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上班的日子

在我儿时的记忆中，“上班”对我来说，是那么的神圣而遥远，是那么的可望而不可及。“上班”一词，也是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营企业的专有词汇。在众人的眼中，“上班”并不是“劳动”的代名词，而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那时，只要看到穿着中山装、人民服，上衣口袋里插着钢笔的，准是“上班”的干部、教师；看到穿工作服、背带裤的，一定是上班的工人和技术人员。会立即引来众多羡慕的目光。

在那个年代，“上班”是革命干部、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的代名词。农民不是工人阶级，所以农民劳动不能称之为“上班”。小时候我生活在农村，农民们的一切农事活动一律叫“干活”。到田野去耕作，叫“下地干活”，即使到缺少劳力的煤矿、铁矿、砖厂、农场去做工，也只能叫“临时工”。虽然也有上下班，但和人家正式职工还不能比，因为在农村人眼中，“上班”就是吃上了商品粮，就是有了城市户口，而“临时工”还是吃农业粮，还是农村户口。

我是1968年秋由开原高中下乡插队的。在农村当了两年农民，干了两年农活（后来，知青下乡也算工龄了）。每天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农村生活。每天听到的字眼，除了“下地干活”，就是“歇气”、“收工”、“夜战”。虽然上工、收工时，也是几十人，有时赶上几个生产队在一块地干活时，甚至是上百人在一条路上走，与较大工厂上下班的人流相似，但农民们却从没有过像工人那样上下班的感觉。   

1970年秋，我从农村被招工到铁岭某军工厂，开始享受起工人阶级的待遇了。吃上了商品粮、有了城市户口、住上了独身宿舍。也亲身体验了11年的工厂上班生活。那正是“文革”时期，我们工厂是军管，从车间到厂级领导都是军队干部担任。我们入厂后先军训一个月，而后分配到各个连队（车间），一切行动都是军事化。第一次进工厂，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上下班的情景。每天早晨，吃过早饭的人们便从四面八方向厂门前那条道路走去，顷刻就汇成了浩浩荡荡的人流，又络绎不绝地向工厂的大门涌去。前面，青年男女的欢声笑语不绝于耳；中间，中老年人有的吸着烟，有的聊着天；后面的人们都急匆匆的，有的边走边看手表，有的甚至跑步迈进即将关闭的大门。

中午下班时，那景象也很壮观。铃声一响，人们便从各个车间、科室走出来，一千三、四百人的队伍潮水般地向大门口涌去。有的拿着饭盒，有的穿着工作服，有的向前小跑着……而不慌不忙，走在后面的往往是厂里的领导干部，或是科室的干部们。

1982年，我从铁岭某军工厂调回了开原某公司。虽然只是个不到百人的单位，但由于当时公司的经济效益好，职工的待遇高，能够在这个单位上班，也是很令人羡慕的。我在这里上了6年班后，又调进了政府部门，开始过机关干部的生活了。机关里的人员比较少，作息时间也不像公司、工厂要求的那么严格，所以在机关上班近20年，从来没有像在企业那么紧张过。

自从2007年退休以后，上班不上班，感觉就大不一样了。退休了，你可以天天早晨睡懒觉，你可以带孙子天天到公园去玩，你可以和老伴出去旅游一个月，不用去请假，也没有人去管你。如果上班，就没那么随便了。

现在，上班的日子已经离我远去了！我怀念那些上班的岁月，怀念那些上班时的工作和生活，怀念那些上班时和我朝夕相处的朋友和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