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芯片市场规模居世界第一位，但主要份额被国外企业所占据，其中就包括三星这样的后起之秀。

　　邓中翰给出的答案非常直接：和三星积极参与韩国政府的科技计划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它踏上了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的跳板。1986年，三星公司承担了一项芯片领域的科技计划，3年中项目研发投入1.1亿美元，政府承担了其中的57%%。这个科研项目完成后，三星产生了56项专利成果，与国际领先的芯片企业已经基本处于同一个水平。

　　重大专项是针对“红海”市场的战略

　　重大专项的设立有着深刻的现实背景。我国拥有全世界最大规模的芯片市场，2005年占世界市场1/4，2007年上升为世界市场的1/3。庞大的市场却主要依靠进口采购：芯片是我国进口额位列第一的产品。2007年，芯片的进口额分别为石油的1.5倍、农产品的3.1倍、铁矿砂的4.2倍。

　　中国科学院院士王阳元认为，集成电路的设计与制造技术是大国科技实力竞争的焦点，必须抓住21世纪头30年集成电路科技创新机遇期。我国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应以实施专项为契机，以通信、消费类两大领域为重点，选择优势企业，加大对集成电路设计研发的投入，培育在世界上有竞争力的领头企业。”

　　人们往往将市场分为“蓝海”和“红海”，“蓝海”是指竞争还不激烈的新兴市场空间，而“红海”是指已存在血腥竞争、往往已形成垄断的既有市场空间。目前，在信息领域的任何一个类别，几乎都会有相应的跨国公司虎视眈眈。我国企业实际上很难进入芯片产业这片“红海”。

　　“对于中国这样有13亿人口的大国，基于安全和综合国力等考虑，需要有‘红海’战略。前提是要有国家意志，动用国家资源进行支持，重大专项主要就是针对‘红海’的战略。”倪光南说。

　　“不能穿新鞋走老路”

　　“国家核心竞争力越来越表现为对智力资源和智慧成果的培育、配置、调控能力，表现为对知识产权的拥有、运用能力。要凝聚今天的人才、培养明天的人才和积极引进海外人才。”王阳元说，要摒弃各单位分钱、独立作业、交账验收的管理模式；并使科技人员从争项目、争经费、频繁申报、频繁评审的枷锁中解脱出来。

　　王阳元认为，专项实施应实现资源共享，与优势产业相结合，创建系统级芯片设计平台、专用设备与成套工艺研发平台。

　　“不能穿新鞋走老路，沿老套路，出老结果了！”王阳元提出要学习国外经验建设国际化研发和创新的平台，在世界范围内募集资金，包括政府投入、民间资金和国际资本。但他特别强调“必须以国家为主导”。

　　在谈到政府引导对于企业乃至整个产业提升的重要意义时，邓中翰列举了日本在半导体行业成功跨越的实例：日本政府在1980年决定组织1微米芯片技术联合攻关。由政府出面组织东芝、日立等6家公司的核心力量共同研发，政府和企业各承担一半的研发投入。此后，6个公司的半导体业务部门都被抽调出来，组建了一个新的公司。

　　“不同股东拥有的6个业务部门合并为一个企业，如果没有政府的推动，其难度可想而知。正是因为之前重大科技项目的实施，使6家企业能够在早期磨合，这就有利于形成共同的技术。”邓中翰说。

　　邓中翰创办的中星微电子就是一个承担科技工程后快速成长的案例：承接这个科技工程后，公司还在北理工附近的一个楼上，几个年轻人都非常投入，大家吃、住几乎都在公司里……目前，中星微电子的数字多媒体芯片在全球累计销售已突破1亿枚。2005年，中星微电子成为我国第一家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芯片设计企业。

      中国芯片产业，在“红海”中生存和挣扎！作为很多人会说，那你就避开红海不理而找自己蓝海去吧，但是芯片这个红海是未来中国生存的根本，避是无法避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