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旧作,曾以《点击福建六诗人》为题发表在辽宁的《诗潮》杂志。由于以前电脑崩盘过一次,许多作品找不到了。这一篇终于让我在一个网站找到了。写于2001年,大三下学期。对我而言,这个作品有纪念价值,它是我转向理性写作并最终停落在文化批评的出发点。)
让诗歌在场
——2001年,点击福建诗坛
曾念长
诗歌与时俱进。当中国的传媒在上个世纪末发生变革并迅猛发展后(主要指网络),诗歌也变得热热闹闹起来。这还不是意义的全部。更大的意义在于,我们这个时代产生的诗歌得以迅速传播并被有效阅读。诗歌借助发达的传媒物质渗入到平民之中,而不再仅是少数诗人阅读的专利。从总体上看,我认为我们这个时代的诗歌是在场的,而不是缺席的。诗歌迅速产生,迅速发生效应。好与坏,不再是身后事了。这大概也算得上是物质的进步给我们这个时代的诗人们带来的幸运吧!
我之所以这么说,是想反向说明一点,福建的诗歌相对滞后了。这么说或许还不到位。应该说,福建的诗人们相对落后了。“落后”比较能够反映人的心态,也更能够从实质上说明人的内在消极因素给诗歌写作带来的致命性障碍。
到此,我已感觉到把这篇评论进行下去的困难了。评论福建诗歌是一件很费劲的事情。说轻了,无异于隔靴搔痒,于事无补;说重了,又难免要惹得不少诗人暴跳如雷,还众愤难平。我读过福建这边不同门派的诗人们写的评论性文字。看得出,他们都很自信,不批判别人,但绝对视己为准则。艺术不能没有坚持,这一点谁都懂。但这与固步自封是两码事。那些不肯胸怀坦荡地进行诗歌辩论,而善于用外交辞令把话说得漂亮,内心里却鄙视对手的诗人们是可耻的。
习惯上,福建诗坛倾向于按地理位置来划分诗群,由此形成闽东诗群,闽中诗群,闽南诗群和三明诗群。当然其它地区不是没有优秀诗人,只是不具有阵容效应罢了。福州地处闽中,作为省会城市,其强大的文化聚散功能使得福建的不少优秀诗人云集这里。以吕德安为代表,以口语写作为主流的一批诗人在这里活动着。他们还有曾宏、张海峰、程剑平、伊路、徐南鹏等,以及在写作上与他们有着一脉相承关系但已身处异乡的诗人许许、李师江、巫昂、欧亚等,我也把他们归入其列。这里必须说明一点,吕德安成为这一批诗人的核心人物,仅仅是就其作品意义而言。他深居简出,不参与诗歌辩论,不致力于理论张扬。但他的诗歌成就人所共知。他的口语写作不只在福建,就是在全国,都已成为一面旗帜。可以说,吕德安用他的诗歌引领了福建一批更年轻的诗人。曾宏、张海峰等人在理论上也相当的克制。他们相信“好诗总是不胫而走”。由于他们不重视理论上的团结,这些诗人在写作上呈现若聚若离的关系,并没有发挥出强大的整体效应。
闽东诗群里主要有汤养宗、谢宜兴、刘伟雄、叶玉琳、还非、游刃、俞昌雄、张幸福等。他们有着较强烈的地域认同感,大多来自宁德霞浦。但他们之中的不少人生活在省会福州。因此,由于地域和文化上的差异,他们作品的风格也相差较远。口语写作与书面写作兼而有之。尽管如此,他们却有着共同的自觉意识,在诗歌外部取得团结。
闽南诗群中近年来以漳州的“死亡诗派”最为活跃,代表人物有安琪和康城。最近安琪在国内诗坛活动频繁,其人气也在“通往牛逼的路上一路狂奔”。康城是70后诗人,在诗歌写作上也突飞猛进。“死亡诗派”显然以“死亡”为诗歌写作的命题主旨,在诗歌中追求神性的气息和海子式的抒情。他们在这条路上走得太远,其作品充斥了大量晦暗的象征和隐喻,在阅读上给读者设置了障碍,作为诗人本身也陷入一种自恋的境地。
整体地评价是一回事,个人地评价又是另外一回事。事实上,每一个群体中都有着相当出色的诗人诗作。现在,我想聊聊就我较熟悉的十五位福建诗人的作品。读者大人见谅,这是件挂一漏万的蠢事。且看居住福州的五位诗人吕德安、曾宏、张海峰、程剑平和徐南鹏。印象中,这五位诗人都相当的优秀,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在诗歌上的造诣,还在于他们在诗歌中表现出来的诚实品质。成熟的诗人应当如此。我最早接触德安的诗是从他的《父亲和我》开始的。那种朴实的叙述风格成了我对他作品从未改变过的印象。而日后读他的作品又继续加深着这种印象。至于德安的诗歌成就,相信省内外的诗歌朋友们是知道的。但很遗憾,由于福建诗歌外部环境的不足,德安的诗一直未能作为阅读文本受到普遍重视。
对于大师的作品,我们的眼光总是比较苛刻和挑剔的。因此对德安作品中的一些细节我还是比较矛盾。比如有那么几句:
房间很小。在母亲如同丝绸之路上传来的
衰弱的声音背后,我听见
某种异常坚实仿佛鸟儿啄食的声音。
这两个句子在视觉上我很难接受,但当我试着去把它朗读出来的时候,我又感受得到一种绵长的节奏,并不存在什么破绽。难道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我还想提一下有关德安很个人的一个问题。诗如其人。德安生存在一座沿海城市里,却过着淡泊宁静的生活,深居简出,以至于我在福州三年竟然未能与其谋得一面。鉴于他的诗歌成就,我产生这样一个疑问:在现代社会里,优秀诗人能否在诗歌与生活中同时占据主流?
曾宏对诗歌有着强烈的诉说愿望,是一种健康的发表欲。我曾在福州红楼记茶馆亲聆他滔滔不绝的诗歌见解。作为《诗生活》网站的专栏诗人,他曾在论坛上发表系列的读诗札记,影响不凡。读他的诗,你可以概括出责任、悲悯、良心、死亡等通常在传统文人辞典里可以查阅得到的词汇。因此,他的诗很见文人气质。最让我叫好的一点是,曾宏在现代诗中把象征和隐喻的手法运用得很好。90年代中国新诗被象征和隐喻作贱得又烂又臭,面目可憎,大量诗歌失去了被有效阅读的可能性。曾宏在这一点上却做得相对出彩。他的《野草莓》、《我和杯子的共有状态及面临》都具有可读性。此外,他的诗多是呈现一种静态的美。这与张海峰的诗不同。海峰的诗很能介入与人息息相关的生活状态。他大多习惯于在诗中叙事,有时很概括,有时很细节,但都能体现时空的流动性。他的那首《夜过华林邮局》的最后三节给我印象犹深,表现的是一种动态的美。海峰的诗善于表达一种思绪。相应成趣的是,程剑平的诗侧重于表达一种思考。我主要是指他后期的作品。和别人不同,剑平的思考完全是一种在轻松的叙事中水道渠成的结果。他不作膨胀的抒情,叙事的语言中带有一种城市寓言的浅显,像《漠视》,像《动画片》。因此,我们完全相信,生活的道理有可能入诗,并被表达得明白易懂。这就是一个不爱卖弄高深的诗人的下场。徐南鹏的诗比较忠实于生活。《新居》是个例子。这是诗人的一种优秀品质。他在福建诗坛也比较活跃,2000年与黄建东在福州策划并组织“向新世纪致敬——福建青年诗人作品朗诵会”,这一举动比他的诗歌更深入人心。福建诗坛需要组织者,需要被调动。
说说欧亚。尽管欧亚目前身在异乡,但在此之前,他的诗歌都是在福州这边以一个学生的身份完成的。直话直说,我更喜欢他前期的作品。这些作品读来很有生气,朗朗上口,明白易懂。这恐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天然语感。因此早在欧亚的作品还不被外界所知的时候,就被我身边的许多朋友拿去传阅了。欧亚似乎不太喜欢校学生会里的干部们。但这些干部们却很喜欢欧亚的诗,还很慎重地作抄录以珍藏。以前欧亚有一首诗,写三个女生在月光下的操场上相互偎依,看男生打篮球。尽管欧亚总觉得这首诗不尽如人意,但它确实很美。诗歌就该这样,能够提醒人们生活中的美。当然这只是从阅读者的角度看问题。事实是,从诗歌操作技术上讲,欧亚后期的诗比前期的成熟多了。成熟的同时欧亚又陷入另外一个误区,就是过多的用诗歌解释文化的意识形态。必须说明一点,这和在诗中蕴含和体现文化是两码事。有时欧亚写诗表达他的写作立场,这让不少读者读来一头雾水,大失所望。因此有时我也跟朋友说:“欧亚正在学会欺骗我们”。但我相信在福建年轻诗人中欧亚是一种希望。他说:“艺术的最大品质是自由。我对任何一种可能都抱有兴趣。”
聊到欧亚,我又想到巫昂、李师江他们,这些70后蠢蠢欲动不太安分有点牛逼的诗人们!巫昂和李师江目前都居住在北京。大城市的文化生态给了他们很大的影响。读他们的诗,不仅可以带来愉快,还可以带来惊喜。感觉上巫昂是个习惯了新新人类的酷的大龄女孩。但当你读到她的诗,你没辙了。你无话可说了。因为你服了。你很难想象,一个受过高等教育,被文化层层包裹过的知识人,还能够保持语感的天生丽质,写出的诗,让诗里诗外的人都啧啧称赞。至于师江,我敢说,他是这一群诗人中把语言运用得最具个性化的一个。这可能跟他个人的艺术气质有关系。他用语毒辣,似乎对中国诗歌里传统的优雅美学采取了决绝的不合作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诗歌逃离了美。他站在美的背面表现美,一种与丑恶迎面而击,以发泄为表现渠道的美。应该说,巫昂和李师江有意降低了诗歌的姿态。他们早就把握住了语言的本质,同时他们又放逐自己,与这个时代流行的一切共舞。这一点启发了我的比较思维。不难发现,居住在福州的几位,从吕德安到欧亚,他们的作品表现得恬静、温和、柔软,还有些老成。而巫昂、李师江的作品却可以看到更多的凌利、物质和鲜活。由此我想,地域文化究竟给诗歌带来了多少的意义?
谈谈闽东诗群里的几位诗人。汤养宗的诗可分前后期看待。我主要说一下他近期的诗歌写作。他是这样的一个诗人,借助诗歌进入城市内部,审视隐藏在城市生活的人类精神。他的诗,很能表现城市人的生存状态——凌乱,错位,摇摇晃晃。这是我获得的一个较突出的印象。我的阅读经验是,养宗在诗歌上的成就靠的是他对诗歌内部的不懈追求与探索。因此他可以把诗写得很深,但读者未必就能浅读。此外,他的诗缺少节奏上的自律,外在形式上的美也不够。游刃的语感叫人嫉妒。朗读他的作品是一件愉快的事情。闽东诗群的诗歌写作在叙事与抒情间摇摆。而我以为,唯独游刃的抒情是可以叫人鼓掌的。但谁又敢保证,游刃在这条路上不会走得太远而犹不及呢?谢宜兴和刘伟雄的诗有较相近的地方。他们都注重古典意象在现代诗中的运用,并且追求传统诗歌中的整饬美。这些诗在阅读上不会有什么大障碍。但是出于阅读惯性,我相信更多的读者会去选择古诗。俞昌雄的诗在唯美这条路上走得较远。这无可厚非。但过多的与人的真实存在无关的呓语包含了无病呻吟的可能。
最后我想说说漳州“死亡诗派”中的安琪和康城。安琪是个很有技术的诗人,也较充分地在她的诗歌中展现了她的才情和潜质。这一点已受到国内诗歌界的普遍认可。问题是,安琪的写作路子还能坚持多久,或者说还能开拓多大的空间,我们表示忧虑。诗歌与死亡相随,显然诗歌在宿命的意义上走上了不归路。这对诗歌并没有多大好处。她在作品里的神性抒情,对意象的梦游式的组合,语言散发出的自恋倾向,都把诗歌搞得气喘如牛。在安琪看来,海子是唯一的天才。那么她是吗?不是天才,我们该做些什么?康城在写作上与安琪亦步亦趋。作为福建少数的几个70后诗人,他的发展势头应该说是较快的。但这只是一方面。作为我的师兄,我直言不讳,他让我大失所望。他的《给1996年的十二封回信》,让我看到了一个诗人自我膨胀的抒情欲望,精神的自我迷恋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诗人究竟怎么了?
我想回过头来说“诗歌在场”与“有效阅读”的关系。诗歌在场应该是指诗歌在它产生的时代里能够发生效应,而不是被主流阅读忽略掉。这样,我认为两个条件是必不可少的:1、诗歌与这个时代发生联系,它的美学来源于这个时代;2、诗歌借助媒质有效抵达读者,被大量阅读。为做到这一点,相应的理论手段是必要的。只有诗歌在场,诗歌被有效阅读才会成为可能。这里的有效阅读至少包含这些前提:除了诗人自己外,其作品被更多的人读懂;作者与读者能够达成美学上的共识,并共鸣,哪怕是一点点;诗人可以抒情,但必须是一种被读者认可的真实抒情,是一种结实的而不是膨胀的抒情;在前面三点基础上,诗人寻求语言的最佳状态。
遗憾的是,从整体上看福建诗歌在这个时代中严重缺席。这里面有多方面的原因,包括理论上的缺失;诗歌不同门派过度的隔阂造成诗歌美学元素丧失有效交流;诗人的一意孤行把诗歌引向歧途,读者对其望而生畏;等等等等。当然这不能归结为某个诗人的错。而且我相信,福建的不少诗人正在为改变这种现状而努力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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