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袤翔：“渐入佳境”心解
——我的三十年记者生涯及人生感悟
“传媒敬业三十年，为人作嫁无悔怨。一扇心窗三只眼，热风吹雨我畅言”――这是我的业务小传。
三十年的记者生涯里，我都做了什么，收获了什么？从一名农民业余通讯员到主任记者、山东省优秀新闻工作者，《青年记者》“新闻三十年，追忆与思考”征文启事勾起了我的怀旧情结，情不自禁地做了个盘点，有了些感悟，说出来和大家分享――
● 感悟之一：“渐入佳境须奋力”，但“奋力”不是暗夜孤独的苦斗，不是歧路寻羊的浮躁。“奋力”是“为伊消得人憔悴”的专一，是“衣带渐宽终不悔”的执著—－
我的专一与执著，主要体现为爱、学、勤。
爱即热爱。热爱是最好的老师。
我对新闻事业的钟情与热爱，起因很偶然：高中毕业那年秋天，生产队长要我写稿表扬队里的“扶犁手”。我观察了几天，憋出一篇表扬稿，登在黑板报上。“扶犁手”很高兴，不仅干劲倍增，还主动撤回了向集体要鞋袜、要雨衣的申请。一冬天，他把好几百亩地耕起来，还把耕地复收的地瓜切晒成瓜干，全部交给了集体。我由此看到了新闻的社会功能，进而渐渐入迷。很快在全区乃至全市业余新闻报道队伍中脱颖而出，于1984年8月应聘成为农民身份的广播记者，由此迈步走进了专业新闻工作的圣殿!
学即学习。用知识武装自己。
对新闻事业的钟情与热爱只是一个起点。随之而来的，是解决“怎样写”的问题。于是，我开始了艰苦的自学，完成了大学中文专业的全部课程，使写作功力有了一个质的飞跃。如 1982年发表的长篇通讯《女支书勇刹毁林风》，采访时，20多件事例，件件都很感人。写出来，却是长长的“流水帐”。借鉴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这篇著名通讯中运用不同类型的典型事例突出主题的“轮辐向心”结构法(这是我独创的称谓)，我精心筛选了“挺直腰板碰硬的”、“散亲也不毁规矩”、“力排众议罚弟弟”三个典型事例，从对别人、对亲戚和对家人三个侧面，刻画了主人公的铁面无私，获得了成功。像后来的《春在溪头荠菜花》、《雏凤清于老凤声》、《“溪涧”归海作“波涛”》、《淑女龙泉情更浓》等等诗情标题，大都是信手拈来，贴且自然。
新闻是时代的吹鼓手。新闻人必须牢牢把握时代的脉膊，着重强化自己的政治主见、政治预见和政治远见，提高敏锐性和洞察力。1978年秋，有一个大队将200亩没有水浇条件的山坡地没打畦田抢墒播种，既加快了秋种进度，又保证了播种质量。但是，上级要求“不打畦田不许种”，他们受到了严厉批评。于是，我采写了《从实际出发是不是另搞一套》的评述式新闻，刊发在市报头版头条。又写了《从实际出发何错之有》，引起了《大众日报》高层的高度重视，刊发了内参，对推动当时全省“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开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学习使我的新闻采编实践事半功倍，成为全市乃至全省县级广播电视系统对上报道用稿最多、获奖最多的记者之一。
勤即勤奋，勤能补拙。
充分调动感觉器官，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随时随地留心观察周围的人和事，倾听人们的街谈巷议，这叫“捕风捉影”；把捕捉到的信息认真分析思考，从中发现有价值的线索，再靠腿勤、口勤，深人采访、核实、发现与发掘，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然后再经分析思考，提炼主题，选择角度，谋篇布局，趁热打铁，一气呵成，这就是手勤了。手勤的过程中，还要不断进行改造制作，力求材料与主题、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还要锤字炼句，“唯陈言务去”。这样才能写出精品来。
要做到“勤”还必须保持箭在弦上、一触即发的精神状态，自觉当好“24小时记者”。在这一观点的指导下，我的新闻实践无处不见“勤”的功效。为了系列通讯《大北洛精神文明记事》这篇全省好新闻，我寒冬腊月在这个村住了一个星期；为了《“顾大胆”商品生产兴衰记》这篇省报头版头条稿，我和农民顾克诚一起在他的果园里劳动谈心；为了及时报道京杭运河1988年“7•24”沉船事故，跟踪采访通宵达旦，一天粒米未进；为了把握1993年“8•5”抗洪抢险宣传报道的深度，在家里惨遭水泡之际，毅然冲进大雨，加入抗洪行列，直到深夜方归；全区300多个村，村村都有我的足迹。1989年荣获全省优秀新闻工作者称号，全省87位，我是唯一的最基层记者。
● 感悟之二：“渐入佳境须奋力”，但“奋力”不是为了“云端回首”的瞬间快感，不是为了“锋芒毕露”的自我显现。“奋力”是正视责任、履行使命的“义无返顾”，是无私无畏、扶正祛邪的“凛然正义”－－
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是党、政府和人民的耳目喉舌。讲真实、讲真话、讲真理，是其优良传统。报道新闻，传播信息，反映舆情，引导舆论，扶正祛邪是其使命。因此，肩负这一使命的新闻工作者必须具有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和无私无畏的胆略气魄。
1975年夏，我所在的生产队兴师动众大搞形式主义的“金镶边”工程，在田间管理大检查中夺得了“流动红旗”。群众气愤地骂这是“踢饭碗的买卖”。骂声中，我看到了社情民意，写了一篇批评形式主义的评论。稿子在新闻媒体刊播后，领导上对形式主义之风给予了批评，对检查评比结果进行了纠正，群众也起来自觉抵制形式主义，从而减少了不应有的经济损失。从那时起，我看到了舆论监督的重要作用，并坚定了讲真实、讲真话、讲真理和扶正祛邪的信念。于是又有了那篇在全国产生强烈反响的《庞清允老汉的伤心事》。
1980年秋，我们村撤换护林员引起风波——护林员庞清允老汉因“不负责任”被撤换，庞清允本人不服，找到村干部叫屈。经过了解，原来庞清允护林铁面无私，因而得罪了不少人，受到了接二连三的打击报复。本该为其撑腰壮胆的干部们却不敢得罪人，助长了毁林者的嚣张气焰。庞清允深怕再遭报复，面对毁林者便欲管不敢，欲罢不忍，由此落下个“不负责任”之名。面对这一事件，我意识到，庞清允老汉的伤心事不仅伤了庞清允老汉的心，也伤了所有热爱集体，敢于同不正之风作斗争的人的心；庞清允老汉的“不负责任”是干部们“不负责任”直接造成的。在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激励下，我谢绝了好心人的劝阻，顶着压力采写了《他为什么“不负责任”?》、《庞清允老汉的伤心事》和《干部一定要敢于扶正祛邪》等报道和评论，分别在《中国农民报》、山东电台等10多家媒体刊播，《中国农民报》加了“编后话”，省电台还编发了几组“听众来信”，对“干部一定要扶正祛邪”这一问题展开了讨论，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自1984年从事专业新闻工作来，我先后又有近百件批评性报道在各级刊发，均收到较为理想的社会效果。如1988年教师节前夕采发的《打伤教师岂能逍遥法外》，采访时，有关单位纷纷以种种理由推诿，还有人正告我“别捅漏子”。然而，打人者的有恃无恐，被打者的哀告无门和有关部门的推委放纵，让我岂敢“少说为佳”? 稿件在全国10数家权威媒体刊播后，省委一位领导同志亲自批示“限期查处”，终使打人者在案发4个月后受到了法律的制裁。象《贷款吃喝拿送，越穷越大胆怎么得了》、《邮箱半月不开，积存邮件三百》、《浴池出租放录像，妇女哀叹洗澡难》、《农村电价缘何居高不下？》、《电霸作风真霸道》、《弱女街头裸体受辱，众人围观无人相救》、《劣质蚕种坑苦蚕农》、《分配农用柴油的附加条件太多》等报道，采写时，都有来自方方面面的敬告：“不要抹黑”。对此，我把个人得失置之度外，秉笔直书，仗义执言，赢得了各界的普遍好评。
当然，本着内外有别，注重实效的原则，我还利用新闻记者和政协委员的双重身份，积极开展内部监督。如前几年邮电部门向电话用户开征“电话费保证金”，什么时候不用电话了，“保证退还保证金”。否则他们将会长期无偿占用这些“保证金”及其利息。接到群众投诉，我以类比的方式就此提出质疑：假如农民也征收吃粮保证金，什么时候吃粮者不再吃粮了，保证退还保证金，如何？从而迫使这一行业垄断性收费“流产”，维护了群众的合法权益。那一年关于为下岗失业人员被拖欠的养老金的滞纳金问题，我作了政协提案，建议政府予以减免，理由是拖欠养老保险金不是下岗失业者自身的责任；向他们征收滞纳金是落井下石，制造社会不安定因素。为了说话有理有利有力，我将老婆的滞纳金率先交足，用我的超然，推进了问题的圆满解决。
回顾这些经历，说起来轻松，可在当时，压力相当沉重：领导责备，被批评者发难，亲友们埋怨，自己吃亏。所有这些，都抵不上扶正祛邪的责任感、使命感以及所产生的社会效果重要。所以，每当有批评稿问世，领导找我“谈话”或当事人找我“理论”的时候；半夜电话铃声大作，里边传来“你不想好了，咱就走着瞧”的时候；家人叮咛“得罪一人多堵墙”的时候，我都能坦然以对。因为—来我自信无错，二来看到的是有错必纠的效果；三来确实感受到了来自群众的尊重——那次到某村采访，一老农听说我就是为他们讨回公道，要回被克扣的柴油的记者，非留下吃饭不可。我不从，他关上大门，拿起棍子，一口气打死4只小公鸡，坦然地说：“晌午就吃这个!”面对这份真诚，叫我怎能不感动?
正因为多了这份真诚的感动，仗义执言，我一直义无返顾。
● 感悟之三：“渐入佳境须奋力”，但“奋力”不是个人英雄主义的“逞强蛮干”；不是只求结果，不计过程的“不择手段”。“奋力”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抱负，是“要留清白在人间”的操守――
事要做好，人更要做好。做好人是做好事的基础。做事要有敬业精神，要执著，要专一，要百折不挠；做人则要守原则，守道德，有品位。古人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抱负，有“留取丹心照汗青”或“要留清白在人间”的操守。咱是普通人，降格以求，就是坚持了“三个对得起”：上对得起生咱养咱的，下对得起咱生咱养的，中对得起爱情友情手足情，别让他们因咱的失志、失德、失节而无颜面对。这三个“对得起”，就是我的人生信条。
像咱这个年龄，长身体挨饿，上学停课；青春期晚婚，生育期节育；评职称没文凭，提干超年龄；前半生为“房改”贡献，后半生为“教育产业化”奠基……面对这样的经历，想保证安贫乐道不失节，必须有良好的心理素质，那就是顶得住诱惑，耐得住寂寞。爱人有时埋怨说：“看看人家看看咱。”我说，哪能这样比?咱只能和咱的昨天比。横着比，越比越邪气；纵着比，越比越和气。邪气上脑，节操难保；和气在心，百邪不侵。安贫乐道，这是基础。
我是1986年正式参加工作的，时年而立。事业起步晚，经济没基础。紧赶慢熬，住上了2间漏风漏土漏雨的平房，连自来水都没有。供养着年迈多病的父母和一双求学的儿女。妻子所在的企业长年不开工资，还向职工摊派集资。面对困境，在有偿新闻大行其道时，我守住阵脚，从未向任何被采访单位索要或接受过任何好处。那年我奉命采写一篇“地头蛇”干扰企业正常生产秩序的批评稿。当事单位的负责人以送我一台彩电的筹码，劝我手下留情，把稿子撤回。我一口回绝。后来那篇《澡塘出租放录像，妇女哀叹洗澡难》在《人民日报》、《工人日报》、《中国妇女报》等十几家媒体发表后，一个跟随当事单位领导上门“找茬”的人说：“不就是没给你澡票嘛!”我当即反驳：“你也太小瞧我袁某人了。打听一下，人家送我彩电，我要了吗?”
1993年8月5日的特大洪涝灾害，我的家被没膝深的积水整整浸泡了2个昼夜，沙发上了床，鞋和锅一起在院子里“跑船”。一位基层领导主动来看望慰问。事后对我说：“这些年我们的发展与进步，多亏了你一次次的宣传和参谋，没想到你过得这样难。我很想帮帮你，给我两万五千块钱，五万四千元的小康楼卖给你一套！”我知道他是真心诚意地想帮我，因此，我很感动，但我做的，只是婉言谢绝。片刻沉默后，他动情地拍了拍我的肩膀：“好兄弟，我敬佩你!”事后我知道，有多少人找他要房子，他都没松口。
我之所以能够坚守这道防线，追根溯源，与我父母的示范和严厉家教不无关系。年长我2旬的父亲早年在西安做产业工人。响应政府号召，于1962年携全家回乡务农。他担任过生产队会计和十几年的民办教师。兢兢业业地熬到民师转正的机会，由于年龄超限，竟成了“全职农民”。后来，在西安工作的单位为他落实政策，断断续续地汇些“补助”来，就悄无声息了。对这些，安贫乐道的他都是在“去留无意”中默认着。直到2002年1月31日辞世，他都没有留下一句埋怨！他和我的母亲很爱他的儿女，但是管教起来，每次下手都是狠的。10岁那年我偷了集体一个瓜，回家像别的孩子一样“邀功”。没想到换来的是父母声色俱厉的申斥和鞭笞。在母亲的驱赶下，我腼着肚皮，忍着疼痛，抱着那个瓜找到看瓜老人当面认错。当面认错的尴尬，让我痛下决心一定少犯错，不犯错；一定要埋头苦干，任劳任怨，自强不息，宠辱不惊。在荣获全省优秀新闻工作者称号之后，省、市电台和大众日报、农民日报都曾动议让我上调，由于地方领导对我的器重和偏爱，一直未能成行。对此，我毫无怨尤，一如既往地干到现在，做到了肯干、敢干、能干，而且一直努力学着会干！即便因为地方组织规定“一刀切”年初从地方电视台台长岗上内退“离岗休息”，也是因为有了三十年的职业忠诚与惯势，获得了更大的新闻空间自由度，反而变得更加忙活起来了呢。
“人生犹如登泰山，征途几多十八盘。渐人佳境须奋力，甜在云端回首间”。盘点三十年记者生涯，感悟几多，难免孤芳自赏。其实，孤芳自赏也是自信。于是，又有了新的感悟——
行止无愧天和地，褒贬一任春与秋。
渐入佳境无止境，人间正道自好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