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十大怪"何时震醒陕西人
陕西是全国有名的科技、军工、教育、文化和旅游大省。然而陕西却存在着“两张皮”的“怪圈”：一方面是资源大省、科技大省、旅游大省、农业大省、工业基础雄厚的省份，另一方面又是经济上的“小”省、财政上的“穷”省、收入上的“少”省。陕西省统计局总统计师杨永善将这一“怪圈”归纳为“陕西现象”。
7月16日在西安唐华宾馆召开的第二届陕西改革与发展论坛上，众多的专家、学者再次联手对陕西落后的症结会诊把脉，“陕西现象”再成关注焦点。
一、“陕西现象”与“十大怪”
“陕西现象”在去年就已提出。去年10月11日，首届陕西改革与发展论坛上，陕西省统计局总统计师杨永善将制约陕西发展的“敌人”归结为“陕西现象”。
“这么多年来，陕西跟沿海地区、西北兄弟省份的差距越拉越大。陕西为什么发展不起来？陕西是资源大省、教育大省、人才大省啊！”杨永善说，他从事了30多年的统计工作，和有关陕西经济和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统计数字打了30多年交道，他一直在思考、研究这个“奇怪”的问题。杨永善走访过包括西藏、新疆等地的中国所有省、自治区、直辖市，长三角、珠三角去了多次，其中仅深圳就去了3次。每次都要把对方跟陕西作对比，试图从中寻求陕西落后的答案。去年，他找到了一个恰当的词语作解释，即“陕西现象”。
何为“陕西现象”？杨永善说，“陕西现象”就是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本应协调发展但实际中却不协调发展的现象。这些现象可以归结为“十大怪”：高新科技与比较滞后的经济并存；先进的文化与保守的思想观念并存；蓬勃发展的高等教育与落后的基础教育并存；经济发达的关中地区与贫穷的陕南、陕北并存；实力雄厚的国防工业与薄弱的中小工业并存；大量引进人才与某些方面又浪费人才并存；一些实事虚干与某些虚事又实干并存；千方百计招商引资与屡屡发生闭门宰客并存；部分高收入阶层与广大城乡居民的低收入并存；全国综合竞争力评价中，知识化、网络化的高名次与经济发展指标的低名次并存等等。所有这些不协调问题和特殊现象，这“十大怪”即“陕西现象”。正是这个“陕西现象”，制约了全省社会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地向前发展。
杨永善从事的主要是宏观经济研究，应该说，他对陕西的过去、现状最有发言权。他拿“陕西现象”投石问路，没想到这颗石头就像投进平静的河水中，激起了层层波浪。
二、西部百强县陕西只有两个
7月16日的第二届陕西改革与发展论坛上云集了来自我省各地、各行业的知名专家、著名学者，与会的专家、学者唇枪舌战，对准了同一个目标：“陕西现象”如何遏制？“蹲着的兵马俑”何时能真正站立起来”？
会上，杨永善作关于“陕西现象”的再认识和再思考的演讲，再次引起了与会专家、学者的关注。
杨永善说，北京大学一些经济学家在近期推出的我国首部《区域新经济指数报告》中，他们运用五大类（知识职业、全球化、经济动态和竞争、向数字经济转型、创新能力）15个指标进行评价。评价结果表明，陕西新经济指数仅次于北京、上海、广东、天津、福建、浙江、江苏，居全国第8位，大大超过了各个方面基础较好的辽宁、山东、重庆、四川、湖北、湖南等省市。
这个新经济排名让陕西人欣喜，但现在再让我们看看其他排名。这个排名，足以让陕西人感到压力并汗颜。
2002年，陕西省人均GDP绝对值下滑到全国第27位，农民人均纯收入在全国排第28位，仅高于甘肃、贵州、西藏三省区。最新统计数字表明，2003年，西藏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已超过陕西，陕西在全国退居第29位。
2002年，国家县域经济研究所在《经济日报》县域经济周刊发表的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资料，评出的“第一届西部县域经济竞争力百强”中，西部12个省、市、区中，百强县陕西仅有1个，神木县是陕西惟一一个百强县，且还后居于第67位。2003年1月15日，第二次评比统计中，西部百强县中，除西藏外，四川30个、重庆12个、广西19个、新疆11个、云南9个、贵州6个、内蒙古5个、甘肃3个、青海与宁夏各1个，陕西也只有长安、神木、靖边3个县区榜上有名。第三次的评比中，只有神木和靖边两个县入围。
“陕西新经济在国内排在第八位，亦喜亦忧，喜的是陕西潜在的经济增长能力被发现和认可，忧的是良好的增长潜力如何转变成现实的增长力。”在论坛讨论期间，西北大学经济学博士郭立宏教授感慨地说，陕西有80万科研人员，在我国内地31个省市区新经济实力排行榜中陕西排名第八，但陕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在全国排名却居第27位，是名副其实的科技大省，经济弱省。强烈的反差，“陕西现象”令陕西人心痛！
数字是最有说服力的“无言证据”。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在数字面前，陕西人必须低下头冷静地认识“陕西现象”，陕西人必须抬起头理智地思考遏制“陕西现象”的对策和良方。
三、“陕西人”“浙江人”的33步之差
陕西发展不起来，关键在于人。与浙江人、温州人对比，更能看出陕西人和浙江人之间“人的差距”。省统计局总统计师杨永善在论坛上所作的《静向思维的“老陕”和野性思维的“浙人”》演讲中，把“陕西人”（当然不是指所有陕西人，而是一些陕西人）和“浙江人”相比，找出了足以让陕西人猛醒的33个差距：
（1）浙江人站起来就干，陕西一些人坐下来就学；
（2）浙江人边干边学，陕西一些人为学而学；
（3）浙江人为发展而干，陕西一些人为荣誉、政绩而干；
（4）浙江人想着小事，从小事干起，陕西一些人根本看不上小事，梦想着干大事；
（5）浙江人什么地方都敢去，陕西一些人守在家门口，啥地方也不想去；
（6）浙江人干啥事都敢闯，陕西一些人干啥事都犹豫；
（7）浙江人摔掉铁饭碗，端起泥饭碗，陕西一些人看不上泥饭碗，端着金饭碗讨饭吃；
（8）浙江人具有“野性思维”的特点，如白手起家，“无中生有”、“小题大作”，实现了小商品，大市场；小配件，大配套；小产品，大行业；小企业，大协作；小资本，大聚集；“胆大包天”，承包空运；开国际玩笑，让克林顿作服装形象代言人。陕西一些人多趋于“静向思维”，即求稳怕乱、静止不前；
（9）浙江人整天在琢磨事，陕西一些人整天在琢磨人；
（10）浙江人做事不张扬，只干不说，陕西一些人光说不干，事未做先扬名；
（11）浙江人注重经济关系，陕西一些人只重视人际关系；
（12）浙江人出外打工，陕西一些人闲在家里打牌；
（13）浙江人修路自己凑钱，陕西人修路向国家贷款；
（14）浙江干部乐意陪商人，陕西一些干部喜欢陪领导；
（15）浙江人放水养鱼，陕西一些人水放干捉鱼、吃鱼；
（16）浙江人发财致富靠智商，陕西一些人发财致富靠“皇上”（广东致富靠开放，海南致富靠风光）；
（17）浙江人越有钱越受到尊重，陕西是越有钱越遭人非议；
（18）浙江人进京找关系跑项目，陕西一些人进京找关系告状；
（19）浙江人先当小工，后当大老板，陕西一些人先想当老板，后来当小工。发展结果是浙江人动嘴不动手，当老板。陕西人是动手不动嘴，当小工；
（20）浙江人考虑更多的是未来，陕西一些人考虑更多的是过去；
（21）浙江人把钱投放到流通中，扩大再生产，陕西一些人把钱存在银行生利息；
（22）浙江人对顾客服务热情周到，陕西一些人对顾客生冷蹭倔；
（23）浙江人做生意精于算计，陕西一些人做生意疏于管理；
（24）浙江人没有优势创造优势，陕西一些人有优势却不利用优势；
（25）浙江人宁用有缺点的能人，不用四平八稳的庸人。陕西一些单位宁用听话的庸人，不用有缺点的能人；
（26）浙江人办事时注重效果，陕西一些人办事时多注重形式；
（27）浙江人失败了重新再来，陕西一些人失败后就心灰意冷、不想再干；
（28）浙江人永远不会满足，陕西一些人容易满足现状；
（29）浙江人市场意识浓厚，陕西一些人官本位、政本位思想浓厚；
（30）浙江人善于发挥群体智慧，陕西一些人喜欢单枪匹马、各自为政；
（31）浙江经济发展靠市场机制本身促成，陕西一些地方经济发展往往靠政府行为来推动；
（32）浙江人机动灵活，不在一棵树上吊死，不管花费再大，看生意不行，马上转产。而一些陕西人认死理，一条路走到晚，生意不行了，还硬着头皮往下做，结果损失巨大；
（33）浙江人“脸皮厚”，且不“安分守己”，他们不怕碰钉子，又不怕人不给好脸色看，他们只有一个念头：赚钱。陕西人“脸皮薄”且虚荣心强，办事做生意脸皮薄，拉不下脸面，受不了别人的气，看不了别人的脸，也挣不来别人的钱。有时一些人挣不来钱还“阿Q精神”，说什么，你挣钱多，吃的好，但你整天都累着、忙着，我没挣下钱，穿不好，吃不好，但我整天都坐着、歇着。
浙江发展起来了，浙江让世人瞩目。浙江人均耕地不足0.3亩，而且生存环境十分严劣。他们既无资源优势，也无科技、教育优势，更无文物、文化、旅游等优势，但经济发展在全国是最快的，不仅走遍全国，而且走向全世界。不少经济学家将浙江这种现象比喻为“草根经济”、“老百姓经济”，即“一有土壤就发芽，一见阳光就灿烂”。他们从草根崛起，成为闻名遐迩的“大树”。他们没有靠山，没有资金支持，全靠自己白手起家。节俭、勤劳、精于算计、勇敢的冒险精神和创新精神，是浙商创富的基因。
从“浙江现象”反观“陕西现象”，这33个差距，足以让所有陕西人猛醒！
四、“思想不够解放”———陕西落后的致命之因
“陕西发展缓慢，最根本和最致命的原因就是思想还不够解放！”杨永善在论坛上，面对全省的数十名专家学者，响当当地提出了他的观点。他说，思想不解放的这个“脓包”，必须“刺破”！
杨永善说，认真反思陕西与沿海发达省份以及内陆省份的差距，不仅表现在经济发展的数量上，而更重要的是在解放思想的广度和深度上。广东、浙江、山东等省走过二十多年的历程，始终是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为先导想问题办事情的，都是按市场经济的要求去做的，怎么有利于经济发展就怎么干，怎么快就怎么干，不断开创出改革开放的新局面。
但是陕西呢？翻开陕西改革开放20多年的历史，哪一份文件及学习资料没有写着思想解放？上下各级领导哪个没讲过思想解放？哪一级政府未办过思想解放学习班或研讨班？哪一期的报刊、杂志上没有思想解放的文章？
但问题是，一些同志常常是文件上讲解放思想，遇到实际问题却不解放思想；大会小会号召解放思想，会下却不解放思想；一些领导只叫别人和老百姓解放思想，自己却不解放思想；某些上级部门叫下级解放思想，上级却不解放思想。解放思想纯粹成为口头禅，成为一种时髦和政治秀，成为门面的装饰品和空洞的说教。由于一些单位、部门缺乏实际行动，把解放思想的口号喊多了，喊滥了，结果喊成了一句空话、套话、官话，把老百姓的心喊伤了，把发展的机遇喊丢了，把改革锐气喊退了，把兴陕富民的劲喊没了，把广大干部群众喊皮了。
“思想不解放，把陕西本该大发展的两大机遇都错过了！”杨永善在论坛上所举的例子发人深省：1984年国家为支持乡镇企业而扩大银行信贷规模。外省一个村几千万，甚至几百万大量贷款。我们却不敢伸手，结果我省乡镇企业的发展同别的省份拉下了难以赶上的差距。直到过了五年后才意识到自己吃了大亏，悔之晚矣。再如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中期的地改市、县改市的“双改”，当时广东（地级市21个、县级市31个）、山东（地级市17个，县级市31个）等省快马加鞭，纷纷完成“双改”。我省只有兴平、韩城、华阴改成县级市。地改市的完成整整慢了近10年，且城市数量远远少于其他省。
“上述两大机遇错过了，的确使我省错过了推进工业化、城市化的最好进程的机会。”与会专家谈到陕西错失两大发展机遇时痛心地说，就在一时期，本来与陕西工业发展水平相当、甚至更落后的沿海和周边省份都迅速追赶或超越了上来，甚至把陕西甩在了后面。
杨永善指出：我们陕西人再也不能“没有文件等文件，有了文件等经验，有了经验再看看，看看过后还不想干”。如果只是等待观望，瞻前顾后，左顾右盼，顾虑重重，当明白过来，已经为时过晚，发展慢了一大截子。兄弟省市大干时，我们在观看，当我们大干时，国家又来了个急刹车，大刀一砍，结果砍在兄弟省市的“尾巴上”，影响不大；却砍在我们的“脖子”上，生死攸关！
“思想一变天地宽，观念一新财富来，观念就是财富。”陕西第二届改革与发展论坛上，杨永善动情地说：解放思想不应是空洞的和虚构的口号，应有货真价实的内容，实实在在的行动，明显的经济和社会效果。解放思想，黄金万两；思想解放，蒸蒸日上。思想守旧，迈不开步；思想保守，永远受苦。所以，解放思想一定要来真的、来硬的、来实的，要来摸得着、群众看得见的，不能空里来，雾里去。
五、“陕西现象”引发“云南现象”、“浙江现象”
记者登录新浪网，键入“陕西现象”进行搜索，发现来源于人民网、中国政务信息网、搜狐网、新华网等各网站关于“陕西现象”的文章及讨论有近百篇。最新出版的《瞭望》杂志以“陕西现象”为题进行了详细分析。中国政务信息网的“每日资政参考•省部长参阅”一栏下，有一篇今年6月21日刊写的文章《“陕西现象”暴露西部“短腿”结构调整该从何入手》。报道分析认为：“和中西部很多省区一样，陕西由一个经济大省变成今天的经济小省的蜕变过程，有很多东西值得总结和深思。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逆向发展’在西部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文章说，在“陕西现象”的形成过程中，轻工业的落后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为“补”上轻工业发展滞后这一课，目前陕西正重新定位，拟发展“新轻工”。
“陕西现象”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据了解，陕西行政学院特意将杨永善邀去，给参加全省农业区域经济研讨班的市长、厅长、新上任的区长、县长们做解读和遏制“陕西现象”的报告。西安交通大学MPA研究生班也将杨永善请去，给在职研究生做专题讲座。“陕西现象”还在学术理论界、教育界引起相当大的反响。陕西省省委举办的历时3个多月的市厅级领导干部学习班上，特意将杨永善写的《“陕西现象”值得关注》一文作为参阅资料。
“陕西现象”的冲击波冲出了陕西，波及全国，已引起了中央有关部门和媒体的关注。《中国信息报》刊发“陕西现象值得关注”和“陕西现象的再思考”两篇文章之后，不少省、市、区的有关部门结合“陕西现象”的提出，举一反三，也在寻找自己思想上的差距和工作中的不足。云南省的有关部门因此提出了“云南现象”，即烟叶工业发达，但营利小的怪现象。浙江也借此总结归纳了让人为之振奋的“浙江现象”，即改革开放20多年来，浙江省从资源小省变成名副其实的经济大省，并长期保持经济发展的活力，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有人把“浙江精神”归纳为：“四千精神”（走遍千山万水，道遍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尝遍千辛万苦）、“两板精神”（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
六、“陕西现象”必须遏制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几个现象：
陕西苹果都很受外地客商欢迎。但一些人卖苹果的箱里优劣混杂，甚至还有砖块和石头；
陕西猕猴桃名扬海外，但因膨大剂被客商拒之门外；
陕西是举世闻名的旅游城市，兵马俑、大雁塔等景点每日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但陕西的“窗口”却屡屡发生宰客事件：临潼一餐馆的香椿炒鸡蛋竟卖到60元，西安火车站的外地客屡屡被宰，给旅客留下极坏的印象；
陕西拍了不少影片，但给人留下印象的却是揭露落后面的影片：魏振海案、12•1大案，给招商引资工作造成严重影响；
……
这些短期行为对陕西投资环境造成的无形损失，是多少万箱苹果、多少亿斤猕猴桃和多少亿元旅游收入能挽回的吗？
每一个陕西人都必须反躬自问：陕西落后的症结究竟在哪里？遏制“陕西现象”的突破口在哪里？
杨永善在第二届陕西改革与发展论坛上疾呼：必须遏制“陕西现象”，再不遏制“陕西现象”，陕西还要继续落后！
杨永善提出：
遏制“陕西现象”，根本的问题是要解放领导的思想，树立与加快改革和发展相适应的新的思维理念。一个主要领导干部思想不解放，影响的是一个单位、一个企业、一个行业，甚至一个地区，就会影响到全局，影响到整个社会。人常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就是这个道理。
遏制“陕西现象”，要害问题是要从过去一些实事虚干，虚事又实干的思想状态下迅速解放出来。每个领导干部和群众不能将解放思想停留在嘴上，写在报告上，贴在墙上，喊在口号上，而不落实在行动中。一些部门和单位组织人员出外参观学习、考察，听了人家介绍感到生动，看到人家的业绩感到激动，心里产生很大的震动，但回到单位后却无多大行动。
遏制“陕西现象”，实现协调发展，重要的问题是要按照干部的标准选好人、用好人，使一些部门和一些同志从过去用人重言轻行以及官本位、政本位的思想状态下迅速解放出来。陕西历史悠久是好事，但封建传统思想遗毒影响较深，反映在用人问题上，一些同志官本位、政本位思想较为浓厚。
遏制“陕西现象”，实现协调发展，克服短期行为和临时观念是关键。
遏制“陕西现象”，主要问题是要千方百计抓住机遇。比如西部大开发对陕西来说就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通过西部大开发，可招商引资，加快陕西经济建设发展的步伐。但绝不能“招商引资，闭门宰客”，要将长远目标放在陕西经济发展上。
遏制“陕西现象”的蔓延，就是要充分发挥国外、省外陕籍人员、曾在陕西工作过或学习过的外省籍人员、驻陕部队、中央在陕的企事业单位等“大陕西”理念对全省及当地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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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永善简介
杨永善，男，1944年5月生，西安市临潼区人。1967年7月从西北财经学院工业经济专业本科毕业。现任陕西省统计局总统计师、高级统计师，兼任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统计学会理事，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陕西省统计学会常务副会长，陕西省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陕西省决策咨询委员会决策咨询委员，省社科院、西安交大中国西部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陕西省运筹学会、软科学研究会、档案学会、体改研究会、对外协作会、当代陕西研究会等学会的常务理事。20余年来，先后在国际统计学会、国家及省部级刊物上发表论文230余篇，出版专著、合著、主编、合编社科及经济类书籍31部，其中《如何使陕西经济驶入快车道》等30篇文章及《航空工业物资供应统计》等10本书籍，分别获国家、省部级一、二、三等奖。1988年以来，主持、参与评审国家和省上重大软科学课题42项，长期担任《陕西年鉴》副主编、《陕西统计年鉴》主编、《统计与社会》杂志主编。长期从事宏观经济的研究与经济的综合分析。
陕西是全国有名的科技、军工、教育、文化和旅游大省。然而陕西却存在着“两张皮”的“怪圈”：一方面是资源大省、科技大省、旅游大省、农业大省、工业基础雄厚的省份，另一方面又是经济上的“小”省、财政上的“穷”省、收入上的“少”省。陕西省统计局总统计师杨永善将这一“怪圈”归纳为“陕西现象”。
7月16日在西安唐华宾馆召开的第二届陕西改革与发展论坛上，众多的专家、学者再次联手对陕西落后的症结会诊把脉，“陕西现象”再成关注焦点。
一、“陕西现象”与“十大怪”
“陕西现象”在去年就已提出。去年10月11日，首届陕西改革与发展论坛上，陕西省统计局总统计师杨永善将制约陕西发展的“敌人”归结为“陕西现象”。
“这么多年来，陕西跟沿海地区、西北兄弟省份的差距越拉越大。陕西为什么发展不起来？陕西是资源大省、教育大省、人才大省啊！”杨永善说，他从事了30多年的统计工作，和有关陕西经济和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统计数字打了30多年交道，他一直在思考、研究这个“奇怪”的问题。杨永善走访过包括西藏、新疆等地的中国所有省、自治区、直辖市，长三角、珠三角去了多次，其中仅深圳就去了3次。每次都要把对方跟陕西作对比，试图从中寻求陕西落后的答案。去年，他找到了一个恰当的词语作解释，即“陕西现象”。
何为“陕西现象”？杨永善说，“陕西现象”就是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本应协调发展但实际中却不协调发展的现象。这些现象可以归结为“十大怪”：高新科技与比较滞后的经济并存；先进的文化与保守的思想观念并存；蓬勃发展的高等教育与落后的基础教育并存；经济发达的关中地区与贫穷的陕南、陕北并存；实力雄厚的国防工业与薄弱的中小工业并存；大量引进人才与某些方面又浪费人才并存；一些实事虚干与某些虚事又实干并存；千方百计招商引资与屡屡发生闭门宰客并存；部分高收入阶层与广大城乡居民的低收入并存；全国综合竞争力评价中，知识化、网络化的高名次与经济发展指标的低名次并存等等。所有这些不协调问题和特殊现象，这“十大怪”即“陕西现象”。正是这个“陕西现象”，制约了全省社会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地向前发展。
杨永善从事的主要是宏观经济研究，应该说，他对陕西的过去、现状最有发言权。他拿“陕西现象”投石问路，没想到这颗石头就像投进平静的河水中，激起了层层波浪。
二、西部百强县陕西只有两个
7月16日的第二届陕西改革与发展论坛上云集了来自我省各地、各行业的知名专家、著名学者，与会的专家、学者唇枪舌战，对准了同一个目标：“陕西现象”如何遏制？“蹲着的兵马俑”何时能真正站立起来”？
会上，杨永善作关于“陕西现象”的再认识和再思考的演讲，再次引起了与会专家、学者的关注。
杨永善说，北京大学一些经济学家在近期推出的我国首部《区域新经济指数报告》中，他们运用五大类（知识职业、全球化、经济动态和竞争、向数字经济转型、创新能力）15个指标进行评价。评价结果表明，陕西新经济指数仅次于北京、上海、广东、天津、福建、浙江、江苏，居全国第8位，大大超过了各个方面基础较好的辽宁、山东、重庆、四川、湖北、湖南等省市。
这个新经济排名让陕西人欣喜，但现在再让我们看看其他排名。这个排名，足以让陕西人感到压力并汗颜。
2002年，陕西省人均GDP绝对值下滑到全国第27位，农民人均纯收入在全国排第28位，仅高于甘肃、贵州、西藏三省区。最新统计数字表明，2003年，西藏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已超过陕西，陕西在全国退居第29位。
2002年，国家县域经济研究所在《经济日报》县域经济周刊发表的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资料，评出的“第一届西部县域经济竞争力百强”中，西部12个省、市、区中，百强县陕西仅有1个，神木县是陕西惟一一个百强县，且还后居于第67位。2003年1月15日，第二次评比统计中，西部百强县中，除西藏外，四川30个、重庆12个、广西19个、新疆11个、云南9个、贵州6个、内蒙古5个、甘肃3个、青海与宁夏各1个，陕西也只有长安、神木、靖边3个县区榜上有名。第三次的评比中，只有神木和靖边两个县入围。
“陕西新经济在国内排在第八位，亦喜亦忧，喜的是陕西潜在的经济增长能力被发现和认可，忧的是良好的增长潜力如何转变成现实的增长力。”在论坛讨论期间，西北大学经济学博士郭立宏教授感慨地说，陕西有80万科研人员，在我国内地31个省市区新经济实力排行榜中陕西排名第八，但陕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在全国排名却居第27位，是名副其实的科技大省，经济弱省。强烈的反差，“陕西现象”令陕西人心痛！
数字是最有说服力的“无言证据”。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在数字面前，陕西人必须低下头冷静地认识“陕西现象”，陕西人必须抬起头理智地思考遏制“陕西现象”的对策和良方。
三、“陕西人”“浙江人”的33步之差
陕西发展不起来，关键在于人。与浙江人、温州人对比，更能看出陕西人和浙江人之间“人的差距”。省统计局总统计师杨永善在论坛上所作的《静向思维的“老陕”和野性思维的“浙人”》演讲中，把“陕西人”（当然不是指所有陕西人，而是一些陕西人）和“浙江人”相比，找出了足以让陕西人猛醒的33个差距：
（1）浙江人站起来就干，陕西一些人坐下来就学；
（2）浙江人边干边学，陕西一些人为学而学；
（3）浙江人为发展而干，陕西一些人为荣誉、政绩而干；
（4）浙江人想着小事，从小事干起，陕西一些人根本看不上小事，梦想着干大事；
（5）浙江人什么地方都敢去，陕西一些人守在家门口，啥地方也不想去；
（6）浙江人干啥事都敢闯，陕西一些人干啥事都犹豫；
（7）浙江人摔掉铁饭碗，端起泥饭碗，陕西一些人看不上泥饭碗，端着金饭碗讨饭吃；
（8）浙江人具有“野性思维”的特点，如白手起家，“无中生有”、“小题大作”，实现了小商品，大市场；小配件，大配套；小产品，大行业；小企业，大协作；小资本，大聚集；“胆大包天”，承包空运；开国际玩笑，让克林顿作服装形象代言人。陕西一些人多趋于“静向思维”，即求稳怕乱、静止不前；
（9）浙江人整天在琢磨事，陕西一些人整天在琢磨人；
（10）浙江人做事不张扬，只干不说，陕西一些人光说不干，事未做先扬名；
（11）浙江人注重经济关系，陕西一些人只重视人际关系；
（12）浙江人出外打工，陕西一些人闲在家里打牌；
（13）浙江人修路自己凑钱，陕西人修路向国家贷款；
（14）浙江干部乐意陪商人，陕西一些干部喜欢陪领导；
（15）浙江人放水养鱼，陕西一些人水放干捉鱼、吃鱼；
（16）浙江人发财致富靠智商，陕西一些人发财致富靠“皇上”（广东致富靠开放，海南致富靠风光）；
（17）浙江人越有钱越受到尊重，陕西是越有钱越遭人非议；
（18）浙江人进京找关系跑项目，陕西一些人进京找关系告状；
（19）浙江人先当小工，后当大老板，陕西一些人先想当老板，后来当小工。发展结果是浙江人动嘴不动手，当老板。陕西人是动手不动嘴，当小工；
（20）浙江人考虑更多的是未来，陕西一些人考虑更多的是过去；
（21）浙江人把钱投放到流通中，扩大再生产，陕西一些人把钱存在银行生利息；
（22）浙江人对顾客服务热情周到，陕西一些人对顾客生冷蹭倔；
（23）浙江人做生意精于算计，陕西一些人做生意疏于管理；
（24）浙江人没有优势创造优势，陕西一些人有优势却不利用优势；
（25）浙江人宁用有缺点的能人，不用四平八稳的庸人。陕西一些单位宁用听话的庸人，不用有缺点的能人；
（26）浙江人办事时注重效果，陕西一些人办事时多注重形式；
（27）浙江人失败了重新再来，陕西一些人失败后就心灰意冷、不想再干；
（28）浙江人永远不会满足，陕西一些人容易满足现状；
（29）浙江人市场意识浓厚，陕西一些人官本位、政本位思想浓厚；
（30）浙江人善于发挥群体智慧，陕西一些人喜欢单枪匹马、各自为政；
（31）浙江经济发展靠市场机制本身促成，陕西一些地方经济发展往往靠政府行为来推动；
（32）浙江人机动灵活，不在一棵树上吊死，不管花费再大，看生意不行，马上转产。而一些陕西人认死理，一条路走到晚，生意不行了，还硬着头皮往下做，结果损失巨大；
（33）浙江人“脸皮厚”，且不“安分守己”，他们不怕碰钉子，又不怕人不给好脸色看，他们只有一个念头：赚钱。陕西人“脸皮薄”且虚荣心强，办事做生意脸皮薄，拉不下脸面，受不了别人的气，看不了别人的脸，也挣不来别人的钱。有时一些人挣不来钱还“阿Q精神”，说什么，你挣钱多，吃的好，但你整天都累着、忙着，我没挣下钱，穿不好，吃不好，但我整天都坐着、歇着。
浙江发展起来了，浙江让世人瞩目。浙江人均耕地不足0.3亩，而且生存环境十分严劣。他们既无资源优势，也无科技、教育优势，更无文物、文化、旅游等优势，但经济发展在全国是最快的，不仅走遍全国，而且走向全世界。不少经济学家将浙江这种现象比喻为“草根经济”、“老百姓经济”，即“一有土壤就发芽，一见阳光就灿烂”。他们从草根崛起，成为闻名遐迩的“大树”。他们没有靠山，没有资金支持，全靠自己白手起家。节俭、勤劳、精于算计、勇敢的冒险精神和创新精神，是浙商创富的基因。
从“浙江现象”反观“陕西现象”，这33个差距，足以让所有陕西人猛醒！
四、“思想不够解放”———陕西落后的致命之因
“陕西发展缓慢，最根本和最致命的原因就是思想还不够解放！”杨永善在论坛上，面对全省的数十名专家学者，响当当地提出了他的观点。他说，思想不解放的这个“脓包”，必须“刺破”！
杨永善说，认真反思陕西与沿海发达省份以及内陆省份的差距，不仅表现在经济发展的数量上，而更重要的是在解放思想的广度和深度上。广东、浙江、山东等省走过二十多年的历程，始终是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为先导想问题办事情的，都是按市场经济的要求去做的，怎么有利于经济发展就怎么干，怎么快就怎么干，不断开创出改革开放的新局面。
但是陕西呢？翻开陕西改革开放20多年的历史，哪一份文件及学习资料没有写着思想解放？上下各级领导哪个没讲过思想解放？哪一级政府未办过思想解放学习班或研讨班？哪一期的报刊、杂志上没有思想解放的文章？
但问题是，一些同志常常是文件上讲解放思想，遇到实际问题却不解放思想；大会小会号召解放思想，会下却不解放思想；一些领导只叫别人和老百姓解放思想，自己却不解放思想；某些上级部门叫下级解放思想，上级却不解放思想。解放思想纯粹成为口头禅，成为一种时髦和政治秀，成为门面的装饰品和空洞的说教。由于一些单位、部门缺乏实际行动，把解放思想的口号喊多了，喊滥了，结果喊成了一句空话、套话、官话，把老百姓的心喊伤了，把发展的机遇喊丢了，把改革锐气喊退了，把兴陕富民的劲喊没了，把广大干部群众喊皮了。
“思想不解放，把陕西本该大发展的两大机遇都错过了！”杨永善在论坛上所举的例子发人深省：1984年国家为支持乡镇企业而扩大银行信贷规模。外省一个村几千万，甚至几百万大量贷款。我们却不敢伸手，结果我省乡镇企业的发展同别的省份拉下了难以赶上的差距。直到过了五年后才意识到自己吃了大亏，悔之晚矣。再如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中期的地改市、县改市的“双改”，当时广东（地级市21个、县级市31个）、山东（地级市17个，县级市31个）等省快马加鞭，纷纷完成“双改”。我省只有兴平、韩城、华阴改成县级市。地改市的完成整整慢了近10年，且城市数量远远少于其他省。
“上述两大机遇错过了，的确使我省错过了推进工业化、城市化的最好进程的机会。”与会专家谈到陕西错失两大发展机遇时痛心地说，就在一时期，本来与陕西工业发展水平相当、甚至更落后的沿海和周边省份都迅速追赶或超越了上来，甚至把陕西甩在了后面。
杨永善指出：我们陕西人再也不能“没有文件等文件，有了文件等经验，有了经验再看看，看看过后还不想干”。如果只是等待观望，瞻前顾后，左顾右盼，顾虑重重，当明白过来，已经为时过晚，发展慢了一大截子。兄弟省市大干时，我们在观看，当我们大干时，国家又来了个急刹车，大刀一砍，结果砍在兄弟省市的“尾巴上”，影响不大；却砍在我们的“脖子”上，生死攸关！
“思想一变天地宽，观念一新财富来，观念就是财富。”陕西第二届改革与发展论坛上，杨永善动情地说：解放思想不应是空洞的和虚构的口号，应有货真价实的内容，实实在在的行动，明显的经济和社会效果。解放思想，黄金万两；思想解放，蒸蒸日上。思想守旧，迈不开步；思想保守，永远受苦。所以，解放思想一定要来真的、来硬的、来实的，要来摸得着、群众看得见的，不能空里来，雾里去。
五、“陕西现象”引发“云南现象”、“浙江现象”
记者登录新浪网，键入“陕西现象”进行搜索，发现来源于人民网、中国政务信息网、搜狐网、新华网等各网站关于“陕西现象”的文章及讨论有近百篇。最新出版的《瞭望》杂志以“陕西现象”为题进行了详细分析。中国政务信息网的“每日资政参考•省部长参阅”一栏下，有一篇今年6月21日刊写的文章《“陕西现象”暴露西部“短腿”结构调整该从何入手》。报道分析认为：“和中西部很多省区一样，陕西由一个经济大省变成今天的经济小省的蜕变过程，有很多东西值得总结和深思。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逆向发展’在西部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文章说，在“陕西现象”的形成过程中，轻工业的落后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为“补”上轻工业发展滞后这一课，目前陕西正重新定位，拟发展“新轻工”。
“陕西现象”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据了解，陕西行政学院特意将杨永善邀去，给参加全省农业区域经济研讨班的市长、厅长、新上任的区长、县长们做解读和遏制“陕西现象”的报告。西安交通大学MPA研究生班也将杨永善请去，给在职研究生做专题讲座。“陕西现象”还在学术理论界、教育界引起相当大的反响。陕西省省委举办的历时3个多月的市厅级领导干部学习班上，特意将杨永善写的《“陕西现象”值得关注》一文作为参阅资料。
“陕西现象”的冲击波冲出了陕西，波及全国，已引起了中央有关部门和媒体的关注。《中国信息报》刊发“陕西现象值得关注”和“陕西现象的再思考”两篇文章之后，不少省、市、区的有关部门结合“陕西现象”的提出，举一反三，也在寻找自己思想上的差距和工作中的不足。云南省的有关部门因此提出了“云南现象”，即烟叶工业发达，但营利小的怪现象。浙江也借此总结归纳了让人为之振奋的“浙江现象”，即改革开放20多年来，浙江省从资源小省变成名副其实的经济大省，并长期保持经济发展的活力，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有人把“浙江精神”归纳为：“四千精神”（走遍千山万水，道遍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尝遍千辛万苦）、“两板精神”（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
六、“陕西现象”必须遏制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几个现象：
陕西苹果都很受外地客商欢迎。但一些人卖苹果的箱里优劣混杂，甚至还有砖块和石头；
陕西猕猴桃名扬海外，但因膨大剂被客商拒之门外；
陕西是举世闻名的旅游城市，兵马俑、大雁塔等景点每日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但陕西的“窗口”却屡屡发生宰客事件：临潼一餐馆的香椿炒鸡蛋竟卖到60元，西安火车站的外地客屡屡被宰，给旅客留下极坏的印象；
陕西拍了不少影片，但给人留下印象的却是揭露落后面的影片：魏振海案、12•1大案，给招商引资工作造成严重影响；
……
这些短期行为对陕西投资环境造成的无形损失，是多少万箱苹果、多少亿斤猕猴桃和多少亿元旅游收入能挽回的吗？
每一个陕西人都必须反躬自问：陕西落后的症结究竟在哪里？遏制“陕西现象”的突破口在哪里？
杨永善在第二届陕西改革与发展论坛上疾呼：必须遏制“陕西现象”，再不遏制“陕西现象”，陕西还要继续落后！
杨永善提出：
遏制“陕西现象”，根本的问题是要解放领导的思想，树立与加快改革和发展相适应的新的思维理念。一个主要领导干部思想不解放，影响的是一个单位、一个企业、一个行业，甚至一个地区，就会影响到全局，影响到整个社会。人常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就是这个道理。
遏制“陕西现象”，要害问题是要从过去一些实事虚干，虚事又实干的思想状态下迅速解放出来。每个领导干部和群众不能将解放思想停留在嘴上，写在报告上，贴在墙上，喊在口号上，而不落实在行动中。一些部门和单位组织人员出外参观学习、考察，听了人家介绍感到生动，看到人家的业绩感到激动，心里产生很大的震动，但回到单位后却无多大行动。
遏制“陕西现象”，实现协调发展，重要的问题是要按照干部的标准选好人、用好人，使一些部门和一些同志从过去用人重言轻行以及官本位、政本位的思想状态下迅速解放出来。陕西历史悠久是好事，但封建传统思想遗毒影响较深，反映在用人问题上，一些同志官本位、政本位思想较为浓厚。
遏制“陕西现象”，实现协调发展，克服短期行为和临时观念是关键。
遏制“陕西现象”，主要问题是要千方百计抓住机遇。比如西部大开发对陕西来说就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通过西部大开发，可招商引资，加快陕西经济建设发展的步伐。但绝不能“招商引资，闭门宰客”，要将长远目标放在陕西经济发展上。
遏制“陕西现象”的蔓延，就是要充分发挥国外、省外陕籍人员、曾在陕西工作过或学习过的外省籍人员、驻陕部队、中央在陕的企事业单位等“大陕西”理念对全省及当地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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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永善简介
杨永善，男，1944年5月生，西安市临潼区人。1967年7月从西北财经学院工业经济专业本科毕业。现任陕西省统计局总统计师、高级统计师，兼任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统计学会理事，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陕西省统计学会常务副会长，陕西省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陕西省决策咨询委员会决策咨询委员，省社科院、西安交大中国西部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陕西省运筹学会、软科学研究会、档案学会、体改研究会、对外协作会、当代陕西研究会等学会的常务理事。20余年来，先后在国际统计学会、国家及省部级刊物上发表论文230余篇，出版专著、合著、主编、合编社科及经济类书籍31部，其中《如何使陕西经济驶入快车道》等30篇文章及《航空工业物资供应统计》等10本书籍，分别获国家、省部级一、二、三等奖。1988年以来，主持、参与评审国家和省上重大软科学课题42项，长期担任《陕西年鉴》副主编、《陕西统计年鉴》主编、《统计与社会》杂志主编。长期从事宏观经济的研究与经济的综合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