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不断传来曾经叱咤风云的企业家到点退休的消息。最引起轰动的是2004年7月8日四川长虹曾经叱咤风云的企业家——被誉为“公司教父”的倪润峰黯然身退。倪润峰作为中国家电行业一个符号性领军人物，留给我们此时的最后影像，也许是作为一个国企管理者隐退后的落寞与无奈。这不由让人想到“水亦载舟，亦能覆舟”的浅显道理。深思倪润峰黯然身退的事件，让人内心泛起一丝酸楚，除了一声叹息还有思考，叹息的不仅是英雄人物的落幕，思考是对中国国企改革现状的忧虑。其实，2004年留给我们的，首先是学会思考和面对目前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各种状况所应有的平实而非平淡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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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狂躁与悲观都无助于中国国企改革的必经结果，基于合理预期的大胆进取比任何空泛的决心都要更为可靠的理论基调。当“增长”“发展”对于大部分中国企业都不再只是一句口号，当“品牌国际化”的大争论成为一个全球性话题，当TCL集团的李东生和海尔集团的张瑞敏期权转换转瞬已经成为现实，当大部分企业摆脱了局部区域发展，所谓谨慎的乐观其实已经是中国企业的自信，所谓的中国国企改革也已经转化为了今日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经济特有的现象之一。

　　在现代的世界商业游戏中，企业的拥有者掌握着最终的企业商业资源配置的话语权，倪润峰是四川长虹集团的CEO，但真正的老板却是四川绵阳市政府。２００３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在参与有关机构改革的讨论时，倪润峰曾直言，“国资委作为投资主体和出资人的代表，要定位明确，对企业不要什么都管，否则企业无所适从，国资委必须尊重企业运行机制、运行模式的独立性，不能又当“婆婆”又当老板”。这就是中国国企独有现象。我们顾不说此点是否有理（按中国目前经济发展及政治体制而言，普遍认为是中国经济改革必经过程），单看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的“２００４年（第１８届）电子信息百强企业”排名，海尔集团公司以实现年营业收入８０６亿元蝉联电子信息百强企业冠军，ＴＣ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３８２亿元名列第三，四川长虹电子集团有限公司则以１５８亿元名列十二，而1998年的“１９９８年电子百强企业”名单上，四川长虹电子集团公司排名第一，ＴＣＬ集团公司则是排名第十。不难看出，名次变化后面所隐藏的端倪。但真正让倪润峰陷入危机的却是“反倾销”事件，2004年5月，在美国商务部单独调查的四家家电企业中，长虹被判定２４．４８％的最高反倾销税率。这就将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倪润峰的命运推向了悬崖之边。

　　如果我们观察的足够细心，就不能不去探究：中国出口商品的“反倾销案”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什么？仅仅是反映着一个企业，还是单一的“品牌价值”问题呢？2005年是2004年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气象的单纯延续，还是已经出现了少许被疲惫的我们所忽视的重要信号呢？事实上，倪润峰的黯然身退和“反倾销”事件又何尝不是在告知我们其事情背后的故事呢！然而，几年之后回顾2004时我们将怎样评价这一年？

　　繁荣与衰退之间的周期性转换解释不了目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所有问题，更涵盖不了生动鲜活而又复杂无比的现实世界中发生的商业实例。中国经济的发展建设需要政府和企业的携手共进。如果必定要在纷繁复杂中找到一句话来概括2005年中国经济的脉络走向，那么它或许应该是“新一轮的经济持续发展的开端”。。。。。。

　　虽然很多事情，并非如我们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