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中有一节是专门讨论“社会主义”的。他说“社会主义”是“现代最有价值的学说”；然而，社会主义的“精神和方法，不可并为一谈”。

他说，社会主义的精神“是绝对要采用的”。中国自古就讲这个东西，孔子讲的“均无贫和无寡”，孟子说的“恒产恒心”，“就是这主义最精要的论据”。

至于社会主义的实行方法，“那就各国各时代种种不同”，因而“就要顺应本国现时社会的情况”了。首先要明白“欧洲为什么有社会主义”？“因为工业组织发达得偏畸，愈发达愈生毒害，社会主义家想种种方法来矫正他，说得都是对症下药。”所以，要在中国搞社会主义，就得先看看我们的工业化水平，如果中国根本没有工业，或水平极低，那就会痛苦地“搔不到痒处”了。

比如，想要学欧洲搞社会主义“学他们结个工团和资本阶级对抗，就要先问国内是否有资本阶级；若是没有，便是无的放矢。”再如，“马克思一派倡的生产机关国有论，在欧美岂非救时良药；若要搬到中国，就要先问什么是生产机关，我们国内有了不曾。”就算有了，也得再看看我们国家的政治状况，再考虑是否可以国有化。譬如铁路国有权，是欧洲社会党最坚持的大问题；然而，“我们不是早办了吗？结果如何？在这种政治组织之下提倡集产，岂非杀羊豢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生产机关“说要归到国家，我头一个反对。”

梁启超说，我们谈论社会主义的实行方法，“并不是论他的方法良不良，只是论我们用得着用不着”。比如，在“工业方当幼稚之时，萌蘖是摧残不得，煽动工人去和办厂的作对，我认为等于自杀。”然而，这也不等于像有人提出的那样所谓“中国应注重生产问题，而非分配问题”，他主张：“发挥资本和劳动的互助精神”；“一面用全力奖励生产，同时眼光并须顾及分配”；要调查详备“各国工厂所给工人的利益及方便”，尽力尽施；要“从国家税则上及其他种种立法上，力求分配趋于公平”，“令小资本家以至赤贫的工人都得有正当防卫的武器”，并应在学校内工厂内“设法陶养劳动者本身的自治精神”。

梁启超的“社会主义观”涉及了社会主义的一个本质属性，即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业化大生产必将产生的社会问题“思患预防”。他说“欧洲工业革命时代，就因为没有思患预防，如今闹到积重难返，费九牛二虎之力，还矫正不了几分”。而“好在我们是个后进国，他们走的路怎么错法，都已眼见”，“我们只要避了那迷人的路，用了那防病的方，令工业组织一起手便是合理健全的发展，将来社会革命这个险关，何尝不可以免掉？”

看来，梁启超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尤其赞成社会主义精神；但是，他反对在工业化不足，甚至还未起步阶段就照搬西欧社会主义的“实行方法”；道理也很简单，社会主义就是对工业化大生产的“矫正”，如何实行社会主义的具体方法，就要看各国各时代的工业化问题何在。

假如梁启超活到今天，他老先生肯定有话要说：社会主义精神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现在更要讲！至于社会主义的实行方法，既然我们在用不着它的时候都已经用了，那么，在用得着它的时候总不至于还找不着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