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川县是汶川大地震伤亡最重的地区。
5月18日中央电视台赈灾募捐义演，北川中学地震幸存者白琳同学用痛彻心肺的形象语言，表述了地震发生一刹那间校舍倒塌的惨象，——在她跳楼落地回头的瞬间，“你们知道我看见了什么吗？我看到我们五层的教学楼成了一片二三米高的碎砖瓦堆堆，里面有许多伸出的胳膊、腿和手……”
县长经大忠对本刊用了三个“遍地”来形容北川的生灵涂炭，“遍地是腿，遍地是头，遍地在流血。”他说，县城人口2.2万，死了1.1万，被埋数千人，至今挖不出来。县城1/3被滑坡掩埋，房子80%倒塌，全县的耕地和民地也有60%消失不见，北川人丧失了生存条件。整个北川没有一个完整的社区，没有一个完整的村庄，甚至几乎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庭。
从景家山山坡俯瞰下去，北川——这个被县人大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李春寿称为“中国最美丽的乡村”的所在一片宁静，不过不是震前那种世外桃源般的安静，而是一种别样的死寂。整个县城仿佛一个被弃的石灰场，连河流都好像是凝固的。如果不是曲山镇（北川县城所在地）的董文德镇长指点，我不会知道远看上去极为普通的那片山坡覆盖了多半个老城区，上千亡灵就此深埋地下，与虫豸为伍。
这个塌方的山坡叫做王家岩，它在县城的西边从300多米高空垮塌，200多万方土石倾泻而下，漫天的泥浪瞬间淹没了一切。县城东面是景家山，它的主要构成是岩石，在那个令人恐怖的下午，3公里多宽的陡岩上，垮塌下300多万立方米的巨石，砸向学校、机关、街道和居民区。王家岩和景家山如同两张饺子皮，北川县就是饺子馅，两片山脉相互挤压的“包饺子”之举，给北川这个全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带来了灭顶之灾。
北川：中国人受难史的缩影
这座被两山压在中间、满是巨石和废墟的小城，承载了北川人太多的过去。青山如黛、绿水如翠的美丽北川曾经有许多响亮的名头，“神禹故里”、“千年羌城”等，向访客们叙说着它悠久的历史。北周武帝天和元年（公元566年）置北川县，唐太宗贞观八年年析北川县地置石泉县，并北川入石泉。1914年，因与陕西省石泉县同名，且彼县设置在先，乃复名北川县。自建县至2008年，这座羌城已矗立1443年。它有太多的故事可以讲述，不过，这些故事大都是悲情的。
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服务中心收藏了极为丰富的大陆省、市、县、乡镇级地方志。6月，我造访中心时，翻阅架上的《北川县志》，一半是震憾，一半是喟叹。中心的熊景明老师仔细地爬梳县志，给我看了她写的《以生命的名义回望历史——地震后读北川县志》（即将发表于香港《二十一世纪》2008年八月号），一读之下，发现这个小小的北川，简直就是中国人受难史的一个完整缩影。
北川位于四川盆地的西北边缘，地处岷山山脉向龙门山脉的过渡地带。经大忠这样描述北川：它不仅是大禹故里、少数民族聚居地，而且还是古人类遗址、革命老根据地。
北川称大禹在本县出生，唐代以前，北川名胜石纽山建有禹庙，每年六月六大禹诞辰，均在禹庙前祭奠。北川县城一年有三次大节日，除了传统的汉族春节外，作为大禹的故乡，六月初六的祭大禹是北川特有的一个节日。另一个更为盛大的节日，则是十月初一的羌族新年。
自古以来，北川是羌人和藏人聚居地，秦汉之际，西北的羌人南下至此；唐初，大批吐番留居繁衍，并相继占领了羌人的地盘。后来，羌人和吐番在强大的汉人官兵面前，结成联盟。汉番之间大小规模的武力斗争从公元8世纪连续到15世纪。到16世纪中，少数民族对汉人聚居区的滋扰和官方对其的无情镇压，以官方军事压倒优势和政策调整告终。少数民族“渐与汉民一体”，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以少数民族为主的北川，到1953年人口普查时，七万八千多人中，只有59人申报为羌人，1698人为藏人。
曲山镇旁的高山上有一座曲山关，作为隔离汉族与少数民族的障碍，它历经400多年，是北川的著名古迹，如今也在大地震中彻底毁坏。数百年的血腥厮杀，是以民族大义的名义，以天朝的名义，生命根本不足惜。对文化多元的共识是很久以后才形成的：1988年1月经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北川按少数民族县待遇，政策上给予优惠；2003年7月6日，国务院批准撤销北川县，设立北川羌族自治县。它是全国最年轻的自治县。
1795年有人口记录以来，北川的人口变化大起大落。熊景明说：“曾经在十七年间，从四万多增加到八万多，据说是外地来了大量拓荒者。到1912年，又回落到四万六；四年后再神奇地高达近12万。人口大变动的后面是兵荒马乱，是饥荒，是流离失所。1935－1936年间人口减少一半，县志中到可以看出那是‘老革命根据地’的代价。”长征红军与追兵在北川境内激战，跟随红军北上运送物资的3000民众没有一人能够在战后返回家乡。1936年，北川县长冯康写到：“北川自遭匪后，又罹兵灾……鸡犬无声，路断人稀”，“县内人口骤降，出现若干死绝户、无人村。”这一页惨烈的历史，是以共产主义革命的名义写下的，北川人做了大时代的祭品。
1950年1月，解放军进入北川；1951年2月，162个工作队进入162个村庄，开始暴风骤雨般的土改。全县共没收、征收土地6525.5公顷，粮食3437.7石，耕牛776头，农具2974件，家具衣物11223件。最不可思议的是没收了房屋十二万间之多，县志分别在两个地方提到这一数字。熊景明说，土改的影响远远超过地富分子和他们的亲属所受的迫害，它不仅打击了草根阶层的先进生产力，而且是对传统文化的颠覆。“所有的不智、不公、不义都以政治理想之名强加于人……颠覆传统道德，否定人的良知判断，对社会造成巨大的破坏，也为从此之后几十年的灾难，包括大跃进、大饥荒、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等等种下祸根。”
北川人的下一场生命灾难是饥荒。学术界对大饥荒的研究的成因归纳为，浮夸产量，高征购，公共食堂，劳动力离村从事修水利、炼钢。以上所有饥荒成因，北川都走到极致。细心的熊景明发现了县志里的残酷细节和悲伤数字。“1961年2月13日，因严重缺粮，出现群众到回龙公社马鞍山挖食‘观音土’事件。但在人口状况表中可以看到，在1955－1973年之间，正常年份的自然增长率是千分之30左右，而1959、1960分别是负的千分之10.6及14.4；出生率比正常年份减少将近一倍。两年内人口净减少5000多人，统计是否准确，不得而知；到底饿死多少人，不得而知。”
在文章的最后，熊景明写道：“2008年5月12日四川大地震将载入史册。不可忘记这一年5月30日，成都赈灾晚会打出了‘以生命的名义’的旗号。人类曾经以天上的神仙或地上的帝王之名相互残杀；以种族的名义乃至后来以革命的名义举起武器对准同类。以生命的名义回望历史，并非算旧帐，而是明白中国是这样走过来的。我们终于走到重视个人生命的今天，可以告慰千百年来多少冤魂了。”
我们都会大哭一场
从以天朝的名义、革命的名义到以生命的名义，北川人走得何其长。北川历史上有四部四本地方志，乾隆版《石泉县志》、道光版《石泉县志》、中华民国版《北川县志》以及谢兴鹏主编的《北川县志》。谢兴鹏，曾是北川羌族自治县地方志办公室主任，10年间竭尽心力写成了一本《北川县志》。地震中，他永远地留在了北川。和他一样在北川失踪的还有4个人，加上已经确认死亡的一个，8个人的北川地方志办公室损失大半。
北川，这个因巨灾而凸显的古老小城，它的历史，还将如何续写？在经大忠这位土生土长的北川羌族人看来，北川的发展才刚刚开始。他向本刊描述了如何重建一个美丽的新北川，“地震作为重新起步并同时跨越的一个机遇，我们的目标是建成城乡统筹的综合发展示范县，工业化、城市化水平大幅度提高，产业结构可持续发展大跨越。”
农业上，北川要做特色农业强县，准备打造中国红豆之乡、树莓之乡、玫瑰之乡，还准备做园林园艺产业、高山蔬菜基地、特色养殖产业。工业方面，重点在集群上、体制上、机制上、环境上，争取把工业城市活起来，但经大忠同时强调，“不能进工业的坚决不能进，再有钱赚我也不进去，总体环境水平要很高。”旅游业，震前北川一年有100万游客，原来只做休闲度假当中的居住，现在有地震废墟，有唐家山，要做大的调整，观光产业会从农业当中划出来。
经大忠说：“地震后，北川得到了全国如潮流一般的大爱，这么多人爱我们，那么我们怎么去爱别人呢？我们向社会表达我们也爱别人的一种方法，就是建好北川。”他得到了北川人民的鼎力支持。北川中学副校长张定文说：“我们感受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温暖。地震虽然摧毁了北川整个县城，摧毁了我们的校园，但它却不能——永远不能摧毁我们作为大禹后人的精神。”
我经过北川中学，“管治区域——禁止一切人员车辆进入”的牌子及骷髅头死亡标志赫然在目。曾经聚集了大量救灾人员的那个操场，已经重新变得空空荡荡，电视上温总理向被困学生喊话“我是温家宝爷爷”的那片废墟还在，只是多了几个残破的花圈。前往北川县城的山坡上，零零落落的一些人，在空地上燃几炷香，放一挂鞭，俯下身去磕头，袅袅的烟在被黄色的滑坡带切割成一条条的青山间盘旋上升，闷闷的鞭炮和压抑的哭声撕裂听者的心灵。这些苦难的北川人就这样悼念逝去的亲人和毁灭的家园。
重建的路还很长，而心灵上的创痛更是难以愈合。北川民政局局长王洪发在地震中相继失去儿子、二姐、侄儿、岳父等15位亲人。他在抢险第一线忙碌，有记者冒昧地问他失去亲人是否伤心，他回答：“我想伤心，你能给我时间吗？总有一天我要大哭一场！”
是的，总有一天，我们都会大哭一场。为了生命的顽强和尊严，为了中华大地上久违的人道主义。几千年前，北川的祖先来到这片山峦，在这里开疆辟土，繁衍生息，他们的生命曾如草芥般卑贱。今天，面对一望无际的废墟、千疮百孔的荒山，如果我们的政府能够长久像此次救灾中表现的那样，将“人的生命”放到最高位置；如果我们每个中国人，心中有同胞爱、邻居爱、师生爱和人间亲情，对自己与他人的生命一视同仁，那么北川曾经冰冷的历史会被热血融化，北川将不仅在物理上、也在心理上得到重建。
5月18日中央电视台赈灾募捐义演，北川中学地震幸存者白琳同学用痛彻心肺的形象语言，表述了地震发生一刹那间校舍倒塌的惨象，——在她跳楼落地回头的瞬间，“你们知道我看见了什么吗？我看到我们五层的教学楼成了一片二三米高的碎砖瓦堆堆，里面有许多伸出的胳膊、腿和手……”
县长经大忠对本刊用了三个“遍地”来形容北川的生灵涂炭，“遍地是腿，遍地是头，遍地在流血。”他说，县城人口2.2万，死了1.1万，被埋数千人，至今挖不出来。县城1/3被滑坡掩埋，房子80%倒塌，全县的耕地和民地也有60%消失不见，北川人丧失了生存条件。整个北川没有一个完整的社区，没有一个完整的村庄，甚至几乎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庭。
从景家山山坡俯瞰下去，北川——这个被县人大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李春寿称为“中国最美丽的乡村”的所在一片宁静，不过不是震前那种世外桃源般的安静，而是一种别样的死寂。整个县城仿佛一个被弃的石灰场，连河流都好像是凝固的。如果不是曲山镇（北川县城所在地）的董文德镇长指点，我不会知道远看上去极为普通的那片山坡覆盖了多半个老城区，上千亡灵就此深埋地下，与虫豸为伍。
这个塌方的山坡叫做王家岩，它在县城的西边从300多米高空垮塌，200多万方土石倾泻而下，漫天的泥浪瞬间淹没了一切。县城东面是景家山，它的主要构成是岩石，在那个令人恐怖的下午，3公里多宽的陡岩上，垮塌下300多万立方米的巨石，砸向学校、机关、街道和居民区。王家岩和景家山如同两张饺子皮，北川县就是饺子馅，两片山脉相互挤压的“包饺子”之举，给北川这个全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带来了灭顶之灾。
北川：中国人受难史的缩影
这座被两山压在中间、满是巨石和废墟的小城，承载了北川人太多的过去。青山如黛、绿水如翠的美丽北川曾经有许多响亮的名头，“神禹故里”、“千年羌城”等，向访客们叙说着它悠久的历史。北周武帝天和元年（公元566年）置北川县，唐太宗贞观八年年析北川县地置石泉县，并北川入石泉。1914年，因与陕西省石泉县同名，且彼县设置在先，乃复名北川县。自建县至2008年，这座羌城已矗立1443年。它有太多的故事可以讲述，不过，这些故事大都是悲情的。
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服务中心收藏了极为丰富的大陆省、市、县、乡镇级地方志。6月，我造访中心时，翻阅架上的《北川县志》，一半是震憾，一半是喟叹。中心的熊景明老师仔细地爬梳县志，给我看了她写的《以生命的名义回望历史——地震后读北川县志》（即将发表于香港《二十一世纪》2008年八月号），一读之下，发现这个小小的北川，简直就是中国人受难史的一个完整缩影。
北川位于四川盆地的西北边缘，地处岷山山脉向龙门山脉的过渡地带。经大忠这样描述北川：它不仅是大禹故里、少数民族聚居地，而且还是古人类遗址、革命老根据地。
北川称大禹在本县出生，唐代以前，北川名胜石纽山建有禹庙，每年六月六大禹诞辰，均在禹庙前祭奠。北川县城一年有三次大节日，除了传统的汉族春节外，作为大禹的故乡，六月初六的祭大禹是北川特有的一个节日。另一个更为盛大的节日，则是十月初一的羌族新年。
自古以来，北川是羌人和藏人聚居地，秦汉之际，西北的羌人南下至此；唐初，大批吐番留居繁衍，并相继占领了羌人的地盘。后来，羌人和吐番在强大的汉人官兵面前，结成联盟。汉番之间大小规模的武力斗争从公元8世纪连续到15世纪。到16世纪中，少数民族对汉人聚居区的滋扰和官方对其的无情镇压，以官方军事压倒优势和政策调整告终。少数民族“渐与汉民一体”，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以少数民族为主的北川，到1953年人口普查时，七万八千多人中，只有59人申报为羌人，1698人为藏人。
曲山镇旁的高山上有一座曲山关，作为隔离汉族与少数民族的障碍，它历经400多年，是北川的著名古迹，如今也在大地震中彻底毁坏。数百年的血腥厮杀，是以民族大义的名义，以天朝的名义，生命根本不足惜。对文化多元的共识是很久以后才形成的：1988年1月经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北川按少数民族县待遇，政策上给予优惠；2003年7月6日，国务院批准撤销北川县，设立北川羌族自治县。它是全国最年轻的自治县。
1795年有人口记录以来，北川的人口变化大起大落。熊景明说：“曾经在十七年间，从四万多增加到八万多，据说是外地来了大量拓荒者。到1912年，又回落到四万六；四年后再神奇地高达近12万。人口大变动的后面是兵荒马乱，是饥荒，是流离失所。1935－1936年间人口减少一半，县志中到可以看出那是‘老革命根据地’的代价。”长征红军与追兵在北川境内激战，跟随红军北上运送物资的3000民众没有一人能够在战后返回家乡。1936年，北川县长冯康写到：“北川自遭匪后，又罹兵灾……鸡犬无声，路断人稀”，“县内人口骤降，出现若干死绝户、无人村。”这一页惨烈的历史，是以共产主义革命的名义写下的，北川人做了大时代的祭品。
1950年1月，解放军进入北川；1951年2月，162个工作队进入162个村庄，开始暴风骤雨般的土改。全县共没收、征收土地6525.5公顷，粮食3437.7石，耕牛776头，农具2974件，家具衣物11223件。最不可思议的是没收了房屋十二万间之多，县志分别在两个地方提到这一数字。熊景明说，土改的影响远远超过地富分子和他们的亲属所受的迫害，它不仅打击了草根阶层的先进生产力，而且是对传统文化的颠覆。“所有的不智、不公、不义都以政治理想之名强加于人……颠覆传统道德，否定人的良知判断，对社会造成巨大的破坏，也为从此之后几十年的灾难，包括大跃进、大饥荒、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等等种下祸根。”
北川人的下一场生命灾难是饥荒。学术界对大饥荒的研究的成因归纳为，浮夸产量，高征购，公共食堂，劳动力离村从事修水利、炼钢。以上所有饥荒成因，北川都走到极致。细心的熊景明发现了县志里的残酷细节和悲伤数字。“1961年2月13日，因严重缺粮，出现群众到回龙公社马鞍山挖食‘观音土’事件。但在人口状况表中可以看到，在1955－1973年之间，正常年份的自然增长率是千分之30左右，而1959、1960分别是负的千分之10.6及14.4；出生率比正常年份减少将近一倍。两年内人口净减少5000多人，统计是否准确，不得而知；到底饿死多少人，不得而知。”
在文章的最后，熊景明写道：“2008年5月12日四川大地震将载入史册。不可忘记这一年5月30日，成都赈灾晚会打出了‘以生命的名义’的旗号。人类曾经以天上的神仙或地上的帝王之名相互残杀；以种族的名义乃至后来以革命的名义举起武器对准同类。以生命的名义回望历史，并非算旧帐，而是明白中国是这样走过来的。我们终于走到重视个人生命的今天，可以告慰千百年来多少冤魂了。”
我们都会大哭一场
从以天朝的名义、革命的名义到以生命的名义，北川人走得何其长。北川历史上有四部四本地方志，乾隆版《石泉县志》、道光版《石泉县志》、中华民国版《北川县志》以及谢兴鹏主编的《北川县志》。谢兴鹏，曾是北川羌族自治县地方志办公室主任，10年间竭尽心力写成了一本《北川县志》。地震中，他永远地留在了北川。和他一样在北川失踪的还有4个人，加上已经确认死亡的一个，8个人的北川地方志办公室损失大半。
北川，这个因巨灾而凸显的古老小城，它的历史，还将如何续写？在经大忠这位土生土长的北川羌族人看来，北川的发展才刚刚开始。他向本刊描述了如何重建一个美丽的新北川，“地震作为重新起步并同时跨越的一个机遇，我们的目标是建成城乡统筹的综合发展示范县，工业化、城市化水平大幅度提高，产业结构可持续发展大跨越。”
农业上，北川要做特色农业强县，准备打造中国红豆之乡、树莓之乡、玫瑰之乡，还准备做园林园艺产业、高山蔬菜基地、特色养殖产业。工业方面，重点在集群上、体制上、机制上、环境上，争取把工业城市活起来，但经大忠同时强调，“不能进工业的坚决不能进，再有钱赚我也不进去，总体环境水平要很高。”旅游业，震前北川一年有100万游客，原来只做休闲度假当中的居住，现在有地震废墟，有唐家山，要做大的调整，观光产业会从农业当中划出来。
经大忠说：“地震后，北川得到了全国如潮流一般的大爱，这么多人爱我们，那么我们怎么去爱别人呢？我们向社会表达我们也爱别人的一种方法，就是建好北川。”他得到了北川人民的鼎力支持。北川中学副校长张定文说：“我们感受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温暖。地震虽然摧毁了北川整个县城，摧毁了我们的校园，但它却不能——永远不能摧毁我们作为大禹后人的精神。”
我经过北川中学，“管治区域——禁止一切人员车辆进入”的牌子及骷髅头死亡标志赫然在目。曾经聚集了大量救灾人员的那个操场，已经重新变得空空荡荡，电视上温总理向被困学生喊话“我是温家宝爷爷”的那片废墟还在，只是多了几个残破的花圈。前往北川县城的山坡上，零零落落的一些人，在空地上燃几炷香，放一挂鞭，俯下身去磕头，袅袅的烟在被黄色的滑坡带切割成一条条的青山间盘旋上升，闷闷的鞭炮和压抑的哭声撕裂听者的心灵。这些苦难的北川人就这样悼念逝去的亲人和毁灭的家园。
重建的路还很长，而心灵上的创痛更是难以愈合。北川民政局局长王洪发在地震中相继失去儿子、二姐、侄儿、岳父等15位亲人。他在抢险第一线忙碌，有记者冒昧地问他失去亲人是否伤心，他回答：“我想伤心，你能给我时间吗？总有一天我要大哭一场！”
是的，总有一天，我们都会大哭一场。为了生命的顽强和尊严，为了中华大地上久违的人道主义。几千年前，北川的祖先来到这片山峦，在这里开疆辟土，繁衍生息，他们的生命曾如草芥般卑贱。今天，面对一望无际的废墟、千疮百孔的荒山，如果我们的政府能够长久像此次救灾中表现的那样，将“人的生命”放到最高位置；如果我们每个中国人，心中有同胞爱、邻居爱、师生爱和人间亲情，对自己与他人的生命一视同仁，那么北川曾经冰冷的历史会被热血融化，北川将不仅在物理上、也在心理上得到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