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中国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对《人民日报》记者的谈话，大失所望。对刘鹏先生的谈话做几点评价。
记者问：“您能否给‘举国体制’一个简短的定义？”
刘鹏答：“重要的经验是国家的高度重视和有效组织，就是集中有限的人力、财力、物力，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有效配置全国的竞技体育资源。我们将此形象地概括为‘举国体制’。”
笔者评语：这能算一个“简短的定义”吗？定义应该是对所谈论对象之特征作出的中性概括。刘鹏的回答中充斥着褒义词，这是界定一事物之大忌。如果读者剔除了褒义词仍能有所了解也不枉刘鹏先生的辛苦概括。可惜，不懂得什么是“举国体制”的读者，读过刘鹏先生的定义，对“举国体制”还是一无所知。打个比喻，人家让你给自行车下个定义，你能答复人家：“一种很有效率的交通工具”吗？这定义有什么信息？它连自行车是两个轱辘的信息都不包含。
记者问：“中国竞技体育为什么要实行举国体制呢？”
刘鹏答：“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体育社会化、产业化水平都比较低的情况下，要想使我国竞技体育具备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必须在集中有限资源、实施有效组织等方面下功夫。”
笔者评语：我明白，决策者在体育社会化、产业化水平较低的情况下，为了国际大赛上夺金搞出了现行的体制。问题是，这一体制在帮助我们获取金牌的同时，使得我们体育社会化的水准进一步下降。现在中小学生的平均体育水准甚至不如六十年代，现在多数青年人的体育技能甚至不如55岁以上的人。包括笔者在内的很多人认为其原因恰恰是现行体育体制。刘鹏可能不同意，但至少应该清楚别人的质疑，正视这一问题。
刘鹏在回答记者的上个问题是还说：“在竞技体育领域之所以实行举国体制，在我看来，这涉及如何认识和看待竞技体育的价值与作用问题。……高水平体育竞赛不但可以满足群众的观赏和娱乐审美需要，而且在弘扬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精神，增强民族自信心、凝聚力等方面更有着特殊的、无法替代的作用。”为什么它可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增强民族自尊心和凝聚力呢？刘鹏后面的谈话似乎给出了答复：“体育是一种实力，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集中体现、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笔者评语：如果大家相信竞技体育是一个国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集中体现、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且这个国家在国际赛场上屡屡获取大批金牌，它的竞技体育可以弘扬爱国主义、增加凝聚力就是合乎逻辑的。问题恰恰在于，竞技体育是不是综合国力的体现，大家相信不相信这一说法。事实胜于雄辩。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上四大体育强国金牌和奖牌总合的情况是：苏联：50，99；美国：33，94；东德：20，66；西德：13，40。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上：苏联：49，125；东德：40，90；美国：34，94；西德：10，39。以后的莫斯科奥运和洛杉矶奥运均为不完整的奥运会，无法比较金牌多寡。1988年汉城奥运会上：苏联：55，132；东德：37，102；美国：36，94；西德：11，40。东德的奥运金牌和奖牌长期压倒西德，但是东德人羡慕和向往西德的生活和制度，每年都有大批东德人冒死穿越柏林墙，却没有反向穿越者。1988年东德的奥运金牌和奖牌甚至超过了美国，奖牌总数高达102枚，但仅仅一年后便是柏林墙倒塌，东德归并西德。苏联的奥运金牌长期压过美国。1988年汉城奥运会上苏联豪取55枚金牌、132枚奖牌，这很可能奥运历史上不可逾越的丰碑，须知那不是在本国的赛场上。这些金牌和奖牌带来了“凝聚力”吗？几年以后，苏联——这个奥运金牌第一大户解体。金牌成堆与国家解体的巨大落差，应该启发人们重新认识什么是凝聚力。
记者问：“有人说，举国体制就是计划体制甚至是集权体制，就是不计成本、劳民伤财。对此怎么看？”
刘鹏答：“做任何工作都不能不考虑投入和产出、成本和效益。雅典奥运会后，有一篇文章说中国运动员获得一枚奥运会金牌，需要投入7亿元人民币。文章是这么写的：‘2000年悉尼奥运会，体育总局事业费涨到每年50亿元。如此计算，雅典奥运会备战4年，中国就要花费200亿元。如果这次中国队获得30枚金牌，那么每枚金牌的成本差不多是7亿元，真可谓世界上最昂贵的金牌。’这种说法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1988年，国家对国家体委的财政拨款为2.36亿元，到2004年增长到8.8亿元。对于国务院主管体育工作的一个部门来讲，这是个非常有限的数字。这笔钱并不仅仅是竞技体育投入，更不仅仅是金牌支出，它包括体育总局直属系统5000多人的工资、办公费、群众体育经费等。这个作者用其杜撰出来的数字，算出的每块金牌的成本，只需要稍加分析，便可以知道多么荒诞不经。”
笔者评语：很遗憾，刘鹏的说法不令笔者信服。据我所知，上述说法来自体育总局的一位研究者李力研。李长年从事体育研究，他应该有自己的根据。我疑惑他说的“体育总局的事业费”是国家对全国体育系统（即刘鹏所说“三级训练网”）的投入。金牌的成本怎么可能仅仅是国家对狭义的国家体委的拨款，李力研不可能糊涂到这种程度。李力研的位置决定了他的说法可能有出入。刘鹏的位置决定了他更清楚金牌的成本。刘鹏本来可以对李力研的说法做出更有力的反驳，就是讲清奥运金牌的成本，讲清国家对竞技体育的各项投入。甚至这事情本来就不需要李力研和其他关心国事的人去费尽心思地推算，只要刘鹏和相关人士让国家对竞技体育的投入变得透明就行了。但是不仅事前不讲，事后反驳人家的说法时还是遮遮掩掩，语焉不详。刘鹏在前面一再说举国体制好，好应该好在效率上（这也是刘鹏强调的），效率应该体现于“性价比”。可是刘鹏没有告诉我们性价比，没有告诉我们中国奥运金牌的成本。比花钱多少更重要的是，金牌的成本是纳税人的钱，纳税人有权利知道花了多少钱。我们为什么失去了这一权利？
记者问：“听说现在很多国家都在学习和借鉴中国的举国体制？”
刘鹏答：是的。中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优势，已经引起西方国家的高度关注和强烈兴趣。一些国家积极借鉴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模式。”
笔者评语：西方国家有可能学习我们的一些东西。但是我敢断言，他们不会学习我们的账目不透明。在其民众的约束下，西方政府不会对竞技体育投入我们这样的比重（即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高投入和不透明不是所谓“举国体制”的重要特征吗？对此装聋作哑能够为举国体制下一个客观的定义吗？
记者问：“中国竞技体育要持续发展，是不是还要坚持举国体制？”
刘鹏：“对于举国体制，我们的态度很明确，一要坚持，二要完善。”
笔者评语：刘鹏通篇谈话说了举国体制无数好话，几乎没有说到这一体制的任何一项具体缺陷。我们疑惑，他果真有完善的愿望吗？他要完善什么呢？奥运后中国的竞技体育体制必须有大的改革。评价一名公务员是公民的权利。看过刘鹏的谈话，笔者以为北京奥运后他不适合继续担任体育总局的领导职务，因为他全然看不到旧体制的缺陷和问题，没有一丝一毫的改革愿望。
我一直以为中国奥运金牌的成本是天文数字。但是我本不想算账。因为我以为，随着北京奥运的胜利，我们可以长出一口气，中国人为面子奋斗的历史可以划上句号了，不管以前花了多少钱，今后不会了。但看过刘鹏的谈话。我改变了认识。我们应该好好算帐。我相信，看过帐目后，很多人会改变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