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在经济困难时期有抚慰心灵、振奋精神的特殊作用，文化产业在经济萧条时期具有“反周期”的独特属性。1929年，借助演艺业繁荣的局面，好莱坞顺势举行了第一届奥斯卡颁奖礼，每张门票售价10美元，奥斯卡由此成为迄今在影响力和商业效益方面最成功的电影节庆活动之一。以百老汇和好莱坞为代表的演艺、影视业成为美国萧条时期的经济增长点。北京大学郑也夫教授认为，“正是在大萧条时代，美国人养成了运动的习惯，养成了读书的习惯，养成了家庭园艺的习惯。大萧条使美国人的休闲方式大大改变，推动了文化上的进步。”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日本、韩国提出“文化立国”方针，将文化产业作为21世纪发展国家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将国民经济增长的重点从传统的制造业转向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在政府和民间双重推力的作用下，日本动漫和电子游戏产业迅速发展，韩国影视、动漫、网络游戏、音乐等文化产业日益蓬勃壮大。今天，高度发达的文化产业已经成为日本和韩国的支柱产业。
经济困难时期，人们的收入和对未来的预期都会降低，这时候首先削减的是那些大宗的消费，如买房、买车、出国旅游等，这样一来，反而可能会比正常时期有更多的“闲钱”，正好去购买一些“廉价的非必要之物”，从而刺激这些廉价商品的消费上升。经济学家将这种现象称为“口红效应”，而文化产品往往就是这样的廉价商品。
根据国际经验，人均GDP在1000美元以下，居民消费主要以物质消费为主；人均GDP在3000美元左右，进入物质消费和精神文化消费并重时期；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居民的消费结构转向精神文化消费为主的时期。2008年，我国人均GDP达到了3100多美元，文化消费能力已达到7000亿元，整体上已经进入了物质消费和文化消费并重的时期。
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部副主任祁述裕认为：“我国文化消费目前已呈现四个特点：精神文化消费更为丰富，高科技含量的文化消费在文化消费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文化消费的国际化趋势日趋明显，文化消费与物质消费关联度增加。”
国家行政学院从文化消费、文化产业就业率、文化产业增加值等方面，对2005—2020年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指标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在这15年间，我国人均文化消费需求年均将增长6.7%，文化产业就业总量年增长率将保持在9.7%左右，文化产业增加值的年增长速度将保持在14%，文化产业作为国民经济战略性支柱产业的地位将日益突出。
与出口外向型产业相比，金融危机对我国文化产业带来的影响还没有呈现集中爆发势头，主要原因是：
1）文化产业在我国还是一个有限开放的产业，跟国际资本市场的关联度不高，很多领域是限制准入的，因此没有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直接影响。
2）受到我国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长期失调的影响，文化消费市场多年来一直启动不足，即使遭遇经济危机也没有什么下行空间。
3）我国的文化产业虽然近年来融入全球化的速度大大加快，但是总体上还不是一个出口依赖型产业，相比较其它行业受到国际市场波动影响较小。
4）我国文化产业与出口相关部分主要还是制造业性质的外包订单，金融危机甚至有可能使国际外包订单向我国进一步转移。
金融危机虽然潜藏风险，但更蕴含机遇。金融危机正好可以迫使我国下决心进行经济结构的转型，会加速文化产业转型的步伐。国家拉动内需、拉动消费、减少收入差别程度等政策的实施，以及教育、卫生、文化等领域的改革，都会直接推动文化消费，直接推动文化产业发展。
发展文化产业，可以促进经济发展由产业链的延伸向价值链的提升转化，在应对金融危机中优化发展方式。传统的产业结构按照研发、生产、销售的一般流程形成单向的生产链，各环节之间缺少横向联系，以垂直一体化为特征。这种传统发展模式对危机的适应力很弱，其中一个环节的断裂就可能引发“骨牌效应”，整个流程便可能陷入瘫痪。文化产业打破了这种传统产业链的组织方式，可以同时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产生横向的相互融合，并通过价值链的分配来组织生产流程，推动经济发展增加文化含量和技术含量，改进管理模式，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使发展方式更具竞争力。
目前，我国文化产品占有世界市场19%的份额，这说明我们已经具有相当成熟的文化产品加工能力，但是在文化创造力方面我们与文化产业强国仍相距甚远。我国文化产业发展面临人才、投融资、产业的国际化等诸多问题。以芭比娃娃为例，中国生产了大量的芭比娃娃，但是产品设计、原料采购、物流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终端零售等利润最高的环节被国外所控制。在国际分工中，缺少创新意识、创造能力的中国企业大多都分布在产业链中附加值最低、消耗资源最多、破坏环境最严重的环节，而最能创造价值的环节却常常掌握在处于产业链高端的西方发达国家手中。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国际地位的提高，东方文化的世界影响力在不断增强，浩瀚5000年的中华文明孕育了取之不尽的文化资源，具备了由“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转变，占据产业高端领域，分享更为丰厚产业利润的现实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