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中国请苏联专家设计好了三门峡水库，开工前中央曾召集国内专家70人讨论这个耗资巨大的工程。当时能够对苏联专家的方案提出不同意见的有温善章等数人，而完全反对在此修坝的只有黄万里一人。他力陈建坝拦河之害，说：“一定要修，将来要闯祸的，历史将要证明我说的观点。”并说，一定要修，请勿将河底的施工排水洞堵死，“以免他年觉悟到需要刷沙时重新在这里开洞”。当时高层听不进黄万里的诤言，不但坚持按苏联专家的设计堵死了排水洞，而且把黄万里打成了右派。三门峡水库1960年开始运转，第二年泥沙就淤积了渭河流域，良田浸没，土地盐碱化，威胁古都西安。于是只好降低水库水位，拆除15万千瓦发电机组，改装5万千瓦小机组，重新打通排水洞，以泄泥沙。
今天在黄万里先生逝世7周年之际，让我们一起重读赵诚先生的《长河孤旅》。
纪念黄万里：七年之痛，箭者为疆
黄万里先生不但是杰出的水利学家，也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楷模。他的一生，基本上与20世纪同行。他的命运，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缩影。
“以拯农为己志”，赴美国学水利
中国在从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轨的过程中，水利事业是国人最为关心的一项既古老又年轻的事业。1931年长江、汉水泛滥，水淹武汉三镇一百天，云梦县城一夜之间顿成泽国，死亡7万人。灾民凄惨，举国震撼。作为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创建人黄炎培的儿子，黄万里那时在心痛之余，就动过改学水利的念头。1933年黄河决口十几处，人命财产损失无数。惨痛的现实唤起许多青年奋志学习水利。黄万里再也平静不下来了，他和另两位唐山交大的校友一道，毅然放弃铁路桥梁工程师的职务，出国改学水利。听说黄河是最难治理的，黄万里便立志学水利治黄河。
一向忧国忧民的黄炎培先生曾多次对黄万里讲：“中国有历史以来，从来没有农民对不起统治者，只有统治者对不起农民。”希望他将来好好报效农民，一辈子为他们服务。面对江河泛滥给广大农民造成的灾难，黄万里哀民之痛，“改学水利，以拯农为己志”的一派豪情深得父亲的赞许。父亲介绍他去拜见自己的学生——中国水利界的重要人物、曾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的许心武先生。许心武对黄万里说：“这次大水后调查全国水利工程师所长的专业，竟皆长于土木工程之设计施工，没有一个懂得水文学的。而不通水文学等于未入水利之门，只是能设计施工罢了。”许先生嘱咐黄万里多学水文学，后者以自然地理为基础。于是，黄万里决定从水文学入门学习水利。
1933年，黄万里参加庚款赴美留学考试并被录取。1934年元旦，黄万里启程赴美。1934年2月至1935年2月，他在康奈尔大学修成了土木工程硕士。1935年8月，黄万里到另一所知名学府伊利诺大学继续深造，1937年2月获工程学博士学位，为该校第七名博士，也是在该校工程院获得博士学位的第一个中国人。黄万里攻读博士学位的主科是水利工程学，第一副科是地理学，主要是自然地理学，包括气象学、地质学等。他还师从经济地理学家布兰查德教授修习了欧洲地理、交通地理。数学为他攻读的第二副科，有高等代数、微分方程等。他在题为《瞬时流率时程线学说》的博士论文中，首创了从暴雨推算洪流的半经验半理论方法，引起业界注意。直到19年后，另一位学者纳什才提出了相似的方法。
徒步勘测河流
黄万里回国后，一个月内有浙江大学、北洋大学、东北大学三所高校请他去教书。浙大校长竺可桢先生还亲自登门并宴请，邀他出任水利系主任。但黄万里志在治河，他感到自己实际经验不足，想先当一个水利工程师，做点实际工作，到学校教书和谋官均非他的志趣所在。
1937年底，黄万里夫妇到达成都，住在大哥家。报到后，黄万里才知道，四川水利局长竟在杭江铁路共过事的老学长邵吉安。这位老学长当年就对黄万里印象极好，如今在大后方重逢，分外高兴。
报到约一个星期后，水利局派他带几个人参加全国水利勘测，到金沙江考察。去的时候乘飞机先到昆明，回来时步行，从昆明出发，沿金沙江支流普渡河走到普渡河与金沙江交汇处，再沿金沙江顺流而下，经昆明、昆阳、安宁、富民、禄劝、巧家、鲁甸、昭通、永善、绥江等云南十县和四川省雷波、屏山、宜宾等县，一路步行回到重庆，边走边勘测河道水情，历时三个月之久。
在那时的考察报告里，黄万里就注意到长江上游险滩很多，“纵使毁去，翌年大水时，支流将砂石冲入正河，复成一滩，必将淘不胜淘”。
甘肃治水，展露多方面才华
1946年春，黄万里回到阔别八年的南京。
黄万里不介入党派政治，只是觉得抗战既已胜利，是到了该为国家水利事业大展宏图的时候了。1946年，他到江西水利局总工程师，主持江西的水利规划。但水利部临时改变主意，决定派他到甘肃任水利局长兼总工程师，并催他立即赴任。
甘肃地处黄河上游，降雨量少，农业生产最重要的就是灌溉。黄万里在甘肃做的主要工作，一是整修旧的水利设施，建造新的水库水渠；二是勘探河西的地下水情况，以坎儿井的方式，与路易·艾黎的培黎工艺学校合作，尝试开发地下水。
黄万里在甘肃水利局长任上下工作了两年零两个月。这是他一生从事水利工作的一个高峰，也是他一生颇有华彩的阶段。在这里，黄万里独当一面，从运筹帷幄到具体的施工操作，从点将用兵到培训员工，从工程规划到资金运作，充分显示了自己的才华。他不仅是水利长才，而且是经营和行政的高手。遗憾的是，他早就显露的行政才能，在1949年以后连与之共事的人都不知晓，甚至他的孩子们也从未与闻。
反对三门峡建坝，力排众议，光荣孤立
也许是冥冥之中一种机缘和巧合，黄万里一生的命运都和与他同姓的那条不到万里也有好几千里的黄河息息相关。从1952年开始，中国向苏联政府聘请专家综合组帮助规划黄河治理。早在1955年关于黄河规划的第一次讨论会上，黄万里就力排众议，不同意苏联专家提出的规划。当时许多专家对规划交口称赞，只有黄万里发言反对。
1956年5月，黄万里向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提出《对于黄河三门峡水库现行规划方法的意见》，发表于《中国水利》1957年杂志第8期。《意见》指出：“四千年的治河经验使得中国先贤千年以前就在世界上最早地归纳出了四种防洪方法：沟洫或拦河蓄水，堤工堵水，束水浚深治河，缺口疏水。另外，近四十年来，中外学者融合德国人治河的理论和经验，又积累了不少新的知识。忽视这些知识，认为有了坝就可以解决下游防洪问题，是不妥当的。”
《意见》最后反复强调：三门峡筑坝后，下游的水危害将移到上游，出库清水将危害下游堤防。针对综合规划及三门峡筑坝已形成全国人大决议的难以挽回的现实，黄万里特别提出了三门峡大坝一定要能刷沙出库的建议，为日后泥沙大量淤积预作准备。
1957年三门峡要上马了，在一次专题讨论会上，黄万里再一次反对在三门峡建大坝。
苦难的历程
1958年黄万里被正式定为右派，工资从二级教授降至四级教授。从此开始了人生道路上的一个大转折，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受到很大的影响。他先是在密云水库工地上劳动改造，大饥荒后负责香山附近一个水文观测站的测量，每周去一次。他大部分时间在家中赋闲，既不能教学，也不能发表文章，从一个受人尊重的专业人士变成了政治上的贱民。
在密云水库劳动时，黄万里是戴罪之身，但参加建设还是一心一意的。这时已四十八岁的他与民工同吃、同住、同劳动。虽然年轻时他常在野外作业，身体很好，但这些年从事的是脑力劳动，干这种体力活对他来说是一种挑战。1959年2月他填过几首词，记述了当时的劳动生涯。
最后的遗言：治江四策
黄万里一生眷恋着祖国的江河。在他生命最后的日子里，2001年8月8日，他的学生沈英、赖敏儿夫妇来看他，他自知沉疴不起，与他们再次谈了治江之事。当时黄万里有些激动，沈英夫妇怕他激动，起身告辞，走后，黄万里觉得话没说完，又写下了最后的遗言：
万里老朽手所书
敏儿、沈英、夫爱妻姝：
治江原是国家大事，“蓄”、“拦”、“疏”及“挖”四策中，各段仍应以堤防“拦”为主，为主。
汉口段力求堤固。堤临水面宜打钢板桩，背水面宜以石砌，以策万全。盼注意，注意。
万里
遗嘱
2001年8月8日
黄万里的长女写了一篇评说父亲的文章，文章最后说： 2001年8月27日，黄万里走完了他人生最后的路程，离开了他魂萦梦绕的祖国江河大地。他走过了辛亥革命后的整个20世纪，远非淡泊名利、不食人间烟火的完人。但是，他和他那一代中国所有知识精英一样，背负着民族危难的沉重的十字架。他们不会忘记战火中苦难的人民，也不会忘记洪水肆虐下苦难的人民。正如黄万里诗中所说，‘临危献璞平生志’，临危献璞是他们的宿命。他们从西方学到了先进的科学技术，更学到了科学、理性的精神。他们懂得，科学的真理是独立于任何个人或集团的利益之外的，因此，他们决不会因为权势或偏见而放弃科学的真理。这就是黄万里在任何打击和挫折下总是坦然无忌的原因。他只说真话，不说假话，他只会说真话，不会说假话。他们活得太艰难了，可是也活得堂堂正正，活得有声有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