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经济危机爆发以来，人们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对危机发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和述评，各国政府也相继匆忙地采取了各式各样的“应对措施”。然而，我们真正找到了经济危机发生的根源吗？回答是，只是找到了一部分根源。由于实际上并没有找到导致经济危机的全部的根源，就注定了所采取的“应对措施”中的一部分是有效的，比如对实体企业的帮扶，改善民生的举措等；而另一部分“应对措施”则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虞，比如刺激股标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对于前者，我们感到高兴；而对于后者，我们只能这样形容和议论：如果一位医生不去确诊患者的病根在哪里，继而针对病根制定治疗方案，而是挽起袖子、操起家伙就针对表面病征打针吃药，这样做的效果可能有四种：一是碰巧把病治好了，这是医生和病人都愿意看到的；二是暂时地消除或减轻了某些症状，对病根并没有产生作用；三是把病情搞得更加严重了，比如打针吃药多了，肝脏也出了问题；四是整治成了慢性性，以至于患者经常复发疼痛，无休无止。

这次经济危机之所以发生，其实是以下三大原因及它们背后原因的长期积累和相互作用所导致的：一是传统实体产业中的企业盈利状况不佳及其背后的原因，二是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及其背后的原因，三是财富导向政策失误及其背后的原因。其中，第三点是最为核心的原因。只有对这三大原因及其背后的原因（尤其是第三点）进行了认真分析，我们才可能真正地找到这次经济危机的根源。

由于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在上述三大方面，应对经济危机和保证未来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经济措施就应该是全面地“对根下药”。具体说，需要从三个方面来付出通盘努力：一是要有一揽子的指导和帮助企业盈利的措施，二是要有一揽子的真正有效解决需求不足的措施，三是要有一揽子的校正和防范财富导向失误的措施。

民族复兴，匹夫有责。以全民族的智慧和勇敢直面现实，才能开启改革开放后三十年中国经济的更加辉煌的篇章。

美国的金融危机爆发快一年了，由此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也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了。为了早日消除这次经济危机导致的阴霾，我国政府采取了许多或连贯或零散或追求长效或只求短效的挽救市场、振兴经济的“应急措施”，比如降低存贷款利率和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增加企业货款、上马大型基建项目、降低个税起征点、调整商品出口退税率、不断释放正面信息刺激低迷的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国家领导人亲自呼喊“信心”，等等。然而，金融危机的“胡蝶效应”还在发挥作用。乐观的经济学家认为，被伤害的经济将会在今年第三季度出现好转；悲观的观察家则放言说，经济危机将会持续三到五年。

这次经济危机是十分可怕的。它使数以万计的企业破产或处于破产边缘，另一些企业虽未至破产程度，但其经营业绩也是每况愈下；它使无以数计的人们失去了赖以养家糊口的工作，并使数以千万计的大学毕业生就业成为了重大社会问题；它使广大的民众不得不尽量节省各种开销；它使许多地方政府在财政上出现了潜在危机；它使亿万中华儿女期盼已久的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染上了一层愁绪……

更让人忧虑的是，这次经济危机爆发之后，国内部分经济学家一直在用导致这次经济危机的西方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来解释危机发生的原因，各级政府更是在积极地用相似的思维方式来解决危机所带来的各种现实和长远问题。殊不知，用导致问题的思维来解决问题，从来不可能产生长期的好效果。

尽管中国人在过去三十年中间特别是近十年来，一直在批判地接纳西方的经济理论，但一个事实是，中国人并没有形成完整的属于自己的经济理论。由于没有形成自己的完整的指导经济实践的理论，就使得我们只能以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的经济理论和经济经验来思考和规划中国经济的运行方式和方向。有著名经济学家在许多场合下讲过，中国的经济改革就是在“在马背上画白条”。“在马背上画白条”的目的是要先把“马”变成“假斑马”，等人们的视觉和心理适应了以后，再用“真斑马”代替“假斑马”。这或许可作为中国没有（或不需要有）自己的经济理论的一个证据。因为，“在马背上画白条”只是权变之术，这种权变的目的十分明确——要得到业己相中的“斑马”。

由于没有自己的经济理论，或者说只是用“在马背上画白条”的方法解决经济问题，其实质动意是要用西方的经济理论和经济经验来指导中国的经济改革实践，最终建立像西方尤其是美国那样的经济社会。这样做的一般理由是，资本主义存在的悠久历史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成功的现实，证明了西方经济理论的正确性，我们没有必要制造新的不一样的经济理论。但问题是，假定西方的经济理论和经济经验本身运用到现在已经部分地过时了、无效了（不然，“西方经济学的各种模型已经武装到了牙齿”，为什么还是发生了波及全球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呢？！），而我们却要像它们一样用那部分无效的经济理论和经济经验来解决我们的现实经济问题，其结果就可想而知了。这就像治病一样。某君过去犯了感冒，搽拭了一两次红花油感冒就好了，等到他后来又犯了感冒，因为有了过去搽红花油治好感冒的经验，便以为继续搽拭红花油就一定会治好感冒。问题还在于，我们看到别人曾经用搽红花油的方式治好了感冒，便确信或虽有怀疑也宁可相信红花油就是妙药，以至于自己得了感冒，甚至不管自己是不是得了感冒，都用红花油来搽。

这次经济危机发生以后，西方的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这次经济危机的发生在美国的“次贷危机”抑或是“华尔街精英们的贪婪”导致的。他们一致的思维逻辑十分清晰：次贷危机导致了信用危机，信用危机导致了金融机构的亏损与倒闭；信用危机、金融机构亏损和倒闭导致了流动性紧缩；流动性紧缩导致企业资金链紧绷或断裂，进而导致一部分企业倒闭。这些问题加总起来，又致使人们对未来的信心降低，信心降低导致股市下迭、房价下迭、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下迭，又进一步致使人们的信心降低，于是捂紧腰包不敢消费，进而导致更多的企业倒闭或出现生存危机，更多的企业倒闭或生存危机，又使前述一切雪上加霜。而这一切的一切，之所以出现，他们的解释无非是三点：“监管缺位”、“政策失误”、“低估风险”。面对西方经济学家的解释，中国多数主流经济学家对此所持的基本态度是“默认”（赵磊）。

人们要问：上述认识是正确的吗？我们的回答是：毫无疑问完全正确。但问题在于，这些只是这次经济危机的症状或部分原因，而不是导致这次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正是由于这只是危机的症状而不是根源，如果经济家们只是呼吁针对症状而下药，政府部门也只是针对症状而下药，指望全面和彻底地解决经济危机问题是不现实的。即便消除了症状，由于病根还在，迟早还会发作的，甚至可能出现应对经济危机的措施本身会为新的一轮经济危机埋下“种子”。对此，我们说，中国已经有了今天这样的影响力，面对肇始于美国金融危机的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为了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也为了全球未来经济的发展，中国人应该对此次危机作全面和深刻反思。

我们的分析显示，导致这次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其实是三个：（1）企业盈利状况不佳；（2）社会有效需求不足；（3）财富导向政策失误。而这三个原因又是互为因果的，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没错，就是这三个方面的原因长期地相互作用和不断积累才使得这次全球性的经济大危机终于爆发了，并且持续了很长时间，至今还没有找到从根本上消除危机所带来的问题的办法。

既然找到了导致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那么我们只要针对这三大根本原因来寻找对策，就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危机已经导致和将要导致的种种经济、社会乃至政治问题。如果我们无视导致这次经济危机的三大根本原因，不针对这三大根本原因全面寻找对应策略，而是继续东施效颦似地用西方的部分已经过时的经济理论和经济经验来解决一切问题，经济危机导致的痛苦还将长期持续，甚至可能使中国经济在未来若干年里依然问题重重。

需要首先说明，前述导致全球性经济危机的三大根本原因是不大好分割开来看待的，因为它们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每一个原因背后还有复杂而微妙的原因，每一个原因又都与其他两个原因相互关联着且相互促进着。不过，如果一定要对它们的关系加以描述的话，它们之间的关系的真实情形类似于汉字里的“大”字的架构。“大”字由一横、一撇、一捺三个笔画构成。在此，“财富导向政策失误”这个根本原因类似于“大”字的一横，它“管”着一撇和一捺，并为一撇和一捺所支撑；“企业盈利状况不佳”和“社会有效需求不足”这两个根本原因类似于“大”字的一撇和一捺，它们既支撑着上面的一横，又受制于压在它们头上的一横。

之所以拿汉字里的一个“大”字的架构来比喻导致这次经济危机的三大根源，有两层考虑：一是比较形象，容易形成记忆，并给大家营造了想象的空间；二是，经济问题事关民众利益、政治博弈、国家前途，是一个大问题，故而用一个“大”字概括之。

下面，就来讨论为什么说前述三个方面是这次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

这次经济危机爆发以来，有许多企业倒闭了，另有许多企业正处于倒闭的边缘，企业的倒闭引发了失业潮，失业潮使经济问题趋于严峻，并引发了或正在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因而，企业大量倒闭被普遍认为是经济危机已经发生的最主要证据。

面对这种现象，许多人至今都认为，经济危机是致使企业大量倒闭和濒临倒闭的原因。其实，早在经济危机爆发以前，许多企业就已经到了濒临倒闭的边缘，经济危机只是把它们推了一把，使它们提前倒闭了而已。这就像一个已经病入膏盲的人，他的某一两个重要器官已经濒临衰竭，这时如果是在风和日丽的春季，他兴许还能多活几天，可他偏偏碰到的是大雪纷飞的寒冬，因而提前谢世了。

比如，在经济危机到来后倒闭的珠三角地区的上万家外向型企业中，绝大多数企业在经济危机到来之前，其盈利状况就已经使它们走到了倒闭的边缘，经济危机只是加速了它们的倒闭。进一步的证据是，远在这次经济危机到来之前，珠三角地区就有大量的企业倒闭，它们的倒闭自然与这次经济危机无关。之所以倒闭，是因为它们没有了利润，又看不到盈利的希望，只好关门歇业甚至为逃避债务、税务和员工工资而遛之大吉。又比如，美国的通用汽车公司在经济危机到来以后很快到了倒闭的边缘，以至于不得不伸出手来向美国政府要钱。但我们知道，在经济危机爆发之前的三年，它一直是连年亏损的。

一个被许多经济学家所普遍忽视的事实是，除了垄断性行业中的企业外，全球大多数竞争充分的行业中的工商企业的产品单位利润一直在不断降低。在20世纪90年代末以前，单位产品利润下降时，企业通常会本能地通过扩大生产和销售规模的方式来保持综合盈利水平。然而，90年代末以后，当众多的企业都在通过扩大生产和销售规模来弥补单位产品价格下降导致的利润损失时，供应过剩的现象也就随之出现。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生产越是过剩，价格越是下降，企业越是竞相扩大生产和销售规模来力图保证盈利（这跟经济学上的“供给定理”存在着不一致，但愿只是阶段性现象）。比如汽车业，当每辆汽车的销售盈利率下降时，汽车公司总是会本能地竞相通过增加产销量（包括推出新产品）来维持综合利润，结果是产量更趋于过剩，单位产品的盈利更进一步降低。在过剩的情况下，偶尔也会有企业减产，但随即是其他企业以增产予以填补。家电业、服装业、饮料业、玩具业和工业品上游众多的加工业中的企业的情况也大致相似。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2005-2008年间，世界上的许多企业之所以盈利情况出现了“回暧”，并不是因为在供应过剩的情况下企业也能取得丰厚的利润，而是全球性通货膨胀（其背后的“黑手”是国际金融资本家在金融市场大肆炒作）带来的阶段性效果，即在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上涨以后，企业纷纷调高了产品售价，其所调高的售价幅度高出了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的成本上升幅度。

在生产大量过剩的情况下，如果企业不能继续通过增加生产和销售规模来保证盈利，企业就会变得十分脆弱（过去和当前美国三大汽车公司以及其他大量公司的处境就是如此）。这时，如果出现银根紧缩、贸易保护、需求萎缩、政策性工资上涨、能源和原材料成本上升、税收和汇率朝向对企业不利的方向变动，就会接二连三有企业倒闭。2007年以来，中国境内的大批企业倒闭就是这样发生的。在华尔街金融风暴到来之前，如果说一部分企业的倒闭在短期内还不足以影响宏观经济的“基本面”的话，那么由于大量的企业盈利压力已经到了极限（外向型加工企业平均只有2%左右的利润，其他许多消费品领域的企业的平均利润也只在5%以内），金融风暴发生后所导致的市场萎缩及银行信贷紧缩，就结结实实地给了许许多多企业以致命的一击。于是，人们不愿看到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发生了，大面积的经济危机也就出现了。

另有一点需要指出。近几年来，由于生产的大量过剩导致企业盈利能力每况愈下，在企业无望通过继续增加产销量来保证盈利的情况下，许许多多的企业将原本用于生产运营的资金抽调出来作了其他用途，这本身又影响了它们原来的业务，使原本利润低下的业务更加弱不禁风。一些企业为了缓解挪用资金后的流动资金不足，便开始大量地拖欠上游供应商货款，这又导致了上流企业的经营风险……如果企业抽调的资金是用于发展新的实业项目，倒也可能不会对宏观经济造成负面影响，可偏偏它们是把资金投向了金融市场（特指广义的“金融市场”，包括股票、债券、期货、外汇、商品房地产等。下同）。这就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大量的资金涌入金融市场，导致了金融市场泡沫，金融市场的虚假繁荣导致了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上涨，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上涨又导致企业成本负担的进一步加重。更糟糕的是，金融市场泡沫总有破灭的一天，一旦泡沫破灭，那些抽调了大量资金投向金融市场的企业就从另一个方向又一次迎来了致命的一击，并殃及到了其他企业和大批的员工。2008年秋季，一度闹得沸沸扬扬的位于东莞的香港合俊玩具公司倒闭案就是上述两大方面的因素加总的结果。大量其他公司倒闭的原因大致相似。

还需指出的是，实体经济领域的资本大量流向金融市场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大大地延缓了实体产业和企业的创新、转型和升级进度，使本来可以创新、转型和升级从而迎来利润回归的产业和企业没有及时得到创新、转型和升级。中国消费品领域的许多产业，之所以还停留在90年代末以前那样的低端的价格竞争的水平阶段，应该与此点有直接的关系。1998年以来，不断有知名和不知名的企业将大量的资金用到了开发房地产项目上，另有大量的企业将资金投向了股票市场，就是这方面的例证。当扭曲的金融市场的获利预期大于企业所在的实体产业的获利预期时，当金融市场确实一度放大或保全了它们的财富价值时，我们怎么能够期望那此沉迷于金融市场的企业（及其经营者）“回心转意”、沉下心来让其实体企业不断创新、转型和升级呢。中国自1990年启动证券市场以来，特别是自1998年以后证券和房地产市场一路狂奔以来，扭曲的“钱生钱”的财富游戏已经让许多人疯狂了。而且，大凡因此疯狂过的人，没有一个能够真正地回到实体经济领域，因为金融市场使他们深信赚钱就是玩游戏，他们不可能再回到实体经济中了。这样就从第三个方向给了企业以沉重的一击。

基于以上论述，我们说企业盈利状况不佳是这次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之一。对于这一原因的进一步理解，还需要跟另外两个原因联系起来看。

生产过剩的另一种说法是有效需求不足。一般的逻辑是：生产过剩相对的是有效需要不足，由于有效需求不足，企业的盈利便受到了影响，企业的盈利降低导致企业裁员，失业增加又使得消费性需求进一步降低，消费性需求的降低使得生产进一步过剩，而依靠规模生产和销售的企业又很难减少规模以适应需求。这是一般人都能理解的逻辑，也是这次经济危机已经发生的表征或原因之一。但实际上，导致这次经济危机的“社会有效需求不足”要比这复杂得多。

社会有效需求包括居民消费需求、政府投资需求、企业投资需求和国外市场需求。出于某种考虑，在此我们集中讨论有效需求中的最基础或最实质的部分——居民消费需求。其他三方面的需求问题特地安排在对策部分予以讨论。

有一个事实不能忽视，即中国人的财富总体上是越来越多。那么就要追问，为什么中国人的财富总体上越来越多，却又同时存在着有效需求不足呢？如果撇开生产过剩本身的原因，而分析财富的流向及效用就将看到，有效需求不足与以下三个现象或问题有直接关系。

第一个现象或问题是，社会财富分配不公。财富分配不公是由于财富流入到了少数利益群体手中，大多数人并没有充分地享受到社会总财富增加带来的应有的好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告诉我们：穷人想消费，但没有钱消费，富人有钱，但不需要过多地消费。中国居民的银行存款在去年10月底已经达到了20万亿元之巨。但这巨大的财富是怎样分布的呢？一位名叫“花猫”的网友曾算过这样一笔帐：“中国有13亿人，平均每人只有1.54万元，不多啊！按20%的人占有80%存款，而80%的人占有20%存款的法则来算，20%的人（2.6亿人）占有16万亿元，平均每人占有6.15万元，也不是特别多啊！而80%的人（10.4亿人）占有4万亿元，平均每人才0.38万元，多什么多啊！如果再用20/80法则来对20%的人和80%的人的存款作进一步地细分，情况就是这样的：20%中的20%的人（0.52亿人）人均存款24.62万元，算是比较多；另外80%的人（2.08亿人）人均存款也只有1.54万元，也不多啊！而80%的人中的20%的人（2.08亿人）人均存款1.54万元，同样不多啊！80%中的80%的人（8.32亿人）人均存款才0.10万元，等于没有钱啊，多什么啊多！”下文我们将谈到，90年代末之前的中国富人（主要由民营企业主构成）中的绝大多数是将其财富投入到了实体经济产业中用于再生产。90年代末以后，中国以多种方式产生了好几批新的富人。自此开始，随着金融市场的疯狂发展，中国的新老富人们越来越多地将其财富投入到了金融市场。

第二个现象或问题是，金融市场吸去了大量的财富。虽然中国人的财富总体上在不断增多，但由于人类创造了“钱生钱”这样一种财富游戏，并且游戏手法不断地被推陈出新，以至于将这种财富游戏玩到了让人眼花缭乱、炉火纯青的地步。特别是，当金融市场创造了诸如花旗、雷曼、巴菲特、索罗斯等全球著名的神奇机构和个人，以及在各个国家和地区也相继催生了许多神奇人物（如中国的吕梁、朱焕良、唐万新、刘波、宋朝弟、宋如华）的背景下，人们手中的财富便大量地流向了金融市场。这就大大地降低了实体经济的运行质量和效率。对此值得反思的是三点：一是，由于生产过剩，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在投资和经营实业风险巨大时且盈利预期不如金融市场时，尤其是在社会价值倾向于崇尚那些迅速暴富而不是基于社会的朴实价值观和历史的道德责任感去评价那些在金融市场呼风唤雨的富豪们时，金融市场又吸引了大量的原先用于实业经营的资金去参与游戏，这就大大地削弱了社会的有效需求。二是，在金融市场上赚钱最多的总是少数利益群体，这使得社会财富进一步流向了原本就富有的人们。正如我们已知的那样，他们的财富越多，用于消费的比例越小。三是，金融市场的繁荣也吸引了数以千万计的中产人士乃至无产人士也涉身其中。本来他们手中的钱就不多，却要拿出相当部分进入金融市场“增值”，这又从另一个方面削弱了社会的有效需求。

第三个现象或问题是，普通民众的生存和发展压力，导致消费趋于保守。中国人有习惯于或善于储蓄的传统是不假的。但是，动荡的环境、不断走高的物价、高昂的房价、高昂的教育和医疗费用，以及不确定的未来，使得中国普通民众不得不为稳妥起见而储蓄、而谨慎消费，这也是千真万确的。当然，一部分普通中国人的储蓄目的之一是为了投资，包括投资于金融市场。尤其是在近几年来，尽管中国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为老百姓做了许多实事，但来自房地产市场的信息，来自物价不断上涨的信息，来自证券市场的种种诱惑，都在反复在提醒人们，储蓄是多么重要啊！特别要提到两点：一是房地产价格的高企对中国民众消费心理的影响。每一个普通的中国老百姓做梦都想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房子在以“家”为核心文化的中国人心里面具有极高的份量。然而，要想买一套住房，需要大半辈子甚至一辈子的节衣缩食才可能做到。二是中国普通民众对财富的喝求。当来自金融市场的种种利好消息促使他们把准备养老、买房和子孙教育的钱投入金融市场投机，指望生得更多的财富时，他们却赔了、被套了（很多时候是被骗了）。无论是赔了还是被套了，其后的必然选择是，生活得更加节俭。

上述三大现象或问题正是中国“内需”不足的根本原因。由于这个根本原因，中国近十年来的经济增长在相当比例上要靠出口拉动。由于经济增长高度地依赖于出口，当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导致了全球性的消费萎缩以后，便最大程度地冲击了中国经济。所以我们说，社会需求不足是导致经济危机的根源之一。

上述企业盈利状况不佳的问题以及社会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均一致指向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政府的财富导向政策。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财富导向政策”实际上指的是我们习惯上所说的“经济政策”。在此之所以把“经济政策”换成“财富导向政策”，是想提请大家注意，所有的经济政策都有导引财富流向的作用。评价一项经济政策的有效程度，应该使用两项重要标准：一是这项政策在使谁或将使谁受益，即它是否符合公平原则；二是这项政策对生产和消费是否能够起到或已经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即它是否符合“效率原则”原则。（这里所用“效率原则”，特指是否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基础——实体经济长期有效发展。）

无可否认的是，中国今天所取得的经济成果及由此带来的其他社会和政治效应，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中国政府在过去三十年里推行了一系列重大而积极的经济政策。尽管在推行经济政策的过程中每每是“摸着石头过河”，并且许多政策其实只是对“群体性违规事件”的事后承认。但历史地看，大多数经济政策和相当于经济政策的思想还是对“既往开来”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但有必要指出的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不同历史时期，经济政策对财富导向及其经济、社会后果是不一样的。如果以20世纪90年代末为界，我们可以大体看到以下三个不同。

第一个不同。90年代末以前，财富主要是在实体经济领域流动和增长。尽管此一时期实体经济领域的盈利机会也曾出现过阶段性的波动，但总的盈利机会还是在不断增多，加上本身缺少资本外流的机会，大量的资金就只有待在实体产业寻求增值。这极大地刺激了实体产业的持续发展。90年代末以后，由于金融市场的逐步发展和实体产业的盈利机会减少，财富便在金融市场和实体产业之间来回“晃荡”：当实体产业存在盈利机会时，大量的资金纷纷涌入到了实体产业，以至于多次出现投资过热，如2003年和2004年出现的投资过热；当金融市场存在盈利机会时，大量实体产业的资金又纷纷涌入到了金融市场，以至于多次出现金融泡沫，如2006年至2008年出现的流动性过剩。

第二个不同。90年代末以前，中国的富人相对于今天要少，富人多限于民营企业主，并且他们个人的财富相比于后来要少得多。最重要的是，由于身处实体产业，他们虽然有了大量的个人财富，但其拥有的财富绝大部分用于在实体产业扩大再生产，因而惠及到了社会民众，促进了实体产业经济的发展。90年代末以后，中国的新富人像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除了继续不断产生新的民营企业主以外，还出现了一批又一批“国退民进”战略下产生的显性和隐性富人、一批又一批因企业向管理层配股而产生的富人、一批又一批在国际风险投资商的帮助下成功上市而产生的富人、一批又一批在证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进行投资/投机而产生的富人，另有其他一些财富流动方式导致的大量隐性富人。我们已经知道，他们手里的钱主要是用于投资而不是消费。投资到哪里呢？铁定的法则是，哪里能够更方便地、更多地（包括更隐蔽地）赚钱，钱就会往哪里流动。而此时，实体产业赚钱的机会在减少，而金融市场赚钱的机会在增多，故大量的财富流向金融市场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

第三个不同。90年代末以前，中国市场是相对封闭的，加上实体产业的盈利机会较多，中国的企业较少也无能力大规模走出国门。主要是国外资本连续不断地流进中国市场，且主要是流到了中国的实体产业。这对中国实体经济的繁荣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也使得中国的实体产业快速趋于成熟、盈利机会日益减少。90年代末以后，在国内市场存在销售压力和国际市场存在销售机会的推拉作用下，中国境内的企业的产品大量销往国际市场，中国企业的大规模生产，意味着对能源、原材料和其他大宗商品的需求也随之大规模增加。这时，国外资本便直接在国际金融市场（也包括部分地渗透到国内证券和房地产市场）大量炒买炒卖能源、原材料、粮食和房地产等商品。国际资本的炒买炒卖，又导致国内金融市场的跟进。于是，中国市场演绎出了空前的繁荣景象，不仅实体产业市场“产销两旺”，而且金融市场也空前“繁荣”。然而，“繁荣”的背后潜藏着巨大的危机：能源、原材料、粮食和房地产价格上涨导致了物价飚升。尽管在此期间，实体产业中的企业搭上物价上涨的便车，在几年内盈利颇佳，并使得它们有了继续扩大生产和销售规模的信心，可也导致了生产的严重过剩。中国政府这时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纷纷采取各种经济措施来平抑物价，如减少流动性、让人民币升值。然而，宏观经济政策的任何一次较大的变动，都触碰到了实体产业中企业的生死底线。

通过以上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90年代末以前，中国实体产业市场和金融市场是相对分离的，中国的富人较少且富人的财富主要投资到了实体产业经济领域，中国的实体产业市场和金融市场与国外的实体产业市场和金融市场是相对分离的，因而中国政府在90年代末以前出台的经济政策即便存在大的缺陷，也不会引起大的经济波动。在存在政策缺陷时，纠正错误也比较容易。然而，到了90年代末以后，中国实体产业市场和金融市场日趋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中国的富人迅速多了起来且富人的财富更多地投资到了金融市场领域，中国的实体产业市场和金融市场又与国外实体产业市场和金融市场日趋紧密的联系到了一起。因而，中国政府在90年代末以后出台的经济政策即便存在较小的瑕疵，也可能引起大的经济波动。政策即便稍有了差失，改正起来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般的不容易。

换言之，要分析这次经济危机发生的原因，也很有必要从经济政策层面加以追问。固然，华尔街金融风暴发生以后，对中国宏观经济的负面冲击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即便华尔街金融风暴没有爆发，中国经济实际上在财富流向和效应方面也早已积淀了潜在危机。由于本身具有潜在危机，这次华尔街金融危机的冲击波才对中国的实体经济导致了如此之大的伤害。而中国经济之所以本身存在潜在危机，又是与政府的一直以来（特别是90年代末以来）在制定某些经济政策时，没有充分考虑到90年代末以后中国经济的复杂性有关。中国经济在90年代末以后的复杂性所导致的潜在危机主要和直接表现在两个方面：实体经济的脆弱、金融市场的疯狂，而它们又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先说实体经济的脆弱。如前所述，中国众多的实体产业的生产已经严重过剩。尽管生产过剩是世界性的经济现象，但中国的生产过剩尤其严重。中国境内的企业为了解决过剩的问题，90年代末以后，大量寻求产品出口，中国政府也积极地通过各种方式鼓励中国企业出口。大量的出口带来的效果令人欢喜也令人忧虑。令人欢喜的是GDP、税收、外汇储备和就业在不断增长，令人忧虑的是国际贸易争端、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在不断地增加。由此带来的更大问题还有两点：一是依赖国际市场的比重越大，受制于国际市场风云变化的机率也就越大。二是刺激了企业生产规模的普遍扩大，使得企业销售压力增大、利润降低，同时一定程度上拉动了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上升，使得企业成本增加，利润进一步降低。生产过剩有两大直接动因：一是企业利润降低。如前文所述，因为利润降低，企业拼命扩大生产以保证盈利，但不断扩大生产的结果是利润进一步降低，以至于形成恶性循环。二是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与财富分配不公有关。富人有钱消费，但不需要过多消费，穷人需要消费，但没有钱消费（美国人曾经通过消费信贷的方式一度看来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现在看来问题也很严重）。应该说，中国政府如果能较早地意识到实体经济的脆弱并明了脆弱的原因，从而采取对策，则实体经济不至于在华尔街金融风暴发生后大规模的弱不禁风。政府不但在这方面所采取的预防措施不够，反而曾经在良好的愿望下（抑或是外部压力下），采取了使实体经济更趋于脆弱的经济政策。比如2007年人民币的持续升值策略，新《劳动法》的出台，2008年上半年的宏观调控等等。

第二个方面是金融市场的疯狂。理论上讲，金融市场是实体经济的反映，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现实中的许多实体产业和企业也是得益于金融市场而发展壮大的。比如，股票市场就曾经解决了中国大型国有企业的融资和经济效益问题，在近几年也解决了中国大型商业银行的融资和呆帐问题，同样也解决了众多民营企业的融资和发展问题。但是，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是，金融市场的发展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偏离了它的设计初衷，大大地弱化了传统的实体经济。它是从三个方面来弱化传统的实体经济的。一是，金融市场的发展吸引了大量实体产业的资金，并且金融市场的预期获利机会和那些从金融市场获得了大量财富的“英雄”们广受崇拜的现实，使一大批从事实体经济的企业经营者无心于政府一直倡导的“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二是，越来越多的富人把自己的财富投入到了金融市场投机而不是用于消费。三是金融市场兴盛之时，使广大的中产者和低收入者也将自己的有限财富投入到了金融市场。而由于庄家们的“专业”操盘，使那些期望从金融市场获取财富的中产者和低收入者中半数以上的人每每铩羽而归，从而削弱了他们的消费能力，而那些从金融市场赚了大钱的“庄家”们又会将更大的激情投入到金融市场的操作。在此特别需要一提的是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我们视其为金融市场的一部分，而不是将其视为实体经济的一部分）。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也大大地削弱了传统实体产业。不难想象，当许许多多的有钱人把房地产投资作为其财富增值保值的方式，他们的行为大大的刺激了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当无以数计的民众将一生或半生的积蓄用于购房或准备购房时，他们哪里还有钱来消费其他商品和服务；当房地产的价格飚涨时，大量的实体产业的企业主也将大量的资金投入到了房市场用以保值和增值；房地产市场的持续“火爆”，也拉动了物价的上涨，因而使传统产业中的企业的盈利进一步减少，并使居民的财富持续缩水。以上金融市场的发展对实体经济的伤害，我们相信政府部门或多或少是知道，但却在若干相关利益者的制约下，或在顾及其他利益的情况下，或在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标杆作用下，一直在出台各种政策支持金融市场的发展。即便在这次经济危机到来后，股市和房市低迷时，有关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还在不断地出台政策挽救股市和房市。

基于以上论述，我们说政府在财富导向政策方面存在失误，也是这次经济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之一。

上文分析了导致这次经济危机的三大根源、它们之间的关联及它们背后的复杂因素和简单逻辑。现在到了该议论应对经济危机的对策的时候了。

导致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有三个，防止经济危机继续蔓延和防范大的经济危机再度发生的基本策略也有以下三大项：真切关心企业盈利、大力创造有效需求、正确导引财富流向。

需要首先说明三点。一是，这三大对策是基于中国经济长期和全面健康发展而提出的，它们虽然对短期内改善经济危机带来的阵痛只有部分的启发作用，但要借此提醒的是，短期的经济策略应当富含长期经济健康发展的思考。二是，在我们提出三大对策的过程中，需要针对每一项对策进行必要的议论，因为相关的议论将对大家理解这些对策有所帮助。三是，这三大对策只是针对中国经济而言的，碍于篇幅所限，也是出于“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的考虑，我们的议论仅限于如何解决中国经济的发展问题。 

企业是现代经济的基础，因为现代经济是建立在大量的企业规模和连续的生产基础之上的。没有企业就没有大量城市和农村人口的就业。而就业不足，消费能力就必然不足（虽然充分的就业并不必然导致有效需求旺盛）；没有企业，国家税收就会大量减少，税收不足，政府就不能发展国防力量，就不能养活大量的公务人员，就不能有效地发展科研、教育、医疗卫生事业，也不能建设其他基础性经济设施，就更谈不上国家的强大了……

然而，企业存在的重要理由是它能够盈利。企业的意志也是资本的意志，而资本总是向着最有利于盈利的方向流动的，资本的流动又必然带来相应的社会效应。在企业有着良好的盈利表现或盈利预期的情况下，它才会不断扩大生产规模，雇用工人的人数和上缴的税收也才会增加。在企业盈利减少或者盈利预期不好的情况下，企业会通过收缩生产规模、减少员工数量等手段来降低运营成本，从而保持盈利。在企业已经不盈利，又看不到盈利希望时，企业就会选择各种方式来关门歇业。还有一种可能是，即便企业所在的产业存在着盈利潜力，而如果其他产业有着更佳的盈利预期时，企业也可能缩减生产规模、裁减员工，因为它要把企业的资本转移到那些有更好盈利预期的行业中去……

上面这些大道理十分浅显。但是，在过去的经济发展中，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对企业盈利问题的关心程度究竟怎样呢？我们对此的观察和表达有三点：的确有所关心、关心的很不够、无意间造成了损害。

观察和表达之一是，的确有所关心。因为企业存在和发展的好处是那样的显而易见，所以一直以来，政府和社会的各个方面并没有忘记企业盈利的重要性，并且经常地会给予一定关注和关心，特别是对国有企业盈利状况的关心。比如，每当经济数据统计显示某年度或季度行业和企业的盈利情况普遍较好时，我们总是洋溢出欣喜之情，因为这表明我们的经济运行是正常的，反之我们就会因之而忧心。又比如，每当某一个行业出现大面积亏损或萎缩时，我们的各级政府就会呼吁进行“产业升级”，“技术改造”，并且会出台相应的经济政策予以引导和扶持。又比如，这次经济危机到来之前和之后，由于大量的企业出现盈利大幅度下滑或不盈利或亏损，并有大量企业倒闭了，各级政府便赶忙采取出口退税、费用减免、融资倾斜等措施予以挽救。

观察和表达之二是，关心的很不够。也许是受到西方经济学上“政府不干预企业的行为”观点的影响，也许是出于其他原因，我们的政府和社会从来就没有形成一套持续有效的关心企业生存与发展的思想、方法和制度机制。因此，在宏观经济和产业经济表面呈现出一派繁荣，实则可能潜伏着危机的情况下，我们的政府和社会一般不会想到（自然也就不会做到）要如何帮助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应对可能出现的危机，比如在这次经济危机到来之前至少两三年中，中国的许多企业便面临了许多显在和潜在危机，政府和社会除了呼吁企业进行“产业升级”，“技术改造”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实际措施；在企业出了社会责任问题后，在强大的国内外舆论压力下，我们的政府才会出面责罚企业，但是在事件出现之前，政府却没有大力对企业的行为进行有效监管，比如“毒奶粉”事件。其实，中国的企业有许多发展的空间，并不一定要超高比率地依赖于向国外出口高耗能、高污染的廉价商品，比如进行技术升级、进行产业链纵向整合、进行行业的横向整合、在垄断行业引入竞争等等。然而，要实现这些往往需要政府在资金、税收和其他政策上予以扶持。我们的政府除了一直在竭尽所能地帮助国有企业外，对于民营企业，尤其是对于广大中小民营企业的帮扶力度十分有限，所持的基本上只是任其自生自灭的态度。在大多数时候，政府只有在意识到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已经影响到税收和就业的情况下，才记起帮助企业的重要性。还有两个问题值得一提：一是，众所周知我国政府向企业征收的税率之高在全世界手屈一指，这早已成为中国企业的沉重负担。高额税收间接造成的问题是，在竞争的压力下，可能会导致许多企业违法和失德行为的发生，对企业家的心理伤害更可能是巨大的。二是，政府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历来不够。不能大力保护知识产权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大家都不愿意创造。

观察和表达之三是，无意间造成了损害。这种“损害”特指来自政府的财富导向政策的不良后果对实体经济领域的企业发展造成的间接抑或是直接的负面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由于财富导向的原因，中国的富人不断增多，他们的财富也在不断增加，而富人中相当多的人的财富，既不是用在了增加消费方面，也不是用在了投资实体经济方面，而是用到了在金融市场进行投机。他们在金融市场的投机行为导致了金融市场泡沫，导致了大量的普通民众也把有限的金钱转移到金融市场参与投机，这既导致了企业生产成本的增加，也导致了社会购买力的减弱。二是，政府发展金融市场虽然增加了财政收入，也解决了部分企业（主要是大型国企和商业银行）的融资问题，但对金融市场的放任发展却诱使大量的实体企业将大量的原来用于生产运营的资金跟风参与到了金融市场投机。实体经济领域的企业参与金融市场投机，不仅极大影响了它们的实体业务的正常运营和健康发展，而且大大地延缓了传统实体产业和企业的创新、转型和升级速度，更重要地是极大地损害了企业家的心理健康。

如果不能真切地、全面地、持续地关心和着力地解决普遍的实体企业面临的盈利问题或盈利预期问题，经济的全面复苏时间必将推迟，相关愿望必将打折扣。而要真切地、全面地、持续地关心和着力解决普遍的实体企业面临的盈利问题或盈利预期问题，除了要真切地关心和解决这一问题本身之外，还需要有效地解决上面已经谈及和下面还将要谈及的社会有效需求问题以及财富导向政策问题。在此，暂时孤立地提以下十点方向性建议：

一、降低企业税赋。尤其要大幅度降低就业贡献率和税收贡献率较高的中小企业的税赋。

二、鼓励和扶持企业进行技术创新。这需要同时采取两项举措。一是从融资、税收减免、提供资金扶持等多方面鼓励企业自主开展技术创新；二是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尤其是要从快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的各种大小违法行为。

三、鼓励和扶持企业进行纵向产业链整合和横向行业整合。这必会带来一个问题和一个需求。将带来的一个问题是，可能形成一定程度的垄断经营。对此，很有必要指出的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企业适度地追求纵向产业链垄断和横向行业垄断经营，对企业、国家和社会都将是利大于利弊，因而应当鼓励，绝不可以完全照搬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已经部分过时的“反垄断”思想。将存在的一个需求是，中国企业追求纵向产业链整合和横向行业整合，必然需要大量的资金。在这一点上，政府应当在政策上有所倾斜，尤其涉及到那些跨国界实施的产业链和行业整合项目，即便是民营企业的行为，政府也应千方百计地予以扶持。

四、出台政策，促使已经沉淀在金融市场的资本向实体经济领域的企业流动，并出台政策减少和阻止实体经济领域的资金继续非理性地流向金融市场。由于金融市场已经形成，涉及到众多的既得利益者和利益相关者，在采取这类政策时必有阻力，但不能因为存在阻力而不去为之。这一条，将决定中国经济的未来健康发展。

五、资助非盈利性质的研究机构，为企业提供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经营与管理战略、策略和方法方面的研究，并免费向企业界尤其是中小企业提供经营和管理方面的咨询和培训服务。

六、在社会上造成尊重实体经济领域的企业家的良好的社会舆论和空气，尤其是要把实体经济领域的企业家同金融资本家性质的企业家加以区别对待，从而提高实体经济领域的企业家的地位、荣获感和责任感。并将培育一大批面向未来全球化竞争的新兴的企业家群体作为国家战略予以研究和实施。假如中国能够盛产企业家，中国经济的未来将无限光明。

七、政府在出台任何敏感性经济政策之前，都应当充分听取实体经济领域的企业家的意见。这既是提高实体经济领域的企业家地位的表现，也是民主政治的体现，更将有利于经济的全面持续发展。

八、将适当数量的外汇储备有选择地用于投资发展中国家有选择的经济领域，以此为中国的产品、技术和劳务出口创造国际商机。

九、鼓励企业出国投资，尤其是应侧重于鼓励那些能够促进国内产品和原材料跨国销售的杠杆性品牌企业、商品批发企业和连锁零售企业出国投资。

十、重视互联网企业的发展。这将是最有可能在短时期内（10年左右）造就世界顶级企业和企业家的领域。中国大量实体经济领域的企业将受惠于中国互联网公司的发展，中国的互联网公司的进一步发展还将给中国经济领域以外的其他方面带来多样和深远的好处。

如何拉动需求，成为目前我们面临的主要的经济学和政策课题。经济学的常识告诉我们，需求旺盛了，生产也就旺盛了，生产旺盛了，就业和税收也就两旺了。因此，我们的政府在经济危机发生后采取了一些列的措施来刺激需求，只是其效果差强人意。其实，要解决有效需求问题，需要首先将为什么会出现有效需求不足这个问题分析清楚，尔后才可能找到行之有效的对策。

我们知道，有效需求来自于四大方面：居民消费需求，政府投资需求，企业投资需求和国外市场需求。现在我们逐一来简要分析一下，看这四个方面各有多大开发空间。

首先说居民消费需求。前文已经提及过，中国居民的银行存款目前已逾20万亿元。这一巨额的居民财富能够迅速地转化成为有效需求吗？回答是，如果仅仅只是通过简单的降息等措施，试图将之“刺激”成消费性需求，是基本不能的。理由有二。其一是，在经济危机正在发生的当下，人们的消费必然更趋于理性和保守；其二是，中国绝大多数民众的手里其实并没有多少钱，银行里的20万亿元存款中的绝大部分为少数人所拥有。换言之，既然大多数人实际上在银行里并没有多少存款，又发生了经济危机，指望他们大幅度地消费，就是完全不现实的；既然银行里的巨额财富为少数人所拥有，他们又并不需要多花钱消费，指望他们大幅度地为了爱国而消费，也是完全不现实的。但也不中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就是在银行有大量存款的少数居民虽然不可能将他们的钱用于消费，却是可能用于投资的，只是需要具备一定外部条件才会将可能转变为现实。

其次说政府投资需求。中国政府比较有钱这是公认的。在经济危机发生后，中央政府和各地方政府也有了大手笔的投资计划。这无疑将在未来几年里一定程度地拉动需求。不过，尽管在过去每每出现“滞胀”时，政府的投资都较好地拉动了需求，但必须看到此次危机发生的背景的不同，仅靠来自政府的投资，对需求的全面拉动将是十分有限的。

再次说企业投资需求。目前中国经济除了特别需要居民消费增加以外，还特别需要企业的投资热情。简单的逻辑是，只有普遍的企业有了投资热情，就业才会增加，经济危机带来的问题才会得到逐步解决。但问题随之出现：为什么企业没有投资热情呢？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需要把中国境内的企业分为三大块：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它们所占比重和所做贡献周所周知，故不赘述）。继而来分析一下，哪一大类企业更有可能创造投资需求。首先说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虽然它们大多财大气粗，但它们却大多是这次金融危机的“重灾区”，比如钢铁、煤炭、电力、重工企业。又由于它们大多处于垄断性行业，并且无其他行业经验，它们之中除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以及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企业可以在国家的鼓励和支持下采取扩张性投资政策之外，其他行业中的企业并无多大可选择余地。再说外资企业。由于它们大多处于充分竞争的行业，其本身受到了经济危机的严重影响，且由于他们的母公司正在面临着全球性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指望它们在中国大幅度地增加投资，短期内也是不大现实的。最后说民营企业这一块。应该说它们是最有希望的一块，起码它们的发展能够造成最多的就业机会。它们最有可能形成投资需求的主要有三个理由：一是它们分布的行业十分宽广，且它们的创业者具有长期在一线市场浸润的经验，使得它们对所处的市场位置的“左邻右舍”哪里存在投资机会最有把握；二是它们绝大多数规模小。规模小对投资机会的判断标准不一样，在大企业眼中不屑一顾“面包屑”，在它们眼中可能就是“大蛋糕”；三是，它们具有天然的“冒险”性格，因为是为自己干，便注定它们比其他企业敢于承担风险。然而，民营企业虽然最有可能成为危机时刻的一支重要的拉动投资需求的力量，但它们普遍面临的最大问题却是资金不足。

最后说国外需求。当下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是来自国外市场的订单/需求锐减，特别是来自美国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需求减少了。但是如果我们用辩证的眼光来审视这一问题就会发现，虽然来自国外的需求总额的确大幅度锐减了，但是具体到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行业和产品，我们则又看到，对有的国家和地区出口并无太大变化，甚至有的较以前上升了，有的行业或行业内的产品，不但没有下降，反而上升了。这就是说，来自国外市场的需求还是有大量潜力的。问题是，把国外的需求变为中国企业的出口额订单，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政府开路，二是企业跟进。所谓政府开路，就是由政府通过与他国政府签订双边或多边贸易协定来给中国企业创造出口机会。所谓企业跟进，就是企业积极地调整出口产业结构，并积极地开拓新的国际市场（含区域市场和区隔市场）。对于前一点，我们注意到我国政府已经有了意识并有了行动。问题在于中国企业能否积极和及时跟进。这之所以是一个问题，是因为中国产品出口国际市场的主角是民营企业和来自港台的企业，而它们目前最缺少的是资金。

经过以上分析，可以作出这样的总结：1）指望人口占绝大多数的没有或只有极少量银行存款的居民来扩大消费性支出是不现实的，除非能够增加他们的收入，同时解决他们生存的后顾之忧；2）指望占少数人口的有钱人把他们的钱转化为直接的消费性支出是不现实的，除非能够为他们创造投资机会；3）指望国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在短期内产生大规模的投资需求是不现实的，除非经济开始全面回暧。4）指望本身资金吃紧的民营企业大量投资于国内和国外市场是不现实的，除非给它们大规模的融资机会。最后，只剩下一个指望了，就是由政府投资。既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又投资于民生改善工程，还要投资于改善国际经贸关系。很显然，如果其他需求不能被创造，单纯地指望政府投资来拉动经济全面回升，臆想成分过重。

但是，当我们作上述分析和总结时，本身暗指了机会的存在。这便引伸出了以下五点创造有效需求的具体的框架性建议：

一、虽然在短期内期指望大多数居民将其有限的存款转换为消费性支出不现实，但中长期来看，增加普通居民收入，减少大广老百姓生存和发展的后顾之忧，将依然应该是中国经济长期稳健发展的基准立场。在此方面，中共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可视为中央政府对民生问题的的重大关怀和积极努力。并且，在经济危机爆后，中央政府快速出台的4万亿的投资计划中的用于改善民生的政策举措也是可圈可点的。但仅有这些还很不够。还应该大幅度地提高普通工薪阶层个人所得税免征额，还应该在时机成熟时一定幅度地提高工人的工资和福利，并进一步在低收入人群的保障性住房建设及分配、子女教育、养老及医疗方面有更多更大的作为。

二、通过发展民间金融机构，广泛吸纳居民个人存款，用于投资农村城市化建设。中国少数居民拥有巨额银行存款，意味着中国民间有大量的投资资本在沉睡着。如果像前几年一样，任其流向“繁荣”的金融市场，则必将带来新一轮的金融泡沫和灾难。因此，应该激活它并引导它流向对真正刺激需求、促进经济增长有深远意义的领域。其中，特别应该引导其流向农村城市化建设进程中需要资本的各个方面。一旦民间资本如此流转，必将极大地推动农村城市化进程，必将带动广泛的就业，必将极大地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从财政和金融两个方面入手，使民营企业成为推动国内需求和开拓国际市场的生力军。前述分析表明，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三支大军中，当下民营企业更能够担当国内企业投资和就业的重任，并且民营企业更能够担当广泛地开拓国际市场的重任。然而，民营企业有投资意愿，却普遍缺少资金。这就需要政府要给予民营企业以大力度的相关财政和金融扶持。

四、除了上述三项之外，还包括政府应该扶持企业进行技术创新，进行纵向产业链整合和横向行业整合，以及应当将大量的外汇储备用于有选择地投入到能够帮助中国企业开拓新兴国际市场的方向。由于这几项建议在“真切关心企业盈利”部分已经提出，故在此只作提及。

五、非常关键的中长期措施是，要防止金融市场的再度“自由发展”。使金融市场的财富回归到实体产业，以此促进实体经济领域生产和消费的双增长，应作为国家经济战略的核心内容（无视这一点必将进一步铸成更大的问题），也将是最艰巨的工程。当大量金融市场的资本回归到实体经济领域，必然造成实体经济的繁荣，实体经济的繁荣，将极大地促进就业。如果到那时，政府善于通过一定的政策和法律手段增加居民收入，调剂贫富差距，则不仅国内消费性需求将大幅度增加，而且将进一步促进生产的发展。

在我们试图提出未来的实用于中国宏观经济的财富导向政策时，有必要从另外的角度总结性地回顾和议论一下过去三十年改革开放中，中央政府的经济政策怎样导引了财富流向，以及财富流向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随着总结的进行，关于未来中国应该采取怎样的财富导向政策也就逐渐会显出端倪。

从大处着眼，可以把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央政府的财富导向政策分为三个大的阶段，在不同的阶段均有三个主要特点：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是第一阶段，其特点是容忍民营经济、积极引进外资、改革国企和保护国企利益；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末是第二阶段，其特点是鼓励企业间竞争、大力引进外资、着力改造国企；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10年代末是第三个阶段，其特点是，大力发展房地产和证券市场、强化国企和银行地位、被动应对国际资本“操纵”。下面我们将逐一对此加以分析，经过分析我们将看到，在不同历史阶段及其特点背后，是财富流向和财富效用的不同。

在改革开放的“第一阶段”，国家经济政策总的特征是：（1）容忍民营经济。当时针对民营经济的核心政策思想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和帮助其他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在这种经济思想指导下，中国的民营经济（个体经济和乡镇企业）得到了迅猛发展。民营经济的发展，意味着个人追逐财富和拥有财富的开始，也意味着传统的计划经济体系逐渐走向终结的开始。（2）重视引进外资。具体说就是拿市场和政策来交换外国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以此带动中国的经济发展。引进外资的核心思想依然出自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他曾指出：“中国是个大国，又是一个小国。所谓大国就是人多，土地面积大，所谓小国就是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比较穷。”在这种背景下，“中国自己关起门来建设不行，必须充分吸收外国的先进经验，充分利用外国的资金，外国的技术，来加速我们的发展。”在这一经济思想指导下，外国资本开始了在中国市场的利益角逐。外国资本的不断引进，极大地刺激和促动了中国的经济结构变化和中国人的经济思维变化。（3）改革国企和保护国企利益。此一时期，由于国企历史包袱日益沉重，加上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两面夹击，在中国经济中占主体地位的国企面临了一系列的问题。中央政府一方面试图改革国企（比如推行承包制，允许企业有一定利润，推广各种管理经验，等等），另一方面却又不愿意在政策和体制上给国企“松绑”；一方面要坚守国企的“计划”性质，另一方面又不得不让国企在计划外与民企和外企争饭吃。总的说，在此阶段，中国的财富主体虽然还在国家手中，但国企却处在“防守”境地，原有的财富和新增的财富越来越多地流向了民营经济领域，也部分地流向的外资经济领域。

在改革开放的“第二阶段”的早期，中国的改革开放一度为姓“社”还是姓“资”的意识形态问题所困扰。1992年邓小平一锤定音：“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可以认为，在整个“第二阶段”，中央政府的经济政策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三个有利于”的核心思想在大胆地“摸着石头过河”。期间所呈现出的特征是：（1）鼓励企业间相互竞争。鼓励的方式是，并不过多的计较企业的产权性质。因而，在此阶段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得到了快速地发展。甚至一度出现了“外资将打垮整个民族产业”的担心，而民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则越来越大。相比之下的国企，由于历史包袱和现行体制原因，在竞争中继续处于防守境地。在外企和民企继续的双重夹击下，国企一度普遍面临了生死考验。（2）大力引进外资。其显著特点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将引进外资作为发展经济的重要手段。一些地方政府甚至不顾及国家整体经济利益，竞相出台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外资，使中国经济在一些领域过早地向外资开放，比如零售业。（3）着力改造国企。在这一阶段的早期，在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双重夹击下，加上宏观调控（1993年底）导致的阶段性经济滞胀，深受历史包袱拖累和现实体制羁绊的国企几乎到了举步维艰的地步。在这种背景下，国家的经济政策并没有通过限制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发展而保护国营企业，而是通过职工下岗分流，进一步扩大国企自主权，“甩包袱”（将县级以下小型国有/集体企业转制为民营），让部分国企上市融资等手段来解决国企的问题。直到这一阶段的后期，中央和地方政府“冒险”地进行了“国退民进”战略探索，才逐渐找到彻底改造国企的方法。总结起来说，这一阶段的政府经济政策对财富导向的总体结果是，国营企业、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三分天下有其一，但总的情况是，中国社会的财富流入和增长最多的是民营和外资经济领域。

在改革开放的“第三阶段”，中国的经济政策呈现出了以下主要特点：（1）大力发展房地产和证券市场。中国房地产市场是在1998年开始全面迎来“春天”的。当时，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导致了国内经济出现“滞胀”，中央政府为“刺激内需”，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刺激房地产业发展的政策，从而导致了房地产市场长达十年的“繁荣”。房地产市场繁荣，极大地带动了经济的增长，但房地产业的长期“繁荣”也演变成为经济危机的重大隐患之一。中国的证券市场起步于1990年，至1999年，上证指数最高也曾达到1500点。但是，自1999年5月至2007年8月间，上证指数最高曾飚升到过5000点。在此期间，股市虽然也出现了几次大熊市，但总的趋势是资产的市场价值呈现出了几何级膨胀。“在股市最热的时间里，新开户股民每天多达30万人，涌进来的这些人不仅有城市白领、理财老手，还有大学生、小商贩、邻居的大妈们”（吴晓波）。中国股市的成交额一度超过日本，但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却只有日本的60%。（2）强化国企和银行地位。在改革开放的前两个阶段，中央政府一直没有找到一条很有效的国企改革之策。1997各级政府试验“国退民进”取得了成功，第二年便开始全面推广“国退民进”战略，到2003年“国退民进”战略目标成功实现，随后是大型国企纷纷上市，至此国企走上了一条“顺风顺水”的发展道路。国企改革的成功，也是国企进入超垄断经营时代的开始。在国企改革成功和进一步走向超垄断经营的过程中，大量的跨国资本以不同的名义成为了大型国企的股东，使得跨国资本也大量地分享了中国改革和国企垄断而带来的丰硕成果。除了实体经济领域的国企在改革开放的“第三阶段”获得了迅猛发展以外，中国的大型国企和商业银行也在“第三阶段”迎来了“春天”。在1998年以前，中国的商业银行一直为坏帐和来自体制方面的障碍所困扰。商业银行的“春天”是通过两大方法而迎来的：一是政府先后多次向银行注入巨量资金，从而剥离了银行的大量坏帐，使银行一级资本充足率均达到或超过8%，不良资产率大幅度下降至5%以下。二是银行纷纷成功上市。2006年和2007年，是“银行上市年”，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都在这期间成功上市并成为股市热捧的对象。在此过程中，由于大量的跨国资本以不同的名义成为了大型商业银行的股东，使得跨国资本也大量地分享了银行改革和上市成功的丰硕成果。（3）被动应对国际资本“操纵”。在改革开放的“第三阶段”，国际资本是不是“操纵”了中国经济，一直是非主流经济学界和民间热议的话题。但由于这涉及到不同意识形态国家间是否存在“阴谋论”这个敏感话题，官方显然不愿意把话摆在桌面上来谈。再说，在资本主义体系中，资本是可以自由逐利的，很难找到哪个国家在蓄意利用国际资本操纵中国经济的确切证据。但是，国际资本出于逐利的目的，吹大了大宗商品、股市、期市、房市的泡沫却是不争的事实，而大宗商品、股市、期市和房市的泡沫，变相地一度“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也是不争的事实。早在1997年索罗斯攻击东南亚国家的金融体系时，以及在随后试图攻陷香港金融体系中，我们已领教过国际资本的险恶。幸好，当时中国的金融体系是封闭的，以至于绕过此劫。但是，国际资本并没有就此善罢甘休。它们在其他途径的追利行为，深深地“操纵”了世界经济，也变相地“操纵”了中国经济。众所周知，1999年以后，中国逐步成为了“世界工厂”，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后，“中国制造”一度成为一些人津津乐道又为另一些人忧虑和诟病的话题。由于中国商品的物美廉价，导致了中国商品出口额的连年增长以及巨额贸易顺差的产生。出口量的不断攀升，导致中国对能源和原材料需求的猛增，巨额的贸易顺差，又使得中国的外汇储备额猛增。于是，国际资本看到了机会，它们不约而同地在大宗商品、股市、期市、房市兴风作浪。以至于坊间有“中国人卖什么，什么价格下跌；中国人买什么，什么价格上涨”一说。不能说国际资本是蓄意针对中国的，但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依存度越高，使得中国经济被国际资本间接“操纵”的可能性越大。针对国际资本在境外（也包括大量资本流入中国境内）对中国经济的变相“操纵”，中国政府也曾意识到并采取过诸如控制人民币的升值速度和限制国际游资在国内资本市场流动的措施，但是中国政府对来自境外金融市场的国际资本的变相“操纵”则总体上是无能为力的。总之，在改革开放的“第三阶段”，由经济政策所导致的财富流向十分清晰：一是，大量在金融和房地产市场投资和投机的个人和机构收敛到巨量财富（含地方政府从土地交易中攫取了大量财富）；二是，大量的财富流向了国有和国有控股的企业和银行，并使跨国资本分享了国有企业和商业银行改革的丰硕成果；三是，导致了不计其数的原本的既得利益群体从“国退民进”战略中成为了百万、千万、亿万富翁。至于国际资本对中国经济的变相“操纵”，则使中国人的财富一度巨量地流到了国际金融资本家的腰包里。

要说明未来中国政府应该采取怎样的财富导向政策，还需要再简要地分析一下国内生产、国内消费、国内金融、国际消费和国际金融等五个领域的财富的可能流向。

（1）国内生产领域的财富的可能流向。我们已经知道，普遍的消费品生产企业其及上游企业盈利状况不佳是导致阶段性生产过剩的原因。由资本的逐利本性所决定，当产业盈利机会减少时，会有两种可能存在：一是，在产业外存在赚钱机会时，并在资本流动无障碍的情况下，产业内的资本会流向产业外，其结果是产业由于资本匮乏而得不到创新、转型和升级。过去几年，大量的制造商将资本转向房地产和证券等金融市场就是这样发生的，它使得许多消费品产业和企业不能做到像政府和学界所倡导的那样创新、转型和升级。二是，在产业外赚钱机会较少，并在资本流动存在障碍的情况下，产业内的资本无法流向产业外，这时业内的企业为了资本的保值和增值，就会千方百计地进行战略、技术和管理创新，从而使产业得以转型和升级，并从而迎来新的发展机会，吸引更多的投资。换言之，目前大量的消费品及其上游产业的盈利状况欠佳。在这种背景下，如果产业外存在大的盈利机会，而产业内的资本流出没有障碍，就会出现大量的资本流出产业外。而大量的资本流出产业外，必然会影响产业的创新、转型和升级。因而，不改善产业的盈利状况，将加速产业资本的“外逃”。反之，若产业外盈利机会相对较少，或产业内资本流出存在障碍，产业内的资本就会留在产业中，从而促进产业的创新、转型和升级，并为产业迎来发展和投资机会。

（2）国内消费领域的财富的可能流向。我们已经知道，国内居民的存款虽然已逾20万亿元，但这些存款中的绝大部分为少数人所拥有，它们并不能大量转化成为消费性支出。要想长效地“刺激”国内消费需求增长，需要解决占大多数人口的居民的收入偏低问题以及他们生存和发展的后顾之忧问题。而要解决大多数人口的消费能力不足，最有效的手段只能是通过扩大就业和完善社会福利体系来实现。而扩大就业和完善社会福利体系，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要让实体经济领域的财富不过多地流入到金融领域，并且让金融领域的财富更多地流入到实体经济领域。当实体经济领域的财富增加了，就业就会增加，因而居民用于消费的收入就会增加，社会福利体系也才可能有条件不断完善。还有一点必须指出，在金融领域存在投机机会时，广大居民可能继续将其有限的财富用于到金融市场投机，这将会抑制而不是刺激居民的消费需求。

（3）国内金融领域的财富的可能流向。我们已经知道，在过去的十年间，大量的财富流入到了金融领域，它是造成当前经济危机的深刻原因之一，金融领域的财富的流向还将会深远地影响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基于资本的逐利本性，未来金融领域的财富会有两种可能的流向：一是，金融领域盈利机会明显大于实体经济领域的赢利机会，在这种情况下，金融领域的财富不但会较少地流入到实体经济领域，反而会吸引大量的实体经济领域的资本流入到金融领域，从而使实体产业进一步出现“空心化”，这将进一步不利于实体经济产业和企业创新、转型和升级。与此同时，金融领域的过度投机所必然导致资产泡沫，进而必将继续以通货膨胀的形式损害实体经济的发展。二是，金融领域盈利机会减少（包括在政策限制或政府干预条件下的“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将既会促使金融领域的财富理性地流向实体经济领域，也会促使实体经济领域的财富在实体经济领域内循环流动，这将极大的刺激实体经济的发展。在此要特别指出的是，去年中央政府英明的推出了农村“二次土地改革”政策，如果中央政府不能有效地防范和抑制金融市场再度“疯狂”，很有可能会出现大量的农民把“土地流转”所得来的财富也投入到金融市场进行“赌博”。

（4）国际消费领域的财富的可能流向。我们已经知道，不仅中国社会存在着财富分配不均的问题，相似的问题也在大量的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只是程度不同罢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早期的财富分配不均，与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有关。由于后来资本主义国家加强了对工人利益的保护及逐步建立了福利制社会，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得到了缓解。但即便如此，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依然是有钱的人越来越有钱，大多数的普通民众并不真正富有。特别是在国际金融资本家们普遍把全球化的金融市场看作是大量攫取他人和他国财富的最佳场所和工具时，全球的财富更多地流到了金融领域，因而不同程度地伤害了实体经济的发展。金融市场的“繁荣”在过去近十年间为全球范围的生产和消费带来了“产销两旺”的景象，直到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实体企业和大多数普通民众的窘境才显露无遗。现在我们关心的是，国外消费领域的财富是否能支持中国国内的实体经济发展。有两种可能：一是国外民众的收入减少，因而他们会减少消费支出，这将会负面地影响到中国商品的出口。二是外国民众的收入增加，因而他们的消费支出也会增加，这将正面地影响到中国商品的出口。但是，需要指出，无论如何国外人总是要消费的，在他们口袋中钱多的时候，他们会增加消费，这对中国商品出口会带来贡献。在他们口袋中钱少的时候，他们的消费支出会减少，但不可能不消费，只是在收入减少的情况下，他们可能会更倾向于选择价廉物美的商品，而中国正是向世界提供价廉物美商品的大国。因而，即便外国人的收入减少可能会影响到中国商品的出口总量，但只要中国企业坚持为世界提供价廉物美的商品，来自国外市场的需求依然大量存在。

（5）国外金融领域的财富的可能流向。我们已经知道，在过去十年间，国外金融资本家将大量的财富聚集到了金融领域，以“自由金融”、“金融服务”和“投资理财”的名义影响了本国的经济和他国的经济。其根源之一在于，实体经济领域的盈利机会相对减少，而金融市场的盈利机会相对较多或容易被人为地制造出来。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资本家一方面促进了世界经济的“繁荣”（2002年至2008年），另一方面又损害了世界实体经济的发展。国外金融领域的财富将怎样流动，中国人不可能直接去管它，也管不了。但对其可能的流向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则是可以预见和加以防范的。由于资本的逐利本性使然，国外金融领域的财富有两种影响中国经济的流向：一是国外金融领域的财富回归到实体经济领域。这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将会有好处，因为国外金融领域的大量财富流向实体经济领域（包括部分流向中国的实体经济领域），将最终导致国外民众的就业、收入和消费性支出的增加，而这种增加将有利于中国商品出口。二是，国外金融领域的财富继续留在金融领域，并在这个领域寻求/制造盈利机会，一旦时机成熟，它还将掀起新一轮的金融市场“繁荣”景象，而国外金融市场的“繁荣”将极大地带动中国金融市场的“繁荣”（指在中国没有防范措施的前提下），并最终损害中国的实体经济，也同时损害他们国家的实体经济，最终影响到中国商品的出口。

好了，到了该提出财富导向政策方面的建议了。只有五点方向性建议：

一、采取各种措施，增加大多数人口的财富并减少他们生存与发展的后顾之忧。忘记了这个基本立场将铸成莫大罪过。同时，要密切预防普通民众的有限财富流入到各种类型的“金融赌场”被胸无善意的人们所宰割。

二、采取各种措施，让中国金融领域的财富流向中国的实体经济领域，并密切防范中国实体经济领域的财富非理性地流向金融领域。

三、采取各种措施，密切防范国外金融领域的财富效应对中国金融市场和中国实体经济领域产生负面影响。

四、采取各种措施，使中国企业在全球资源类商品交易领域具有定价主导权，从而保证中国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同时，千方百计地使中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的商品零售领域建立基于顾客忠诚的垄断地位，从而促进中国商品和劳务出口。

五、采取各种措施，使中国长期居于全球技术研发和实体商品制造中心，以此将大量的国外财富吸引到中国的实体产业经济中来。

中国的许多经济学家和政府经济部门的官员一直有着较深的“美国情绪”。过去十年，在他们的言谈话语中间和制定的经济政策中间，明显透露出一点：美国发展经济的经验，尤其是美国人利用金融市场发展经济和创造财富的经验，应当成为中国未来继续改革开放所要参照的不二标杆。这次经济危机的发生，及时地提醒我们应当审慎而又深长地思考这一问题。

我们面临的经济问题和潜在危险已经十分清晰，在经济问题和潜在危险面前，“集体失语是一个民族的悲衰”（刘姝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