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化(4)


政治文化主要具有阶级性、社会性、民族性、稳定性、交融性、匡约性等特征:

    1.政治文化的阶级性。一定的政治文化是一定阶级(统治阶级或被统治阶级)的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心理和政治价值观念(表现为政治评价)的总和,并反映特定阶级的阶级性格和品格。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以来的历史表明:在存在两大基本对立与对抗阶级的社会里,超越阶级界限的政治文化是有的。但是,这种“超越”并不是“超阶级”,而是两个或几个阶级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和历史长河中,基于本阶级的利益在政治文化的某一方面形成的共识。

政治文化的阶级性首先是由于在阶级社会中政治具有强烈的

阶级性。各阶级都有各自的政治要求,都要为实现各自阶级目的而奋斗。不同阶级正是因为具有各自不同的政治文化,才能够产生该阶级共同的政治行为。政治文化的阶级性表现为它是团结阶级成员为实现本阶级利益进行斗争的一种凝聚力量。政治文化的阶级性还表现为统治阶级的思想是整个社会的统治思想。各阶级由于其政治利益和要求不同,因此各自有其独特的政治信仰、政治心理、政治价值,即阶级的政治文化。这就构成政治文化的亚文化体系。一个社会有多少阶级,可以说就有多少个政治亚文化。但是,掌握统治权的统治阶级总是力图把本阶级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观点说成是代表全社会的。由于其所占有统治地位,掌握国家政权,便能够利用手中掌握的各种工具(主要是传媒工具),通过各种渠道,影响人们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观点,这也就是所谓的政治社会化。

2.政治文化的社会性。一切政治文化都是阶级文化,但在表现形式上却突出了社会性,一定社会的“政治人”在思想观点、统治方式、管理手段、政策选择等方面可能会有着很大分歧甚至对立,但在文化认同上却是一致的,他们接受同一种政治文化,并把这种政治文化作为一种约定谷成的、不成文的政治活动规范。政治文化的社会性表现在两个方面:(1)政治文化在一定社会范围内认同的广泛性。政治文化的社会性是指它是一定社会范围内所共同拥有的一种政治文化。比如,一个国家是由多民族构成的,每一个民族都有其传统文化,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能会是千差万别的;同样,一个国家可能存在着多种宗教,不同宗教的信徒也拥有不同的宗教文化。但是,他们同处于一个国家之中,接受着同一种政治文化,从而赋予文化的国家凝聚力。(2)政治文化在一定社会范围内的结构性。在一般情况下,一个社会总有一种政治文化处于统治地位,其他种类的政治文化由于受到抑制而处在隐蔽或潜伏的状态中。当社会处在平稳发展的阶段时,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文化以全社会共同认可的形式出现,但当社会矛盾激化的时候,政治文化的阶级性就会直接地表露于外,政治冲突也就会同时表现为政治文化的冲突。阶级社会中,每一社会制度的政治文化,从社会结构总体上看,都可以为三个基本的部分,即主流政治文化、非主流政治文化和敌对性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的社会结构性,在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是无一例外的。

3.政治文化的民族性。一般来说,每一个民族由于在政治文化上的共识,从而使人们对该社会的政治共同组织产生认同感,因而该民族才富有内聚力。这种内聚力正是一个民族得以存在于世界舞台的基础。各民族的政治文化都产生于各自所生成的环境。或者说不同的环境创造出不同的民族文化,形成不同民族政治文化的各自特点。主要原因有:

1)各民族生存的自然环境。在人类社会的早期阶级,自然环境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是很大的。一些民族的地理、气候条件适宜于从事农业,而有的民族所处的地理、气候条件则适宜于从事航海或贸易;内陆的一些民族具有封闭性,而沿海的民族则具有开放性。这样,就使得各民族在不同的环境下创造着各自的不同的生活方式,同时也就形成了各自的文化体系。如我国的汉文化发源于西北和中原地带,自然环境适宜于农业,西北多山,北部为大沙漠,东南面临大海,影响了对外交流,具有封闭性。再如希腊文化,境内多山,不宜农耕,经济作物较少,而且海岸较长又多岛,故而适宜发展航海和对外贸易,具有开放性。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也就越来越强,人类在适应自然中不断地改造自然,从而人类受自然的控制和制约的成分也就越来越小。因此,自然环境对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的约束力虽然依然存在,但比起从前,则相差甚大。

2)各民族的经济生产方式和经济形态。人类社会一般说有三种经济生产方式,即:自然经济、市场经济和产品经济;有五种经济形态,即原始的氏族社会、奴隶占有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不同 经济生产方式和经济形态对一个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极大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是决定性的作用。如自然经济,无论中国或西方,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都是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这种方式是以自给自足为经济特征的。然而,中国和西方的奴隶、封建社会又各有特点,这就形成了各自的经济环境。中国虽然也有商品交换的存在,但是由于传统的政治上的重农抑商,使商品经济在我国一贯受到压抑。所以我国的古代文化基本上是自然经济下的农业文化。古代希腊的商品经济较为发达,决定了古代希腊文化的特色。

3)各民族的社会政治生活结构。社会政治生活结构主要是指社会政治关系以及与其相应的政治制度。它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基础。不同的社会政治生活结构,决定了不同的政治文化体系。在我国古代,奠基于小农为基础的自然经济,在政治上形成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同时,血缘关系长期影响着我国社会。因此,在我国的政治文化中长期保留了专制思想和家族观念。人们对君权的认同,清官思想的保留,家长作风的存在,都是其表现,所以我们说,不同的政治生活结构,就创造不同的政治文化环境,培植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心态,形成不同的政治观念,也就造就不同的政治文化。

4)各民族政治文化传统不同,也表现为各自的发展轨迹。如,我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可以说是,几千年一贯式的。虽然在我国历史上经历了多次的王朝更迭,政治文化的表现形式也起过多种变化,也曾受到外来文化的撞击和影响,但是却“万变不离其宗”,“天不变道亦不变”,几千年基本精神是不变的,主流是不变的。西欧各国则不同。其政治文化发展的线路是与我国很不相同的。是一种“转换型”的,或称之为“演变型”。西方的文化曾经历了希腊文化、罗马文化、中世纪基督教文化以及近代文化多种形式。虽然形式变化了,但其基本精神依然吸收保存下来,如平等、自由、民主精神,从而构成西方政治文化的特有风貌。

4.政治文化的稳定性。政治文化的历史继承性,即使截然不同的社会政治形态的更替也难以使某种政治文化完全灭迹。历史有许多谜,为什么农民起义往往试图打倒皇帝却不愿意除帝制?我们看到,每一次农民起义领袖取得政权之后,不仅继承帝制,摇身一变而成为皇上,而且在整个封建社会中,每一次这样的王朝更替,都进一步强化着封建君主制度。在封建社会中,农民领袖与皇帝是完全来自两个对立着的阶级,皇帝是整个地主阶级的代表,而农民领袖则理应代表着受压迫被剥削的农民阶级的利益。事实并非如此,农民领袖与皇帝在对待封建君主制度的态度方面却惊人的相同。朱元璋做了皇帝,李自成也梦想做皇帝,这不是由朱元璋和李自成的个人意志所决定的,即使换了任何一个其他的农民,也一样希望成为皇帝,象被他们所推翻的皇帝一样,高高在上地进行着君主统治。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中已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工人运动,工人阶级不再要求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和结束资产阶级的统治,并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权。相反,他们非常乐意于生活在这种制度之中,并积极地响应统治者的要求而去参与其政治生活。而工人阶级为什么会丧失其阶级意识呢?是由于生活富裕了,还是受到了当代资本主义福利政策所欺骗?不排除这些因素的存在,但最关键的是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接受和对资产阶级政治生活方式的认同。

5、政治文化的交融性。(1)政治文化的同质性。不同政治系统具有不同的政治文化,这并不是说,不同的政治系统的政治文化之间毫无相通之处,也就是说,不同的政治文化往往也有某些方面的同质性,可以交汇相融。尤其是处于同时代的不同政治系统,由于某种背景条件(如城市的兴起、市场经济的繁荣)的相同,受到相同时代潮流(如工业革命、现代化运动等)的冲击,会出现相似的政治选择和设计,政治文化也因而产生某种同质性。(2)政治文化的融合性。时代潮流对政治文化的冲击作用在现代社会中表现得更为突出,由于国际间沟通、往来交流的发展、传播的现代化,一国的文化越来越多地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高洪涛先生认为:中国国民的民主取向就是在外来政治文化的直接作用下出现的,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潮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理论的影响,卢梭的社会契约思想和人民主权思想和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等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对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在当今世界,民主取向成为众多国家的政治文化的共有部分,同是民主取向,不同的政治文化下的社会集团的和个体的心理层面也会有差别。比如中国普通人的民主观念里就保留了许多“民本”信仰、清官期待和官民各尽其职以实现利益相互交换的意识,而美国人的民主信念则是“领导是重要的;但是能够承担自己领导责任的重要而负责的公民更重要”,美国问题的答案不在于产生一个完美无缺的宪法和高于生活的领导,而在于教育一批公民领袖,不管他们的职业志向和个人雄心如何,一开始就要把关心共和国和人类作为他们的本职

    6、政治文化的匡约性。文化的匡约性特征就是透过社会控制、传统力量、奖励惩罚、批评褒奖等显现出来。国家统治者出于利益或稳定等因素的考虑,总会提供整合与诱导社会成员政治取向的一套由价值目标、原则标准、权威结构组成的框架。价值目标成为社会生活的全面约束,引导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中规中矩,避免触犯敏感的制度神经;原则标准是为政治指令的执行过程所规定的一套期望遵守与可接受的程序;权威结构是为政策制定与执行而设计的正式和非正式的权力组织与实施模式,即权威得以传导和运行的关系及角色安排。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可以说政治文化是通过外在强制而内化为主观习惯的。 比如在中国从古至今的社会利益与资源分配中,在“人情海洋”形成的非正式规则仍然具有很大影响。要办点什么事情,不管合理合法与否,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托关系找路子,正门正道要走,旁门左道也要走。绕来绕去总得靠上一条有权有势的“线”,钻来钻去总得粘上一个有情有缘的“圈”。人们办事(私人利益欲求)的首要依据就是“血缘圈子”。走出这个圈子怎么办?又有了“乡缘圈子”、“学缘圈子”、“业缘圈子”等类“缘圈子”。如果有人不这样做,就容易被人说为清高孤僻和不可理喻;同样,托人办事不管成不成,都要讲究“不空手”和讲究“回报”,否则就“正事免谈”或被人斥为“不懂规矩”。即使再亲密的关系,也难违俗套。这种社会交往中的非正式规则,铁定的无论是“朝中人”还是“朝外人”的绝对共识。以至于在一些政府机关和官员之间的公干往来中都常常要例循“公事私办”的陋习,否则要办的事情就有可能被拖死、凉死、搁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