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陈寅恪怎样看待学问的“中”和“西”

刘梦溪

    早在一百年前，王国维就说过：“学无中西也。”而且说“中国今日实无学之患，而非中学西学偏重之患。”还说：“京师号学问渊薮，而通达诚笃之旧学家，屈十指以计之，不能满也。其治西学者，不过为羔雁禽犊之资，其能贯串精博终身以之如旧学家者，更难举其一二。风会否塞，习尚荒落非一日矣。”（《国学丛刊》序）然则百年后的今天，我们是否敢于说，现在已经不是“无学之患”，而是“中学西学偏重之患”？吾未敢必也。

    连今日之京师，“旧学家”和“西学家”的数量，是否已多于百年前，吾亦未敢必也。如果沿用静安先生的限制词，在旧学家前面加上“通达诚笃”四字，在西学家前加“贯串精博终身以之”的定语，则我又敢必矣——绝赶不上百年前的京师。甚至，我们现在的京师，还能否以“学问渊薮”称命，已然成一问题。

    兹还有一例。北伐後罗家伦掌校清华，前去看望陈寅恪先生，并以所辑之《科学与玄学》相赠。寅恪先生口述一联：“不通家法科学玄学，语无伦次中文西文。”上联义显，可不置论，其下联的“中文西文”，我以为是就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为说。实际上博雅如义宁，也是不以大而无当的文化中西为然的。当然学术思想是文化之幽深潜迹部分，不可与一般所谓文化划等号。文化的中西之说，喧嚣纷绕百有馀年而终无结果者，就在此说过于笼统而不切于事情。钱钟书先生的名言“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和王、陈对学问与文化的看法，可谓不约而同。

    陈寅恪一生标举圣人“有教无类”之义，以文化高于种族的学说，化解胡汉，化解华夷，自然也可以化解吾人所谓之“中西”。其向罗氏所赠联，殆非出于学理之自然欤？虽然，一国有一国之文化，一族有一族之文化，异说固然异是，而同说，毕竟都是人类的文化，未尝不有尚同之一面。否则学者多有共识的比较文化学所谓“跨文化沟通”，岂不成了虚说呓语？就更不要说学问的研究方法的相互比较参证的必要了。

    静安先生的《国学丛刊序》还有下面的话，亦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特余所谓中学，非世之君子所谓中学；所谓西学，非今日学校所授之西学而已。治《毛诗》、《尔雅》者，不能不通天文、博物诸学；而治博物学者，苟质以《诗》、《骚》草木之名状而不知焉，则于此学固未为善。必如西人之推算日食，证粱虞剫、唐一行之说，以明《竹书记年》之非伪;由《大唐西域记》以发见释迦之支墓，斯为得矣。故一学既兴，他学自从之。此由学问之事本无中西，彼鳃鳃焉虑二者之不能并立者，真不知世间有学问事者矣。（《国学丛刊序》，《遗书》第四册之《观堂别集》卷四）

何以我们古人的学术成果非要待西土的学说来证明？静安岂非重西轻中乎？自然非此。而是人类在面对共同的宇宙与社会人生的疑难问题时，其探索解决的办法，常有不约而同的奇思妙想，也就是其为学也，所探讨的真理应该是一个，只不过途径和形式容或不同罢了。也就是《易·系辞》引孔子的话所说：“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

    所以，当寅恪先生把静安为学之方法概括为三目的时候，除地下实物和纸上遗文互相释证一目，其余两目，即取异族之故书与我国旧籍互相补正，取外来的观念与固有的材料互相参证，均与西学有关。如果有人提出问题：我中华五千年文明，吾国学术自有传统，何以我们现代学术大家的研究，还要取资外域的典籍和学术观念？我只能用上引静安先生的话回答：“此由学问之事本无中西，彼鳃鳃焉虑二者之不能并立者，真不知世间有学问事者矣。”

    可是我们现在的许多学术中人，已经痛感当今的中国是中西学问“偏重之患”了。其实学问研究，只要精深有创获就好，无所谓偏重不偏重。中国学问研究的精深固然好，外国学问研究的精深同样好。因为无论从数量还是从质量上看，中国学人中还是研究中国学问的多而且成果明显。相比之下研究域外之学的少之又少，这与今天我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以及国际间的交往对话的需求很不相称。关键是“通达诚笃”和“贯串精博终身以之”两条，对于学问和学问从业者最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