱着这种态度。在王艮的弟子中有许多人就是普通的劳动者。他们讲论儒学，不抱有任何功利目的，就是为了寻找精神上的“安命立身”之地。儒学在中国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已经深入到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和生活世界中，成为中国人树立道德理念、处理人际关系、凝聚民族群体的理论依据。作为生活信念的儒学，有别于贵族化、制度化、政治化的儒学，可以称之为民间儒学或草根儒学。这样的儒学，具有十分广泛的社会基础。

　　前天把儒学神圣化，昨天把儒学妖魔化，虽然是两个相反的维度，却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儒学等于帝王文化

　　所谓“昨天”，是指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及“文革”的一段历史区间。那时儒学遭到了劫难，被妖魔化了。随着封建帝制的覆灭，儒学失掉了神圣的光环，成了口诛笔伐的对象，妖魔化成了评判儒学的基本维度。

　　五四以后出现了两次批儒浪潮。第一次是五四时期，由吴虞、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倡导者掀起。不过，他们批儒影响力，远没有后来编写的教科书说的那么大。它的影响所及，极其有限，而且没有持续多长时间。胡适在30年代写过一篇文章叫《说儒》，对儒学的态度有很大的变化。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的批判矛头，其实仅指向工具化的儒学，并非全盘否定儒学。李大钊说：“故余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塑造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李大钊选集》80页)在这里，他把“孔子之本身”同“孔子之偶像”区分开来，明确表示只抨击后者，而不是前者。在“左”的话语占主导地位的时候，五四时期的批儒浪潮被人们夸大了，称之为“打倒孔家店”运动。其实“打倒孔家店”并不是当时流行的口号，乃是后人编出来的。在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并没有成为口号，近似的说法是“打孔家店”。胡适曾在为吴虞的书作序时，称赞吴虞是“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他只说过这么一次，并且没有用“打倒”二字。

　　第二次批儒浪潮就是“文革”期间的批林批孔运动。这次浪潮的规模之大是史无前例的，几乎把全体人民都卷入其中。这次浪潮的荒诞程度也是史无前例的，居然把古代儒学创始人同当代阴谋家捆绑在一起批判，使人莫名其妙。这样的批判浪潮完全搞乱了人们的思想，自然不可能有什么积极的效果。人们仿佛做了一场恶梦，醒来有一种被愚弄的感觉。

　　前天把儒学神圣化，昨天把儒学妖魔化，虽然是两个相反的维度，却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儒学等于帝王文化。这个前提是站不住脚的。上文说到，对于儒学，可以从学理、工具、信念三个角度来把握，那么，儒学的存在空间就不能只是一个，而是三个：君主政体、家庭、心灵深处。作为统治工具的儒学是同君主政体伴生的，随着君主政体的废除，显然已经寿终正寝了；可是，作为学理的儒学和作为生活信念的儒学，并不是君主政体的伴生物，绝不会因君主政体解体而失去存在的价值。君主政体废除了，可是家庭并没有因之而废除，人们心灵深处的集体记忆并没有因之而消除。不可否认，儒学的确有作为帝王文化的一面，但更要看到它作为民族文化的一面。作为帝王文化的儒学已经失去了价值，可是作为民族文化的儒学仍有积极价值，仍有发展空间。人们之所以对儒学的现代价值心存疑虑，恐怕同跳不出“儒学就是帝王文化”的误区有关。

　　在今天，人们对儒学的认识开辟了理性化的新维度

　　所谓“今天”，是指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迈入新的历史时期。在今天，人们对儒学的认识既超越了前天的神圣化维度，也超越了昨天的妖魔化维度，开辟了理性化的新维度。

　　在新的历史时期，率先从理性的维度诠释儒学的学者，当属张岱年教授。1980年，张先生在《孔子哲学解析》一文中，把孔子的思想概括为十点： 1、述古而非复古；2、尊君而不主独裁；3、信天而怀疑鬼神；4、言命而超脱生死；5、举仁智而统礼乐；6、道中庸而疾必固；7、悬生知而重见闻；8、宣正名而不苟言；9、重德教而轻刑罚；10、整旧典而开新风。他在多次学术会议上讲，时至今日，尊孔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批孔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现在进入了研究孔子的新时代。他所说的“研究”，就是从理性化的维度出发，以同情的态度诠释儒学，走出神圣化和妖魔化的误区。张岱年写了《关于孔子哲学的批判继承》、《孔子与中国文化》、《评“五四”时期对于传统文化的评论》、《孔子的评价问题》、《儒学奥义论》等多篇文章，阐述他关于儒学的新见解。

　　从理性化的维度看儒学，会发现它是一份培育中华民族精神、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和谐社会的思想资源。儒家提出“以人为本”的理念，把重人思想与奋斗精神、经世态度紧密结合在一起，提倡自强不息、开拓进取的精神。

　　儒家提出“以和为贵”的理念，不仅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环境，使每个民族群体中的成员自觉地加强道德修养，保持与外部世界的和谐统一，而且影响着每个成员在实际生活中的行为方式，使人们认识到在维系社会群体和谐中自己应承担的责任与义务，因而能做到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形成一种亲和力，从而提升全民族的综合实力。儒家提出“以礼为序”的理念，确立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规范，为中华民族广大成员所认同，影响久远，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儒家提出“经世致用”的理念，强调在现实世界中提升道德品格，达到理想境界；主张在人生实践中自强自立、奋发有为，成就理想的人格，并由此培育出中华民族注重人生价值、敢于担纲、负重致远、刚毅进取、自强不息、谦恭有礼、不为人先、吃苦耐劳、勤俭持家、求真务实、厚德载物、忠恕之道、利群爱国、乐观向上等一系列优秀民族精神。

　　越是民族的，也就越是世界的。在今天，儒学作为民族文化，已经走出了中国，走向了世界，找到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世界各国创办的孔子学院，已经接近400所。1997年联合国召集各国学者共同制订“普遍伦理计划”，与会者一致同意把孔子的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写进《世界伦理宣言》。据澳大利亚《堪培拉时报》报道，前些年一些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聚会，瑞典天体物理学家阿尔文(1908-1995)在发言中说：“人类要想生存下去，就要到25个世纪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阿尔文的这种说法，未必能成为所有人的共识，但却足以作为儒学有广泛国际影响力的例证。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当今时代，世界的精神文明领域不可能再是西方文化独奏的舞台，人们对儒学同样充满了期待。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教授、博导，社会兼职有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

　　中国人误读世界的原因分析

　　两百年前，中国近代改良思想先驱魏源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力主“睁眼看世界”。两百年后，站在中国的视角表达中国立场的前提，依然是要对这个世界有着客观和理性的认知。“我们误读了世界，却还说它欺骗了我们。”泰戈尔当年的提醒在今天的中国依然有着特殊的意义。当“世界误读中国”为国人义愤填膺时，人们可能忽略了自己也在某种程度上误读着这个世界。比如新华社多位驻外记者曾撰文介绍了中国人误读的世界包括“伊朗人恨死美国”、“韩国人爱国不买日货”、“印度远落后于中国”等。 而寻找“误读”的根源，原因大致有以下方面：

　　盲目跟着西方媒体走

　　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流动自由度相当大的时代，媒体不是只有一家两家，声音日渐纷繁多样，了解事实真相的机会并不十分匮乏。可是，每个人都会受时间、精力、经历以及手段的制约，我们最终接受信息的渠道可能还是有限的，误读的发生当然就在所难免了。

　　目前国际新闻基本上仍被美英等少数西方国家所垄断，这使得西方媒体对他国的报道偏好和误读很容易扩展到世界其他地方。比如媒体刻意选择造成以偏概全，往往就会忽略了更加真实的全部。比如在中国媒体的报道中，中东似乎总是和恐怖袭击联系在一起。事实上，中东地区的犯罪率要比美国和西方国家低得多。

　　偏激的民族情绪易让人误读，将一厢情愿的幻想当真实

　　国人在国际问题上存在诸多误读，比如说，以为俄国人总要摆出架势同美国佬对着干等等。之所以产生此类误读，原因之一就是把自己一厢情愿的幻想和希望当成了事实。有人不愿抛弃冷战思维，错误理解韬光养晦，以为既然美国跟我们过不去，最好别的国家也去同老美作对。

　　当前中国人世界认知状况调查

　　10月1日大庆展现的中国风范，不仅有欢庆喜悦，更有从容自信。有媒体评论，面对世界，历经60年发展，中国人民从“站起来了”到“腰板竖起来了”。

　　近现代以来，在如何看待世界这一问题上，中国人的心态跌宕起伏。当中国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惊醒后，“中体西用”、“全盘西化”、“崇洋媚外”、 “和平与发展”等一系列思潮和心态在不同时期主导国人的思维。当前国运昌盛，中国处于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机遇期，中国人是如何看待世界的？面对成就与不足，我们拥有怎样的心态？公众是如何认识世界观与国运的关系的？为此，人民论坛杂志千人问卷调查组围绕着 “中国人世界观”这一问题展开了广泛调查，在随机采访不同群体的同时，在人民论坛网、人民网等推出网络问卷调查，得到了受访民众、网友的热情支持与响应，共收回有效问卷4190份。

　　认为中国人“自信理性”与“祟洋媚外”的受访者比例各占近半

　　在“当前中国人看待世界的主流观点是”这一选项中， 46.4%的受访者选择“中国与西方各有长短，能够自信理性看待西方的长处与不足”， 45.2%的受访者选择“中国相对不足，仍然崇洋媚外”，还有6%的受访者选择“中国长处更多，已能与西方抗衡”，2.4%的受访者选择“其他”。

　　从以上调查结果可以看出，认为中国人“自信理性”与“祟洋媚外”的人数大致相当，可见，当前这两大认识都颇有市场，体现了民众看待世界的心态冲突。

　　专家分析指出，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中国拥有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国成为最强大国家美国的债权人。对于中国这些年所取得的经济成功，不仅中国人应该感到自豪，国际社会对当今的中国也是刮目相看。随之，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也在不断提升，对世界的看法也越来越成熟。

　　但与此同时，仍有不少中国人持有“崇洋媚外”的心态。在中国那些豪华的别墅区门楼上，很难看到“桃花园”那样透着中国文化的名字，最容易读到的是“瑞士豪廷”那样的名头。此外，那些豪华的写字楼也都是“曼哈顿”，富人区的街道也都是“第五大道”等等。更有不少人花大把的美金把不爱学习的孩子送到国外镀金，还有人付出巨资去换取一个毫无意义的洋学位。

　　对此，专家指出，中国对世界的认知，从根本上讲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一是中国社会的发展水平，特别是经济发展水平；二是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增长，国力的不断增强，国际地位的提升，民众看世界的心态也会随之改变，到中国真正成为富裕国家后，持“崇洋媚外”心态的人就会越来越少。

　　逾八成受访者认为中西文化各有所长，可以相互借鉴

　　在回答“您如何看待中西价值观念的异同”时，83.8%的受访者选择中西方文化“各有所长，可以互相借鉴”，7.4%的受访者选择“中国的比外国的先进”，5.6%的受访者选择“外国的比中国的先进”，3%的受访者选择“互相冲突”。这说明中国人能够客观冷静地看待中西价值观念的异同。

　　西方价值观念继承了西方文化传统，包括在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上产生的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和在社会化大生产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基础上产生的适合西方社会大生产的价值观念。它注重个人奋斗和实力竞争，强调个人的自主、自立精神。而中国的价值观念则主要有以古代儒家为代表的传统价值观念和当代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中国的价值观念奉行中庸之道、崇尚忠恕。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中西价值观念也在冲突中不断融合，全球范围内的价值观念认同趋势随之强化。

　　逾九成受访者认为西方在遏制中国崛起或有遏制意图

　　调查显示，在“您认为西方是否在遏制中国的崛起”这一问题的回答上，有70.4%的受访者选择“是的，有明显的行为”；21.2%的受访者选择 “有潜在的动向”；4.8%的受访者选择“只是有意图，还未有明显行为”；3.6%的受访者选择“没有遏制”。也就是说有91.6%的受访者认为西方在遏制中国的崛起。

　　专家强调，面对中国的崛起，西方国家可以说是喜忧参半。西方国家用了近300年的时间完成工业化进程，而中国人可能要在相当于他们1/3，或者 1/4的时间内就要完成工业化。这对国际力量对比，对世界能源消耗，对世界经济体系和结构乃至全球的文化和心理带来的影响和冲击必然是很大的。随着中国产业优势在国际分工中不断从低端向高端扩展，中国与西方的经济利益摩擦不断增多，西方有些人指责中国抢了他们的饭碗，对中国有恐惧心理。于是，不少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崛起采取了“遏制”的态度，并通过种种手段，对中国的崛起设置了重重障碍。

　　大多数中国人能够理性地看待西方的吹捧

　　在对“您如何看待西方的吹捧”这一问题的回答中，49.6%的受访者选择“是西方的政治策略，要警惕”；8.3%的受访者选择“是西方被中国取得的成就折服的结果”；41.3%的受访者选择“具有片面性，要冷静对待”；不到1%的受访者选择“理所当然地接受”。这说明大多数中国人能够理性地看待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吹捧。

　　近年来，历来热衷于对中国进行丑化的西方主流媒体，现如今突然开始大肆吹捧中国。2007年初，新加坡《海峡时报》刊登伦敦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维克托·托马斯的文章《中国可能将同美国一样成为超级大国》，预言2020年世界将有中美两个超级大国。同年，美国《时代》周刊以《中国：一个新王朝的开端》为封面故事，指出21世纪将成为“中国世纪”，而美国的相对力量则在下滑，其地位作用逐渐被中国所分解。

　　专家指出西方一些政治势力对中国的吹捧实际上居心不良。第一，他们企图通过夸大、高估中国的经济实力，使中国承担不适当的国际责任，承担过重的国际义务。第二，转移他们国内人民的视线，将他们本国经济不景气、就业率低等问题的责任推到中国身上，将人们对他们本国政府的不满情绪转嫁给中国身上。第三，为“中国威胁论”找依据、造舆论，以便设置更多的障碍阻碍中国的发展。

　　中国人普遍能正确地看待西方的责难

　　在回答“您如何看待西方的责难”这一问题时，51.6%的受访者选择“是西方不了解中国真实情况所致”，43.7%的受访者选择“毫无根据，是西方打压中国的方式”，3.3%的受访者选择“有一定的道理”，仅有1.4%的受访者选择“基本属实”。这说明大多数中国人都能够正确地看待西方的责难。

　　专家指出，中国不可能按照西方的意图去发展，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必然继续充满撞击和冲突。而相互的理解和认同将是一个长期而艰苦的过程，西方对中国的挑剔和责难短期内不可能消失。但是，从维护中国国际形象、改善中国与西方的合作关系的角度出发，我们需要继续多做工作，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国情与和平道路有更多的理解。只要我们坚持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走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同时高举和平与合作的大旗，倡导和平发展、互利共赢，就是应对国际责难的最好回答。

　　73.6%的受访者认为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

　　在对“您如何看中国的国际形象”这一问题的回答中，73.6%受访者选择“仍然是发展中国家，还需要做出很大的努力”，17.3%的受访者选择 “崛起的大国，但被误读”，5.3%受访者选择“大国风范，受到好评”，3.8%受访者选择“穷国，没什么竞争力”。这说明中国人自己对本国的实力有着很清醒的认识，大多数中国人认为中国还远远不是世界强国。

　　虽然中国的发展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人均GDP在世界上仍排名百位以后，只有西方发达国家的十几分之一。中国的区域、城乡差距非常大，工业化、城镇化刚刚起步，东部、中部和西部就像三个世界。作为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每天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面临的挑战和困难是严峻和复杂的。中国与传统意义上的大国、强国是不一样的，她既有强和大的一面，也有自己弱和小的一面。

　　多数受访者认为中美、中俄、中欧关系对中国影响较大

　　在“您认为下列哪对国际关系对中国影响较大” 这一问题的回答上，72.4%的受访者选择“中美”，59.4%的受访者选择“中俄”， 52.3%的受访者选择“中欧”，42.6%的受访者选择“中日”，27.1%的受访者选择“中印”，26.4%的受访者选择“中非”，15.2%的受访者选择“中朝”。结果显示，多数受访者认为当前对中国影响较大的国际关系是中美、中俄、中欧关系。

　　专家指出，以上调查结果虽然不一定全面，但中美、中俄、中欧选项排在前三位，从一个角度反映出公众对当前世界上各主要政治体与中国关系的认知。中美两国，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个是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两国有合作的基础和共同的利益，中美经贸合作互利双赢。中美合作有利于亚太地区的稳定，也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中俄是毗邻而居的大国，而且都面临着加快国内发展的历史任务，双方如果不能建立睦邻友好关系，对双方的发展都是非常不利的。在区域一体化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潮流的形势下，中俄只有加强合作，才能实现共同发展。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赵怀普教授认为，中国和欧盟作为世界上的两支重要力量，发展相互关系符合双方根本利益，也有助于促进世界多极化趋势。当前中欧关系虽然正在经历调整和转型，但就基本态势而言，仍然是机遇大于挑战，中欧关系将在磨合中前行。

　　受访者普遍认为助长国运需打“组合拳”

　　在“您认为哪种观念会助长国运”这一问题的回答中，78.4%的受访者选择“虚心向各国学习，兼容并蓄，取众家之长”；74.9%的受访者选择 “树立信心，发挥特色优势，积极应对国际竞争”；70.7%的受访者选择“理性对待外国的误解、坚定信念，走中国特色之路”；68.2%的受访者选择“做世界的思想观念和精神的创造者，成为世界游戏规则和制度的一个制定者”；56.4%的受访者选择“没必要在乎国外的看法，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53.8%的受访者选择“重视国际消极舆论，积极做出解释”。调查结果显示，所有选项的得票结果都超过了半数，这说明受访者普遍认为要助长国运，需打“组合拳”。也就是说，既要虚心向各国学习，兼收并蓄，又要发挥特色优势，积极应对国际竞争，还要理性对待外国的误解，积极消除各种消极言论，做世界的思想观念和精神的创造者。

　　专家指出，为了助长国运，中国一方面应主动融入世界，在开放过程中，博采众家之长为我所用，加快自身的发展步伐，提高经济实力；另一方面中国应提倡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以通过对话增进相互信任、通过合作促进共同安全为宗旨的新安全观，坚持双赢、多赢和利益共享的行为准则，从而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和支持，扩大中国的影响力，提升国际地位。

　　(执笔：人民论坛记者 马 静)

　　做心智成熟的大国

　　——如何看待西方的吹捧和责难

　　从“即将崩溃”到“巨大威胁”再到“领导世界”，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的短短数十年间，西方对中国的评价犹如带着我们坐了一回过山车，令人耳晕目眩。在中国必须继续在自己的发展道路上砥砺前行，而西方世界继续“看不懂”中国的情况下，类似情形还会发生。在改良政治、发展经济和弘扬文化的同时，如何正确看待和应对来自西方的种种责难和吹捧，已经成为中国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心理和智力考验。中国不仅应该做一个政治昌明、经济繁荣和文化发达的大国，更应该成为一个心智成熟的大国。

　　成长的“烦恼”

　　我们常常将是否具有正确、稳定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作为人心智成熟与否的标志，同样，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能否准确地认识自身所处环境，冷静地判断自身的优势劣势，从而明确和坚持自身的发展方向，也是其心智是否成熟的标准。这就如同人无法脱离自然和社会环境而存在，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也不能超脱于国际环境和气候之外。

　　上世纪九十年代，冷战的“胜利”使西方的实力和自信心达到了顶点，在它们看来，历史已经在西方政治经济模式的“一统天下”中“终结”了。因此，由于制度上的“劣势”和诸多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当时“唯一幸存”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的“崩溃”只是时间问题，而且“即将到来”。但当这种臆测没有成为现实、西方认识到中国的顽强坚韧时，“中国威胁论”又应运而生，至今仍是西方对中国进行责难的主旋律。如果说“中国威胁论”刚刚抬头时还很幼稚，甚至带着种族主义的“黄祸论”肮脏脐血，不值一驳，但在经过多年的加工和润色后，现在的“威胁论”门类齐全，品种繁多，“技术含量”已显著提高。以前笼统的“经济威胁论”已经被扩展到粮食、能源和环境等领域；“军事威胁论”也被细分为“航母威胁”、“太空威胁”和“南海威胁”等等。这其中有从学术研究入手的“大胆假设”，也有制造噱头的“标题党”。无论具体威胁何指，中国都被描述成一个“不安分”的现有秩序的破坏者。结论稍稍公允的认为造成“威胁”是中国的“无心之失”，西方应当加以“引导和匡正”；更多的是把中国看作“居心叵测”的异类，西方应当施以“遏制和打压”。

　　“威胁”之能成“论”，源于对中国发展方向、速度和规模的“恐惧”。首先还是意识形态的偏见和“西方中心论”的作祟。这种逻辑简单得可爱：“民主”必然是“和平”的，“西方”一定是“文明”的，因此，既不“民主”也不“西方”的中国一定是威胁。其次是自身利益的算计。例如，让美国人揪心的是，按照中国目前的消费增速，若干年后赶上了美国的汽车消费水平，地球之大也无法提供足够的石油供给。因此西方“发现”：中国公司在四处“抢油”了，对西方的能源安全构成“威胁”了。更为离奇的是，一位西方的学界新锐曾经很认真地算过一笔账：按照目前中国人口和消费能力的增长趋势，短短几年后，全世界生产的牛肉全都加起来也不够中国人吃了。这下麻烦了，不是开不开车的问题，而是关系到美国和其他爱好牛肉的民族能不能吃饱饭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了。

　　这些貌似唬人的“大问题”其实都违背常识，结论荒谬。比如能源问题，人类发展和自然资源供给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非自今日始，何况，这种矛盾正是人类提升创造力、开发新能源的动力。如果因此拒绝让中国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去享受美国式的生活，恐怕这不是一个“文明”的、说得出口的理由。至于牛肉的问题，好在中国人对它并不像美国人那样偏爱，这实在是用美国人的胃来揣度中国人的“心”了。但这些论调的危险之处在于，它可以吸引眼球，可以转移视线，可以在不了解中国、缺乏判断力的普通民众中兴风作浪。

　　当国人在为花样翻新、层出不穷的“威胁论”闹心的同时，另一种言论也不绝于耳。首先是“购买力平价”的新算术让中国的经济实力陡增不少，然后是 GDP超美的美好蓝图，现在是“出口世界第一”的桂冠，这种论调的高明之处是“拿数字说话”。数字是科学计量的手段，但计算方式和数字的取舍还是掌握在人的手中，真相往往在其中扭曲。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将这种甜言蜜语推向极致，给了中国一个“扬眉吐气、翻身做大”的机会。出自美国经济学界的“大胆假设”经过美国政要的润色，“中美共治世界”的宏论横空出世。这种看似新奇的观点其实由来已久，甚至和“威胁论”脱胎于同一个母体，就是所谓的从西方向东方、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权力转移论”。如果非要找出新奇之处来，那就是前一阵流行的“中国责任论”的升级版。崛起需要承担责任，领导世界更是需要承担责任的。因此，握有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中国是在金融风暴中力挽狂澜的“救世主”，只要中国出手相救，不仅能证明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而且其国际地位会陡然上升，甚至替代美国，全球将进入“中国时代”。

　　中国特色的政经发展的确使得自身在危机中免遭西方那样惨重的损失，在全球经济下滑的态势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但如果头脑发热去当头的话，后果很严重。首先是自身的综合实力还不足以承担“领导世界”的重任，这绝非出于谦虚。从人均水平来看，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大国，总理教给西方的那道简单算术题仍然不过时。其次是中国现阶段的发展战略不允许。作为人口大国，内向发展仍然是今后一段时期中国的主导战略。除了经济实力需要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发展模式中还有许多制度需要完善，结构需要调整，民生需要改善。金融危机提供给中国的应该是反思发展模式、重新明确发展方向的机会，而不是盲目当头、替人火中取栗的“机会”。最后是中国的国际环境和外交原则不允许。“共治论”一出，欧盟、俄罗斯、日本等国际主要角色的心中滋味恐不足为外人道，发展中国家更是心生疑虑，客观上起到了孤立中国的负面作用。何况，在国际事务中维护国家主权、主张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和追求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平的中国外交原则也会和这种“领导世界”的哲学发生排异。

　　纵观诸“论”，无论是责难还是吹捧，都是现代化中国成长道路上必然经历的风风雨雨，它们或许会为中华民族带来种种心智上的烦恼，但无论烦恼如何，中国成长的脚步不可阻挡。

　　乱云飞渡亦从容

　　如何正确对待来自西方的责难与吹捧之所以成为一个话题，就是因为我们所处国际环境的现实是，西方国家仍然主导着当前的国际格局，它们可以利用所把持的话语权，制造出种种“论”来对中国的发展施加影响和压力。毋庸置疑的是，无论我们怎样强调追求和平崛起与和谐发展，中国六十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客观上带给国际体系的是一种革命性的变革，必然在国家综合实力对比、政治影响、资源分配和利益分配中产生重组效应。所有的责难和吹捧都是因为中国在变，而且带动世界在变，由于这种变化的巨大规模和迅猛速度，西方对此还远没有做好准备，表现出巨大的心理不适应。当前，如何使中国在国际上更具有政治影响力、经济竞争力、形象亲和力和道义感召力，成为了检验中国实力的重要标准，其中的形象和道义都属于软实力的范畴，如何培养和塑造自身的软实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如何应对西方的责难和吹捧。

　　首先还是要站稳脚跟，坚定信心，这是要解决心态上的问题。“任尔东西南北风，咬定青山不放松”，中国始终是在走自己的路，难免受到各种怀疑或指责，但只要坚持信仰就能认定方向。面对责难时，容易陷入两种情绪，一是“不高兴”，二是“不理睬”。“不高兴”是因为觉得受了委屈，必须要通过情绪的宣泄才能求得内心平衡，是心智不成熟的表现，这副表情经常出现在在外受了同伴欺负的小朋友或是处于叛逆期的少男少女的脸上，不应当是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应有的国际形象。比起“不高兴”来，“不理睬”就更要复杂些，更容易遭到非议和误读：是因为理屈词穷而如此呢，还是默认这些责难呢？更何况在交流、沟通为主流的相互依存的国际体系中，也不允许我们动辄“不高兴”、“不理睬”。而面对吹捧时也容易走两个极端，一是沾沾自喜、盲目跟进，二是裹足不前，过于保守。犹如钱币的两面，这两种表现都是对自身缺乏清醒认识、自信心不足的表现。当然，在有些问题上更是要有“闻过则喜，反求诸己”的自我批评的勇气。

　　其次是要参与讨论，敢于发声，这是要解决行动上的问题。这也是中西方文化差异上的问题。以“诡辩”起家的西方思想擅长于进行未雨绸缪、形而上的争论，而奉“敏于行，讷于言”为操守的中国文化却视争辩为“不仁”之术。如果在面对种种责难和吹捧时囿于这种传统思维，就让我们在明辨是非、主导舆论和争取人心上已经不战自败了。比如，在西方将非洲视为禁脔而屡屡对中国的经济开发发出责难时，我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作出回应：西方主宰非洲命运数百年，仍然改变不了那里的赤贫和饥馑，现在为什么不试试中国的模式呢？

　　最后是要发挥我们的聪明才智，破解种种论调，这是要解决认识上的问题。分析种种论调不难发现，来自西方的责难和吹捧都有其理论基础、逻辑思维和论证体系，尽管不乏荒谬和疏漏，但也不是一句两句就能驳而倒之的，而且西方的智库还在日以继夜地批量生产着这些理论和逻辑。例如，对于常常被西方作为“威胁论”基础的“权力转移论”、“民主和平论”在西方很有市场，而我们有没有认真地对它们进行过思考，它们有没有合理性？谬误又在哪里？尤其是当它们被运用在编织“中国威胁论”时，我们怎样做智力上对称的回应，而不是自说自话、各说各话，最终达不到沟通交流和批驳谬论的效果。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欧盟研究部主任)

　　“中国”这个概念的积极意义

　　目前仍然在流行或者前不久还在流行的“中国威胁”和“中国崛起”的说法代表着关于“中国”这个概念的典型误解。“威胁”和“崛起”本质上是同样的或者说对应的说法，只不过“威胁”是他者的一种缺乏善意的消极看法，而“崛起”是自己的一种积极看法。当然，不管是“威胁”还是“崛起”，其所指是个客观事实，但说出这样的事实陈述没有很大意义，因为，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我们似乎应该说，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或者比较大的国家个个都是威胁，都消耗了太多的资源，都对世界形成了太大的压力，如此等等。可是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呢？又是个什么问题？或者这样说有什么思想意义？显然这不是个问题。这决不是“中国”这个概念所能够和所应该开发出来的问题和意义。现在需要思考和讨论的是中国对世界的可能创造和对世界的责任，简单的说，要讨论的是“中国”这个概念的积极意义。无论是“威胁”还是“崛起”都提错了问题，因为抱怨或炫耀一个事实并不是一个问题。

　　对于世界来说，中国所能够贡献的积极意义是成为一个新型大国，一个对世界负责任大国，一个有别于世界历史上各种帝国的大国。对世界负责任，而不是仅仅对自己的国家负责任，这在理论上是一个中国哲学视界，在实践上则是全新的可能性，即以“天下”作为关于政治或经济利益的优先分析单位，从天下去理解世界，也就是要以“世界”作为思考单位去分析问题，超越西方的民族或国家思维方式，就是要以世界责任为己任，创造世界新理念和世界制度。

　　西方误解中国是难免的，可以慢慢消除。西方爱误解中国就误解，这不是中国的问题，而是西方的问题，误解中国是西方的错误，是西方吃亏而不是中国吃亏。与中国合作共荣才是世界各国的最优策略。中国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做一个能够兼收并蓄的国家，兼容中国自己有价值的思想和西方有价值的思想。自从听毛主席说的“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我就知道世界尺度的眼光是重要的。总之，重要的是自己是否能够兼备各种文化的优点，这才是我们自己的事情，至于别人是否坚持错误地理解中国，那是别人的事情，做好自己的事情比什么都强。自主、自重、自强，做好一个国家与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的道理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