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中国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儒学。(1) 儒学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确立。在中国的历史上,曾出现过多家治国学说和政治思想体系,在封建统治王权的更替中,亦曾尊贵显荣为王者倚重,却最终一个个在政 治的漩涡中或被分解吸收,或被淘汰融化。惟有儒家学说能够在学派林立的争鸣较量中建立起牢不可破的官学地位,一统中国封建社会逾两千年而不衰。它不仅成为 历代王朝统治的根本,而且成为中国民众潜意识中的政治规范。尤其值得思考的是虽然后经辛亥革命等一次次大的政治冲击与洗礼,使封建专制传统从形式上受到致 命的打击,然而,它的政治精神却并未与封建王朝一同寿终正寝。由于儒学在小农自然经济的宗法族制的社会存在基础上归纳总结出来的政治价值观念,超越王朝枯 荣兴衰的时代局限,获得了影响深远的广普效应,这是中国土地上的一大奇迹。儒家伦理化的学说,则是模式化了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政治精神,它从物 质主义的存在中发展出来,然后又反过来巩固了原有物质主义的存在并阻挠着中国的政治进步与发展。从精神文化来讲,它几乎是中国政治伦理规范的全部,主宰了 中国封建专制政治的实践,串联着中国政治历史的脉络。而其他学派的政治精神则成为儒家政治价值的补充。认识中国传统不能不了解作为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儒 学。从宗法血缘关系总结提炼出来的儒家伦理学说便顺理成章地成为指导封建国家行为的意识形态,成为一种政治的理论体系。而作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它一旦形 成以后,又反过来规范与强化着国家的政治行为和宗法族制的社会习惯,并最后落实到对于那种生它养它的小农自然经济基础与非市场化生产方式的维持与保护 上。、(2)儒学 理论体系。儒家学说正是从总体上适应了宗法血缘的社会品质而创生出来,进而引申与放大成适于封建国家统治的政治意识形态。儒家学说的整套理论体系奠基于 “礼”、“仁”、“天”三个概念。①“礼”是儒学的社会价值观。由“礼”规定的家族秩序与国家统治秩序的叠加混杂,创造出一种奇迹:用血脉编织起来的人伦 关系,成为国家政治秩序的比照;宗法族制中的仆从精神,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人身依附的范本;父权族权成为君王之权的依据。它们相互贯通,相互支持,相互包 含,相得益彰。荀子把“礼”阐发为国家等级治理的原则和实现塔形统治的有效手段。②“仁”是儒学的行为价值观。是为所有社会中人设计的最高行为准则和最高 的道德目标。从社会形态看,“仁”表现为一般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其原始起点在血缘规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有“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言, 泛爱众,而亲仁”。孝讲的是上下等级关系,弟讲的是左右前后关系,它们都是以血缘宗法为依据。孟子将仁的概念引入了国家治理说,发展成为“仁政”。③ “天”是其哲学观。孔子所说的天,是命运之天,即天命。从其“子不语怪、力、乱、神”和“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看,其哲学观带有无神论的理性主义倾向,也 只有这样一种哲学观才能和儒学的行为价值观、社会价值观相和谐。一方面,要求人们积极干预世事,重视现世的生活,因此与这一要求相和谐的哲学观就不能是消 极的,就不能是鬼神的。另一方面,人的行为又必须服从天命,“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巍巍乎,唯天唯大”。天是一种最高的客观意志,这种意志可以区别善 恶是非,对于人来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而当一个人被天命赋予仁德之时,那将是无人可以奈何了的,“天生德于予桓 其如予何?”由此推之,人的命运是天定的,人的社会地位,贵贱穷达,上下尊卑,包括整个礼治秩序,都是不能选择的必然,所谓“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董 仲舒不但将三纲与阴阳之道比附,还拿官制、继承、刑辟、摄政、嫁娶等具体制度与天象比附。通过人事与天象间的比附,使人世的宗法礼制找到了“合法性”依 据。上对下、尊对卑、贵对贱的无限权力,下对上、卑对尊、贱对贵者的无限责任,都本之于天上秩序,所有仁的道德内涵也都是天的意志,都具有神圣不可动摇的 权威性。对宗法性政治秩序的抗争、对纲常名教、四维八德的违背,那就是“无法无天”、“大逆不道”;这个社会的一切政治现实,王权的肆虐与黎民的苦号,奴 役与被奴役,是天经地义的理所当然。小农自然经济决定了封建的政治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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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农自然经济的性质。以中国为例进行说明。自然经济生 产 力水平低下和社会分工不发达。它是一种以生产使用价值为目的的生产方式;在自然经济下,生产目的不是为了交换,而为了满足生产者个人或某社会集团的生活需 要。小农自然经济其主要生产资料是土地;农民用自己的工具和原料进行生产,生产规模弱小,技术落后;生产以家庭为基本单位,以男性家长为主,以个人劳动为 基础。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自然经济历史的农业大国,农民世世代代面朝黄土,躬耕不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少有流动,祖辈相袭,年复一年地从事 这种土地劳作,人的最基本要求是以吃、穿、住、行为主要内容的“活着”。长期处于一种“活着”的状态,他们一直把“吃不愁穿不愁”作为自己的理想。所谓 “人生在世,吃穿二字”,所谓“丰衣足食吃饱穿暖”,便是中国农民“小康”生活的标准。这种“活着”的理想和标准反过来说明,小农经济的中国人多数实际上 长期处于一种连最基本的生存条件都时时受到威胁的境况,由此产生了对“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恐惧和对衣食二物的良苦向往。 2.小农自然经济对意识形态的影响。(1) 对农业对土地的依赖以及形成与之相关的封闭保守、安土重迁的心理。在小农自然经济之中,耕织结合、自给自足的农民,大部分人也许一生都没有离开过脚下那块 祖辈经营的土地。他的大脑思考的问题是春种秋收,他的眼睛所及除了地平线上那日复一日的日出日落以外,便是眼底那“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他 的双脚一辈子也不曾有机会离开他的茅舍家园。此所谓“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这种生产方式的结果造成了:①见识短缺的愚昧落后;②长年如一的土地经营导致的封闭保守;③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导致的容易满足,不思改变的惰性;④以家庭为单位导致的分散孤立;⑤在土地的小型化经营基础上滋生的自私与狭隘。这些后果对于中国传统政治价值观念的形成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2) 对家族家庭的依赖以及与之相关的崇古崇老崇长心理。由于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小农自然经济方式的存在,决定了人的社会化程度的低下,可以说中国农民的活动 半径与家庭家族有很大的重合性。自然经济的社会性相应的就是内向的、封闭的、家庭的或家族的。在农业状态下,土地是基本生产资料,土地无法移动只能世代相 传,生产资料的静态性决定了家庭的固定性及其地位,劳力多、人手多,才能进行有效的耕织生产。家庭的重要性超过了个人,家庭家族成为维护个人生存的安全 岛。它成为个人各方面生活的基本范围和基本保障,而且经过社会化过程使个人彻底地在家庭中合模。于是家庭中的角色关系和组织形态固化为中国人所烂熟于心的 惟一模式,当中国人走进家庭家族以外的社会范围时,便驾轻就熟地将这一角色关系移易比照,对号入座,所谓中国社会组织动态的家国同构及儒家说国家意识形态 化的顺利完成,都可以从此处找到本原意义上的解释。在这种家庭或家族性经济中,一是由于人们减少了横向比较与模仿机会,二是由于农业自然经济的重要性与固 定性,使经验积累增加了价值。经验积累与年龄资格成正比,年龄愈长,往往经验愈多,在农业生产中的价值亦愈高。便自然而然养成了重纵向比较与模仿和崇老、 崇长、惟古是法的价值观念。所以,老就是资本,老人就是权威,他是“一本字典,一本历书,一个历史学家,一个应付危难的舵手,一个血族间‘传道、受业、解 惑’的导师”。小农自然经济的周而复始,使周围世界仿佛凝固。回顾着祖先的业绩以为标榜,仰视着祖先的圣容以为荣傲,人们在传统生存方式的模范中几乎丧失 了时空的动感。一切都要循着前人的足迹而不敢越出雷池,亦步亦趋,诚惶诚恐,不说祖上没有说过的话,不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中国显然是一个“传统指导型” 社会。(3)对男 性家长的依赖以及与之相关的依附心理。如果说采集和园艺是母系氏族的适生条件,那么农业则创造适合男子为中心的家庭环境。美国人类学家中流行的一句话是: “耕牛是母系氏族的仇敌,却是父权家庭的朋友。”因为在牛的驯服与犁的发明以后,牛耕逐渐普及,耕地面积逐渐扩大,而农业生产全靠胼手胝足,沐雨栉风的体 力劳作,其艰辛和繁重的程度,非体力壮健男子不能胜任。于是血缘组织的轴心,便由母女移向了父子,形成了男子中心家庭。在农业自然经济条件下,一家生计的 来源主要靠农耕,而农耕又主要是壮年男子的事,可以说,一家若有孤儿寡女是难以维持生计的。于是,生活所系,贫富攸关,男性家长统治地位由此奠定。他既是 一家的主要劳力,又是生产资料的支配者,既是家庭或家族耕织经营活动的管理者,又是生产经验与劳动技能的传授者。自然经济,可说风雨飘摇,难挡天灾人祸。 一家妻幼子女吃粮穿衣系于家长一身,这些足以使男性家长获得家庭或家族生活上的地位与权威。儒家学说中的“三纲五常”中的“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 纲、夫为妻纲”和区别男女尊卑的封建道德礼教“三从四德”中的“三从”,即“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都是从小农自然经济的落后生产方式中归纳化 育而来。这种父家长制的家庭伦常关系,久而久之成为一种约定习俗,塑造成为人们普遍具有的依附从属心态,这对于国家同构政治意识形态形成的影响是不可低估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