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奥运:文明“和合”新起点


菲利普·多德(Philip Dodd)第一次到北京,还是在十年前,当时他是英国政府创意产业首席顾问,随首相托尼·布莱尔来访,从此定期而至,已见证筹办奥运“是如何帮助改变北京,同时帮助世界改变对北京的看法”。

身为中国学者,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奥运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金元浦教授对此更为自信,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他神采奕奕地勾勒了一幅理想图景:借助奥运契机与长期努力,“文化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发展中大国的国民风范,将得以确立。

菲利普·多德乐观其成,他对本刊表示:“奥运会是一个中国了解世界,世界了解中国的关键时刻,我希望奥运会成为我们共所希望的那样。”

与多德一样,来自台湾的许立宏(Leo Hsu)教授也因奥运与金元浦结缘,他对“人文奥运”的理解之一是以中国文化为基础的“多元文化交流之奥运”,五湖四海的远方国际友人来了解中国文化当中的各项面貌,达到文化相互冲击交流及互相学习的机会。

“即使我们不同意彼此,”多德还补充,“我们仍然要学会做朋友。”

 

“看这颗大树的全部”

1990年代,在中国驻丹麦使馆工作的杨治曾遭遇一次让他啼笑皆非的提问,提问者是一批丹麦中学生,“中国有楼房吗?”“中国有轮船吗?”“中国妇女还裹小脚吗?”

幸亏他带有一批较为完整的国情资料,在展示航天高科产品、城乡面貌等情况后,他最后拿出一张大树的图片,对他们说:“中国就像这棵大树,有五千年的历史,你们看到的可能只是树的某一段、某一枝,有很多是已经消失的历史。要全面了解中国,还得看这颗大树的全部。”

而今,杨治已是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国际处处长、奥运重大文化活动办公室主任,他所负责的工作,正是在奥运期间及前后系统展示中国传统和当代文化精品,以及来自五大洲的有代表性的文化成果。

了解一个国家和这里的人民,通过文艺作品,可以感同身受,而身临其境,更能立竿见影。杨治还记得在丹麦使馆工作时的另一个故事,一位瑞典女士曾告诉他,她以前对中国很不了解,尤其是人口政策,“怎么能让控制人口出生呢?”但有机会第一次到北京后,一下飞机,马上就明白过来了——到处都人满为患,没办法不控制。

作为一个既大且古的国家,中国从来不缺乏来自外界的评头品足,但有许多并不为国人认同。金元浦说,几百年来,西方人看中国的典型方式,经历了几种变化,先是如厦门大学人文学者周宁所言,“想象”中国为“孔教乌托邦”,或神秘的“香格里拉”,等等;过去一个半世纪里,又想当然地描绘成一个整体上落后、破坏、腐朽乃至变态的地方;改革开放三十年中,伴随着中国的复兴与崛起,西方世界更是充满了“黄祸论”、“威胁论”、“崩溃论”、“分裂论”等各种论调。

近年来,中国在国际上“制造大国”的形象,也难视为夸奖,金元浦曾“到国外走一圈”,发现他们多把中国看成“鞋子大国”、“帽子大国”,“总之就是搞小商品,只能在低端市场生存,依然是穷国,鄙视我们。讲到废气排放、劳工待遇等,又指责我们。”

在今人的记忆里,再多的想象和评论,也没有哪一次像奥运时间这样如潮而至,集中占据了国际主流媒体的重要版面、重要时段。同样,也是各种声音齐至,不乏“噪音”。

多德说,随着中国在世界越来越显眼,对中国的看法不尽相同,“一些是由那些不希望中国成功的人制造的,另一些是就某一事项确有分歧。”

对绝大多数不能“实地考察”中国的外国人来说,他们对中国的了解主要来自媒体,以及政治人物的宣扬。金元浦今年4月到了美国纽约,其时“3·14”事件余波未平,正是国际舆论不太友好之时,一个博物馆的黑人工作人员告诉说:“兄弟我刚去过中国,看到中国的城市美丽,人民幸福,完全不像我们媒体讲的那样。”

“中国这么一个大国,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世界如果不了解,这对人类文明是非常遗憾的,也是非常危险的。”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叶朗说。

 

展示一个真实的中国

奥运时间一点点向前推进,情况在悄然起变化。东道主以真诚的态度待人,以真实的面目示人,赢来了越来越多的赞誉,有时,甚至还是“惊喜”。

7月中旬,由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印制的首批五万多本中英文对照版《新约圣经》运抵北京和几个奥运会协办城市,放在奥运村和当地的一些教堂里,免费赠送给运动员和游客。此外,中国的神职人员还会在奥运村的宗教中心为运动会提供宗教服务。而在去年年底,一些外媒还曾制造出“《圣经》禁令”的风波。

行动化解了疑虑。信仰可能不同,但不防碍对不同信仰的尊重,并提供方便。金元浦进而指出,“中国从来都不是单一文化,对不同文化一直是取包容态度”,

723,北京奥组委发布消息,奥运期间,日坛公园、世界公园和紫竹院公园将被专门划定为示威游行区域。香港《南华早报》形容为“一种惊喜”,美国《纽约时报》称之为“一种突变”,英国《泰晤士报》则说,这是北京跨出的“空前的一步”。

这一安排超出了许多海外媒体此前的“保守”估计。但事实上,早在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期间,北京即已有过类似先例。

720,北京开始实行机动车单双号限行,为奥运让路。联系其他种种奥运给市民和国人带来的“麻烦”,曾有外媒着意渲染为政府“全能主义”的复归,但他们显然低估了这个民族的凝聚力和公私之间的纽带。

“如果说北京奥运会和其他奥运会有什么不同的话,我认为最大的不同是来自市民的强力支持。”美国佩珀代因(pepperdine)大学迪恩·贝姆对本刊如是说,并举当天早上看到的一条消息为证,即北京是第一个把所有奥运门票卖光的举办城市。他没有看到的是,还有千里迢迢、两日等待的抢购门票者。

同样在7月,关于奥运,有两条与新闻有关的新闻。一是外国转播商与中国政府达成协议,奥运会期间获准在包括天安门广场在内的地区进行新闻直播报道。二是中央电视台在奥运会期间将打破惯例,取消直播延时。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张小琴一语中的:“这展现出中国更开放更自信的姿态。”

更早的开放则来自去年11日起实施的《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办期间外国记者采访规定》,据此,外媒只要征得被采访者同意即可采访。今年5月的汶川大地震,开放透明亦是赢得海内外高度评价的一大进步。

开放透明之下,虽盛情以待,亦素面示人,真实,收获的是理解与尊重。

 

“有特色”,最特在人文

真实,并不意味着东道主没有自己的“偏好”。站在东道主的角度,奉献一场“有特色、高水平”盛会,是对国际社会的最大尊重。

在金元浦看来,“有特色”,最“特”在“人文”,在“绿色奥运、科技奥运和人文奥运”三大理念中,“人文奥运是最为核心的理念,是北京奥运理念的灵魂,是北京奉献给世界的最重要的遗产。”

“和平、和谐、和美、和爱是对奥林匹克更快、更高、更强口号的生动补充”。金元浦说,当西方人提出“更快、更高、更强”的时候,确实鼓励人们向着一个理想奋斗,增强竞争精神。但强烈的竞争也存在问题,要发掘人类体能的极限能力,可能会带来身体健康问题,乃至基于利益考虑而产生的贿赂、兴奋剂等丑闻。而中国文化传统、体育传统则以益寿延年、身心和谐为目标,“以修身为本”,不致走极端。

“人文奥运”亦是重建“文化中国”的国际形象的契机,金元浦表示,坐拥五千年文化传统优势,又在近一个半世纪逐渐丧失“文化中国”形象,当前已有成熟的重建条件,除奥运契机外,更有党和国家近年来强调的“软实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文化体制改革等理念、部署。

叶朗也指出,上世纪九十年代,费孝通先生在思考全球化体系中中华文化的命运时,提出了“文化自觉”,而今需努力付诸实践。

“在塑造形象、增进理解方面,文化起着基础性的作用”,叶朗说,甚至一些政治上的隔阂,通过有效的文化交流,也容易解决。比如龙在西方往往被歪曲为一种面目狰狞、暴力、恐怖的动物,进而用以“佐证”“中国威胁论”。

无论是从自身的经历,还是从外事部门得来的讯息,叶朗都深感外国人对中国文化了解之陈旧肤浅。他认为原因之一是“缺少适合他们阅读的中国文化读本”。于是,他和同事朱良志教授决定写一本“简洁流畅而有深度的”的《中国文化读本》来,在奥运期间赠送给外国人士。目前,该书已出版中、英文版本,其他语种版本也在推出当中。

“以前有些外国人到中国,离开后只知道北京有烤鸭和长城,当然长城伟大,烤鸭味美,但是如果到了北京只知道长城和烤鸭终究还是令人遗憾的。在介绍中国文化方面,我们做过不少工作,但是很不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九三学社中央主席韩启德评价该书为“人文奥运”的很好体现,“外国朋友们可以从这本书中了解中国人的生活、情趣、思想和智慧。”

7月底,温家宝总理还亲笔来函,对叶朱两教授此举表示鼓励。

 

“活的中国文化”

98岁的人文巨匠季羡林先生说:“人文奥运就是两句话,一句是宣传中国优秀文化,一句是吸收外国文化。”

叶朗认为,要宣传中国优秀文化,展示的应该是一种“活的中国文化”。以下三点值得注意:

一是要展示历史文化遗产“后面的东西”,即提供一种对中国文化有深度的认识。在物质、非物质文化“后面”,是中国文化的精神、内在意味、核心价值。如从杨柳青年画的欢乐、喜庆画面可看出中国人对平安、富足生活的愿望,从瓷器、园林中可看出中国人优雅的生活品味和美感世界。

杨治在接受本刊采访时也表示,奥运期安排诸多重大文化活动,是要通过文艺演出等表现形式,来传达其间蕴含的价值观、生活方式。

二是要展示中国文化中体现人类普世价值的内容。普世价值并非就是西方价值。中国特色的东西往往也体现出全人类的普世价值。如《老子》、中医、太极拳等体现中国人顺应自然、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人生智慧,万里长城、郑和下西洋体现中国人对和平生活的永恒诉求,玄奘取经体现中国人对吸收异质文化的高度热情,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体现普世价值的内容。

“过去对这一点注意不够”,叶朗说,现在应着重加以展示,照亮这些内容,不仅可以展示古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同时还可展示当代中国人的广阔、平和、开放、包容的内在心境,对“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奥运口号也是一种极好的阐释,同时也容易得到国际社会的理解和认同,有利于推进和谐世界的格局。

最近思考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菲利普·多德也想到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资源,“传统的中国文化强调人类必须与自然合作,绝不是试图掌控它。这是一个非常有影响的传统,而且我感觉是一个非常现代的想法。”

三是要展示中国文化活的风味,使世人感受到中国文化流动的气韵。从《清明上河图》、老北京蓝天传来的鸽哨声,可以看出中国人对平静、安乐、和谐和谐的满足,在平淡的生活中寻求快意和乐趣的心灵世界、生活态度、生命情调。

贝姆回忆,2001年他在北京路过一个公园时,看到一群老者在专注地听鸟儿在歌唱,“声音如果美妙,我也停下来和他们一起聆听。”但让他伤感的是,“那些人都已年老,这一传统似乎很快就会消失。”

此外,早在1993年就到过北京的贝姆看到,这些年来,看到北京街上的车越来越多,生活越来越忙,“我不确定这是不是进步。”

问及对中国文化什么地方印象最深,贝姆和多德不约而同回答是“中国人”,“善良的品格和幽默精神”,“好客”。

“我想这(好客)对中国人而言可能觉得理所当然, 但是作为一个外国人,我总是被善良的中国人感动。”多德说,他曾到访四川地震灾区拜访一位老人,尽管老人家房屋已经倒塌,还是请多德留下共进午餐,“他仍然没有忘记他的客人——我被深深地感动。”

曾经有人问过原中国奥委会主席何振梁一个问题:北京奥运会最能打动人的是什么?何何振梁的回答正是:“是中国人,是中国人的形象。”

 

“划时代”的交流平台

接受本刊采访的中外人士都认为,奥运会不仅是中国展示自身的契机,也是“美人之美”的契机。正如费孝通先生对“文化自觉”的概括:“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多德认为,“奥运会将改变中国”,一如它在1988年改变了首尔,在1992年改变了巴塞罗那。

台湾大叶大学国际奥林匹克与多元文化中心主任许立宏教授从2005 年至今已有四次造访北京,最近的一次是在一个特别的日子,74日,搭乘中华航空公司从台湾桃园机场直飞北京的首航班机。“我对北京市市容风貌的改变印象深刻,市容比以往整洁,人民也更有纪律,例如知道等公交车需排队的国民礼仪,也已较少看到随地吐痰或丢垃圾的现象等,这些都是值得称许的。”

中国本是礼仪之邦,金元浦说,国民为迎奥运自觉改掉诸多陋习,发展中大国的国民风范重建可期。

他指出,筹办奥运还使国内很多问题浮上台面,进步过程也随之加速,在民主政治建设、公民参与、信息公开、文化体制改革、宜居程度等方面都有很多可喜变化。

发扬本国优秀传统和当代经验,与国际先进做法接轨,从来都是中国高层所强调的两面。只是,叶朗、金元浦都认为,事实上,近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对西方的学习意愿和了解、接受程度,远甚于彼,尤其在制度、技术等方面的学习卓有成效。相形之下,中国之美,与共不多。

杨治称,北京奥运将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全球文化交流盛会,“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是通过这样一次规模宏大的交流盛会,让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生活经历的人们能够达成心灵上的沟通和理解,希望看到世界不同文化在这个大舞台上能够和谐共融、相互借鉴、共谋发展。”

金元浦的说法则是,北京奥运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或可一改此前交流不对等局面,甚至成为“东风西渐”的“历史性转折”,比如,“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观经过现代转换,对当代西方世界具有重要借鉴和启示意义。”

“在过去的十年,我所看到的中国变得对自己的当代文化更加有信心,从艺术到电影,从设计到时尚,世界也对这些创造力作出回应,显示出对中国当代文化与日俱增的兴趣,更不用提中国的生活方式,从按摩到食品,从绿茶到中医药。”还有,中国提出的“和谐世界”理念,“在一个有着太多战争的世界上,对我们大家都是非常重要的。”多德似乎也看到了“东风西渐”的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