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施密特将错就错之政治宗教
——新教政治神学随想录之五
陈永苗
为了应付危机，或者把民族国家带到主人民族的位置，必须把任何时候都看作战争时刻，居安思危，这样独裁就是必要的。通过必要性和缺陷来论证凯撒的正当性，然后再用胜利和吹嘘，刺激人心中敬畏和恐惧，以及死亡焦虑，赋予凯撒超凡魅力，变为人神。这个过程属于道德政治，也就是说道德本来属于日常生活，借助于凯撒的立法者地位，从而渗透到源头和终结。源头和终结本来在于道德之外。道德政治，总是诉诸于凯撒主义，也就是独裁政治。
而这样的过程中，民族地缘政治的冲突，就变成非你死我不活的危机，只有成为主人民族或者世界老大，才是安全的。民族国家就成就了一些居心叵测的哲学家，例如柏拉图口中所说的在命运大海暴风浪中，顾不着航行目标，而把自己的存在和延续，秩序、和平安全当作终极目标的小舢板。应付并不存在的，或者夸大的危机，或者过去民族国家危机的念念不忘，或者为了把民族国家带到主人民族的天选民地位，都足以绑架威胁人民，迫使精神病院门口徘徊，从而成就了哲学家僭主。
在危机四伏的航行中，不管船长如何有特权，如果剥削和压迫，具有共同命运的人，首先是不可推翻他的。除非忍耐太久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而且不推翻船长就再次沉船，才会去推翻。这样的拖延，对于具有伟大政治理想或者贪婪的凯撒，已经足够，甚至可以折腾好几辈子好几代人。
施密特要求严肃认真的生活。施特劳斯在《德国虚无主义》中说，据说道德生活意味着严肃认真的生活。严肃认真的生活，以及严肃认真的仪式，是封闭社会的独特气质，按照其本性，这种社会不断面临着，基本上就是指向紧急关头、非常日时刻、动员日、战争。也就是道德政治天生就是仇恨的政治，阶级斗争的政治，在共同内部划分敌我，强化等级搞内斗的政治，就是让人陷入恐惧焦虑中，然后跪在统治者面前放弃自由，屈从的政治。
政治确实离不开民众的恐惧和焦虑，可是民众的恐惧和焦虑不能如霍布斯“利维坦”那样，要进一步扩大，而应该使用炼金术，把民众的恐惧和焦虑，指向对上帝或基督的敬畏和崇拜。这个是太阳，然后从太阳反射出来权威的光线，形成政治的月亮，来照亮黑暗的世界。当把民众的恐惧和焦虑，通过道德政治的运作，直接指向一个人，让这个人称为人神，这完全是巫术，这与政治中理性主义的内在规定性背道而驰。政治属于人的最伟大力量，本来就是对巫术的抵制，政治理性主义是政治的目标和内在规定性。也就是说，政治虽然离不开巫术，然是必须走向理性，即使巫术无法取消，那么也要永远服务于理性。
没有政治权威不是来自神或者超出人的范围的（这里就蕴含着人与人就是平等的，没有人可以统治人），政治权威并不来自一部分人统治权力欲望的自我宣告，自我任命。这个只能是把权威赋予这个人，而不是产生政治权威。有没有这个种人，有没有自我宣告，自我任命，都不影响政治权威的形而上学或先验地存在。称为凯撒，不过是将权威垄断在自己身上，让自己成为唯一的出口或门。也就是说，在政治空间或者灵魂里面，自己就是神，自己的人格与神的神格二位一体。
这种垄断，只有在道德政治和道德人的情况下，才是“真理”。这是属于黑暗的力量。路易十五时期法国最有智慧的学者，拜见了路易十五，就称路易十五是最有智慧的。哈耶克见了英国女王，也称女王最有智慧。这是一种让内心深处颤抖和不由自主地屈从的黑暗力量。而只有超越道德政治和道德人，经过基督教精神的洗髓易筋，在法政人心中，这种黑暗的力量，属于魔鬼的力量，才在后退中。
这样看来，凯撒永远是暂时的，虽然可能长久地，不断重来的统治，甚至只要有人的政治，就有凯撒主义，但是凯撒永远是暂时的，也就是人间必然性和面对命运采取的权宜之计，体现人的有限性，不属于福音和自由。这样的绝对尺度，绝对不能取消，否则人就变成互相撕咬的动物。政治福音和政治自由，就是与凯撒的垄断和巫术做敌人，从而呈现政治理性主义与巫术之间的敌对和寻求和解的关系。
对于苦难和极端困境中的人民，就像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当摩西离开上帝是否还守护他们这个问题降临他们中间的时候，亚伦的金牛犊就是他们的偶像崇拜。苦难和极端困境中的，受到必然性和命运的支配。没有自由，就会偶像崇拜。一战后德国就是如此，恶劣的地缘政治因素，一战后的战争赔款和屈从地位，国内的经济剥削和压迫，除非有绝大信心，否则就崇拜凯撒。
所以整本《圣经》，甚至新教的“因信称义”，无不在强化人的信心，不要屈从于必然性和命运。越是苦难和困境，信心越为重要，犹太人可以用天选民的观念和弥撒亚即将来临的启示录精神，来安慰自己。在欧洲各大民族中，天选民是否是自己，能否等来弥撒亚，是一个永恒的精神创伤，欧洲虚无主义的根源就在于此。反犹主义究其原因除了政治经济上的原因，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民族国家崛起之后，自己民族是不是天选民族，而与《圣经》钦定的犹太人展开精神搏斗。
这些是属于人的自我称义的狂妄和罪孽，属于血气、激情渴望。当这些在福音的名义，美好的面具、自由的法袍之下，如野草般疯长的时候，大多数人暴政和政治暴力、战争就完全在场了。
而尼采看到，血气与福音的对立，身体与灵魂的对立，保罗和教会与基督的对立。也就是说，保罗作为奠基人的基督教会本身，与基督福音有相当程度的背离，因为教会是属于人的，那么血气激情渴望就会打扮成福音，人会以自己的血气激情渴望当作福音，当人很多成为“群”，或者基督福音的使者丧失权威的时候，就弄假成真了。
在基督看来，自我保存是福音的，即使是以血气激情渴望表现出来，那也是正当的（耶稣熟读《诗篇》），而超出自我保存的血气激情渴望，就是有问题的（只有打扮成自我保存，这些血气激情渴望才是强大的，自以为正当的，例如德国领土扩张）。有问题，在人间，可能是正当，也可能不是正当的，这取决于具体条件，这种正当也是有限的、临时的，绝不是天国中那样永恒的。
尼采及其继承人海德格尔，都是从基督教精神历史谱系中教会奠基人保罗下手，把保罗教义与基督福音对立起来，从而返本开源，打开基督福音新的道成肉身形式。到希腊去寻找帮助，那不过是盟友，盟友用完了，就要被抛弃到黑暗中去，与自己所在的秩序毫无关系。 尼采对柏拉图主义、基督教会精神和社会主义的攻击，是基督福音的捍卫和还原。这三者都是道德政治的，都具有非理性、非自然的巫术基础，都是基于血气激情渴望。与福音对持，取代福音的道德是假冒的理性，属于人向魔鬼堕落的特征。
上帝和基督的权柄，是福音、灵魂美好展现在人心中的，而敌基督与凯撒的权柄，则是血气、激情渴望而造成困境和苦难感，而且恐惧和焦虑，而赋予的。后者就是政治哲人口里所称僭主。僭主的独裁，就是人民的独裁，就是身体的渴望，造成的大多数人的暴政。可见现代民主政治的极权主义，深深植根与基督与敌基督的对立，福音与教会的对立，身体与灵魂的对立（苏格拉底-柏拉图作为基督教的先锋，探讨了身体与灵魂的对立）。所以，生病的是，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到基督教至今的自然法秩序体系或道德政治这段历史，有病菌在里面。这种病菌就是道德。超出这段历史，好像就不是一个政体的科学医生，所要重新审理的事情。
施密特认为，独裁能够提供人民表达团结无间的机会，也就是展现一个高度同质性的民族国家共同体。而自由立宪政体似乎做不到，没有政治作为强有力的纽带，没有把政治救赎的魔力发挥到极大。与自由立宪政体联系在一起的政治中立性，似乎完全放弃或者自我克制了政治救赎的魔力，形成政治多元主义，诸神之争还会撕裂遗忘共同的政治共识，掩盖政治神学的主张，这不足以在短时间内形成高度同质性，尤其在后发民族国家，急切面对民族生存危机的时候。而美国的公民宗教虽然良好，但是特例或者是例外。所以拿德国的政治现实来说，从韦伯以降，对领袖民主制的鼓吹，对元首领袖的鼓吹，都具有形成民族国家的政治宗教的深刻含义。
元首领袖是政治宗教的支点，一旦确立起来，通过现代的宣传和神话语言的移情作用，一个政治宗教就形成了。这是对古代城邦的回归。拿德国来说，这种回归是对古老源头希腊的征用，也同时基于民众对凯撒的渴望，因地制宜。而且韦伯可以从美国总统制的宗教功能（是仪式的，象征的，而不是道德的，政治宗教是法律的而不是道德的，而民间宗教与道德好像混同），给他自己的领袖民主制，找到非常充分的论证。而且似乎韦伯是想学习美国宪政。
施密特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反议会制的民主主义者，它的首要目的是要将民主从过多的自由主义成分中拯救出来。在他们这样的人看来，自由主义和及其代议制，不过是民主的共和形式，内容不能无条件受制于表达形式。当自由主义的特定政体形式代议制，处在特定阶段，很明显已经不能表达民主的内涵时，固守这种特定政体代议制，是僵化的，只有从中受益的特权者才坚持如此，已经不是公共福祉。
代议制本来就是权宜之技，受制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即使突破这种特定历史条件的条件还没成熟，或者永远也没有办法成熟，也不能因此否认权益之技的本性。很显然，有一种背后的东西赋予代议制政治正当性，并且让议会来看守民族国家主权，成为人间的神圣机构，但是不能让代议制和议会本身，把背后的东西抹杀了。
既然是历史和困境的产物，那么当下的，尤其是具体国家的政治条件，是否引入或持续使用代议制，是值得争论和决断的。不能说在先发民族国家英美的成功，代议制就一定在后发民族国家可行，也不能说不行。这里需要自由主义，作为立宪的政治科学，协调好具体政治条件，与民主潮流多大程度已经支配人民，成为“民情”之间的关系，造成二者和解，并且可以促成民情越加符合自由主义立宪政体。也就是说，逆流而上造成和解必须隐含着一个规定，不能屈从于具体政治条件和人民的旧心理条件，而必须为己所用造成后者节节败退，最后“民情”就是自由主义的。
在乌黑一片，或者黑多白少、或者半黑半白，或者黑少白多的特殊“国情“与“民情”中，必须有一个强大权力意志，造成白必胜黑，如何实现或者需要多长，可以商量，可是绝对不允许停滞不前，或者让黑反攻倒算，收复失地。所以不管现实多需要“黑”，在具体政治行动，用黑来标志，肯定是可疑的，邪恶的。
我们只能说，这是没办法的，不得不的，临时的，必要的恶。可是绝不能说成是美好的，应该的。对其的质疑和否定，即使与特殊“国情“与“民情”相比，显得激进，其造成的历史后果，也比特殊国情带来在灾难，来得少。当必要时，即使很激进，还是实行必要的措施，当不必要时，即使很保守，这些恶的措施，就会被颠覆。对必要性辩护，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当需要辩护时，肯定是权贵集团舍不得既得利益的时候。
以狠毒的眼光，看到代议制的内在疾病，不能说明代议制就是不可取的。任何一种政体，即使非常优良，也是有内在疾病的，优良不过是把内在疾病往后拖延。没有垂诸永久的政体，政体就像人的生命，有出生、成长、成熟、衰老死亡的过程。一发现内在疾病，就嚷嚷不可取的人，这些人认为这药方一开始就错了，没有必要返工，而应该推到换一个新办法，他们是神经官能患者。他们在世间追求完美的政体，就像童话故事中的猴子，丢了西瓜拣芝麻，丢了芝麻泥土，结果一无所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