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 士 塔
余秋雨
本文选自《出走十五年》（“新经典文库／大师名作坊”丛书之一，余秋雨著，南海出版公司，2004年版）。文字略有改动。《道士塔》是一篇“文化随笔”，1988年与其姊妹篇《莫高窟》同时发表在《收获》杂志“文化苦旅”专栏，1992年又同时载入知识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文化苦旅》。作者把这本畅销书的书名定义为“极为苦涩的旅程”，其中既有旅途劳顿之苦，更有重新构建传统文化的思索之苦。
作者余秋雨，当代学者，作家。1946年8月生于浙江省余姚县桥头乡（今属慈溪市）。1968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曾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上海市人民政府咨询策划专家，上海市写作学会会长，复旦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东南大学、鲁迅美术学院客座教授，新加坡报业集团高级海外顾问等职。著有《戏剧理论史稿》《戏剧审美心理学》《中国戏剧文化史述》《艺术创造工程》和《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行者无疆》等一系列散文集。
一
莫高窟［1］大门外，有一条河；过河有一溜空地，高高低低建着几座僧人圆寂［2］塔。塔呈圆形，状近葫芦，外敷白色。从几座坍弛［3］的来看，塔心竖一木桩，四周以黄泥塑成，基座垒以青砖。历来住持莫高窟的僧侣都不富裕，从这里也可得到证明。夕阳西下，朔风凛冽，这个破落的塔群更显得悲凉。
有一座塔，由于修建年代较近，保存得较为完整。塔身有碑文，移步读去，猛然一惊：它的主人，竟然就是那个王圆箓［3］!
历史已有记载，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
我见过他的照片，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他原是湖北麻城的农民，逃荒到甘肃，做了道士。几经转折，不幸由他当了莫高窟的家，把持着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他从外国冒险家手里接过极少的钱财，让他们把难以计数的敦煌文物一箱箱运走。今天，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只得一次次屈辱地从外国博物馆买取敦煌文献的微缩胶卷，叹息一声，走到放大机前。
完全可以把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泄，但是，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倾泄也只是对牛弹琴，换得一个漠然的表情；让他这具无知的躯体全然肩起这笔文化重债，连我们也会觉得无聊。
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王道士只是这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一位年轻诗人写道，那天傍晚，当冒险家斯坦因［5］装满箱子的一队牛车正要启程，他回头看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
二
真不知道一个堂堂的佛教圣地，怎么会让一个道士来看管。中国的文官都到哪里去了？他们滔滔的奏折怎么从不提一句敦煌的事由？
其时已是20世纪初年，欧美的艺术家们正在酝酿着新世纪的突破。罗丹［6］正在他的工作室里雕塑，雷诺阿［7］、德加［8］、塞尚［9］已处于创作晚期，马奈［10］早就展出过他的《草地上的午餐》。他们中有人已向东方艺术投来歆羡的目光，而敦煌艺术正在王道士手上。
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欢到洞窟里转转，就像一个老农看着他的宅院。他对洞窟里的壁画有点不满，暗乎乎的，看着有点眼花。亮堂一点多好呢！他找了两个帮手，拎来一桶石灰。草扎的刷子装上一个长把，在石灰桶里蘸一蘸，开始他的粉刷。第一遍石灰刷得太薄，五颜六色还隐隐显现；农民做事就讲个认真，他再细细刷上第二遍。这儿空气干燥，一会儿，石灰已经干透。什么也没有了，唐代的笑容，宋代的衣冠，洞中成了一片净白。道士擦了一把汗，憨厚地一笑，顺便打听了一下石灰的市价。他算来算去，觉得暂时没有必要把更多的洞窟刷白，就刷这几个吧！他达观地放下了刷把。
当几面洞壁全都刷白，中座的塑雕就显得过分惹眼。在一个干干净净的“农舍”里，她们婀娜的体态过于招摇，她们柔美的浅笑有点尴尬。道士想起了自己的身份：一个道士，何不在这里搞上几个天师［11］、灵官菩萨［12］呢？他吩咐帮手去借几个铁锤，让原先几座塑雕委屈一下。事情干得不赖，才几下──婀娜的体态变成碎片，柔美的浅笑变成了泥巴。听说邻村有几个泥匠，请了来；拌点泥，开始堆塑他的天师和灵官。泥匠说从没干过这种活计，道士安慰道：不妨，有那点意思就成。于是，像顽童堆造雪人，这里是鼻子，这里是手脚，总算也能稳稳坐住。行了，再拿石灰把它们刷白。画一双眼，还有胡子，像模像样。道士吐了一口气，谢过几个泥匠，再作下一步筹划。
今天，我走进这几个洞窟，对着惨白的墙壁、惨白的怪像，大脑中也是一片惨白。我几乎不会言动，眼前直晃动着那些刷把和铁锤。“住手！”我在心底痛苦地呼喊，只见王道士转过脸来，满眼困惑不解。是啊，他在整理他的宅院，闲人何必喧哗？我甚至想向他跪下，低声求他：“请等一等，等一等……”但是等什么呢？我大脑中依然一片惨白。
三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清晨［13］，王道士依然早起，辛辛苦苦地清除着一个洞窟中的积沙。没想到墙壁一震，裂开一条缝，里边似乎还有一个隐藏的洞穴。王道士有点奇怪，急忙把洞穴打开──嗬，满满实实一洞的古物！
王道士完全不能明白：这天早晨，他打开了一个轰动世界的门户。一门永久性的学问，将靠着这个洞穴建立；无数才华横溢的学者，将为这个洞穴耗尽终生；中国的荣耀和耻辱，将由这个洞穴吞吐。
现在，他正衔着旱烟管，趴在洞窟里随手翻检。他当然看不懂这些东西，只觉得事情有点蹊跷。为何正好我在这儿时墙壁裂缝了呢？或许是神对我的酬劳？趁下次到县城，检了几个经卷给县长看看，顺便说说这桩奇事。
县长是个文官，稍稍掂出了事情的分量。不久，甘肃学台［14］叶昌炽［15］也知道了。他是金石学家［16］，懂得洞窟的价值，建议藩台［17］把这些文物运到省城保管。但是，东西很多，运费不低，官僚们又犹豫了。只有王道士一次次随手取一点出来的文物，在官场上送来送去。
中国是穷；但只要看看这些官僚豪华的生活排场，就知道绝不会穷到筹不出这笔运费。中国官员也不是都没有学问，他们也已在窗明几净的书房里翻动出土经卷，推测着书写朝代了；但他们没有那副赤肠，下个决心，把祖国的遗产好好保护一下。他们文雅地摸着胡须，吩咐手下：“什么时候，叫那个道士再送几件来！”已得的几件，包装一下，算是送给哪位京官的生日礼品。
就在这时，欧美的学者──汉学家、考古家、冒险家，却不远万里，风餐露宿，朝敦煌赶来。他们愿意变卖掉自己的全部财产，充作偷运一两件文物回去的路费；他们愿意吃苦，愿意冒着葬身沙漠的危险，甚至做好了被打、被杀的准备，朝这个刚刚打开的洞窟赶来。他们在沙漠里燃起了股股炊烟，而中国官员的客厅里，也正茶香缕缕。
没有任何关卡，没有任何手续，外国人直接走到了那个洞窟跟前。洞窟砌了一道墙，上了一把锁，钥匙挂在王道士的裤腰带上。外国人未免有点遗憾，他们万里冲刺的最后一站，没有遇到森严的文物保护机构，没有碰见冷漠的博物馆馆长，甚至也没有遇到看守和门卫；一切的一切，竟是这个肮脏的土道士。他们只得幽默地耸耸肩。
略略交谈几句，就知道了道士的品位。原先设想好的种种方案纯属多余，道士要的只是一笔最轻松的小买卖；就像用两枚针换一只鸡，一颗钮扣换一篮青菜。要详细地复述这笔交易，也许我的笔会不太沉稳，我只能简略地说：光绪三十一年十月，俄国人勃奥鲁切夫［18］用一点点随身带着的俄国商品，换取了一大批文书经卷；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匈牙利人斯坦因用一叠子银元换取了24大箱经卷、3箱织绢和绘画；光绪三十四年七月，法国人伯希和［19］又用少量银元换去了10大车、6 000多卷写本和画卷；宣统三年十月，日本人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20］用难以想象的低价换取了三百多卷写本和两尊唐塑；民国三年，斯坦因第二次又来，仍用一点银元换去5大箱、600多卷经卷……
道士也有过犹豫，怕这样会得罪了神。解除这种犹豫十分简单，那个斯坦因就哄他说：自己十分崇拜唐僧［21］。这次是倒溯着唐僧的脚印，从印度到中国取经来了。好，既然是洋唐僧，那就取走吧！王道士爽快地打开了门。这里不用任何外交辞令，只需要几句现编的童话。一箱子，又一箱子；一大车，又一大车。都装好了，扎紧了，吁──车队出发了。
没有走向省城，因为老爷早就说过，没有运费。好吧，那就运到伦敦，运到巴黎，运到东京，运到彼得堡。
王道士频频点头，深深鞠躬，还送出一程。他恭敬地称斯坦因为“司大人讳代诺”，称伯希和为“贝大人讳希和”。他的口袋里有了一些沉甸甸的银元，这是平常化缘时很难得到的。他依依惜别，感谢司大人、贝大人的“布施”。车队已经走远，他还站在路口。沙漠上，两道深深的车辙。
斯坦因他们回到自己的国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们的学术报告和探险报告，时时激起如雷的掌声。他们在叙述中常常提到古怪的王道士，让外国听众感到，从这样一个蠢人手中抢救出这笔遗产，是多么重要。他们不断暗示：是他们的长途跋涉，使敦煌文献从黑暗走向光明。
他们都是富有实干精神的学者，在学术上，我可以佩服他们；但是，他们的论述中遗忘了一些最基本的前提，出来辩驳为时已晚。我心头只是浮现出一个当代中国青年的几行诗句，那是他写给火烧圆明园的额尔金［22］勋爵的：
我好恨
恨我没早生一个世纪
使我能与你对视着站立在
阴森幽暗的古堡
晨光微露的旷野
要么我拾起你扔下的白手套
要么你接住我甩过去的剑
要么你我各乘一匹战马
远远离开遮天的帅旗
离开如云的战阵
决胜负于城下……
对于这批学者，这些诗句或许太硬。但我确实想用这种方式，拦住他们的车队；对视着，站立在沙漠里。他们会说，你们无力研究；那么好，先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比比学问高低。什么都成，就是不能这么悄悄地运走祖先给我们的遗赠。
我不禁又叹息了，要是车队果真被我拦下来了，然后，怎么办呢？我只得送缴当时的京城，运费姑且不计。当时，洞窟文献不是确也有一批送京的吗？其情景是，没装木箱，只用席子乱捆，沿途官员伸手进去就取走一把，在哪儿歇脚又得留下几捆。结果，到京城时已零零落落，不成样子。
偌大的中国，竟存不下几卷经文！比之于被官员们大量作践的情景，我有时甚至想狠心说一句：宁肯存放在伦敦博物馆里！这句话终究说得不太舒心。被我拦住的车队，究竟应该驶向哪里？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我只能让他停驻在沙漠里，然后大哭一场。
我好恨！
四
不止是我在恨。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比我恨得还狠。他们不愿意抒发感情，只是铁板着脸，一钻几十年，研究敦煌文献。文献的胶卷可以从外国买来，越是屈辱，越是加紧钻研。
我去时，一次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正在莫高窟举行。几天会罢，一位日本学者用沉重的语调作了一个说明：“我想纠正一个过去的说法。这几年的成果已经表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
中国的专家没有太大的激动。他们默默地离开了会场，从王道士的圆寂塔前走过。
【注释】
［1］莫高窟：也叫“千佛洞”。中国著名的石窟。位于甘肃省敦煌市东南。
［2］圆寂：译自梵语Parinirvāna（般涅槃），即“涅槃”。佛教所要达到的一种最高境界，功德圆满而烦恼寂灭。后来，僧尼逝世也称“圆寂”或“涅槃”。
［3］坍弛：倒塌，毁坏。
［4］王圆箓（1850～1931）：敦煌藏经洞的发现者。又名元录、圆禄。湖北省麻城县（今麻城市）人。流落肃州（今甘肃省酒泉市），曾入巡防营为兵勇。退伍后成为道士，道号法真。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前后，至敦煌莫高窟，为“主持”。箓（lù），道教秘文。
［5］斯坦因（1862～1943）：英国考古学家。原籍匈牙利。曾经3次到我国新疆、甘肃地区非法测量和盗取文物。
［6］罗丹（1840～1917）：法国雕塑家。著有《艺术论》。
［7］雷诺阿（1841～1919）：法国画家，属于印象画派。
［8］德加（1834～1917）：法国画家。
［9］塞尚（1839～1906）：法国画家，后期印象派代表。
［10］马奈（1832～1883）：法国画家。其布面油画《草地上的午餐》创作于1863年。
［11］天师：对僧道术士的尊称。
［12］灵官菩萨：传说为佛教地藏菩萨从道教中请来的护法菩萨，手持钢鞭，脚踏风火轮，有三只眼睛。
［13］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即公元1900年6月22日。原著误为“一九〇〇年五月二十六日”，把纪年的“皇历（夏历）”折算为“公历”，而纪月、纪日却直接转录，两种历法杂糅，不妥。因此，下文的“一九〇五年十月”、“一九〇七年五月”、“一九〇八年七月”、“一九一一年十月”和“一九一四年”，已分别改为“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光绪三十四年七月”、“宣统三年十月”和“民国三年”。
［14］学台：清代学官“提督学政”的俗称，简称为“学政”。
［15］叶昌炽（1847～1917）：清光绪进士。曾任甘肃学政。原著误为“叶炽昌”。
［16］金石学：考古学的前身。以古代铜器和石刻为研究对象。
［17］藩台：清代“布政使”的别称。总督和巡抚的属官。
［18］勃奥鲁切夫：俄国人。生平不详。
［19］伯希和（1878～1945）：法国汉学家。1906～1908活动于新疆、甘肃一带，盗运大量珍贵的敦煌文物到法国。
［20］吉川小一郎（1885～1978）：日本京都西本愿寺僧人。擅长拍照。加入大谷光瑞（1876～1948）探险队，1912年伙同另一日本僧人橘瑞超（1890～1968）到敦煌藏经洞，盗走敦煌写本400多件。
［21］唐僧：外国人对唐代出国取经、说法的中国僧人的称呼。
［22］额尔金：指“小额尔金”──詹姆斯·布鲁斯（1811～1863），系“老额尔金”──托马斯·布鲁斯（1766～1841）之子。历任牙买加总督，加拿大总督，英国对华全权专使，印度总督。1860年10月指挥英法联军抢劫并焚毁北京圆明园。
【感悟】
《文化苦旅》一书的主调是凭借山水风物以寻求文化灵魂和人生秘谛，探索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和中国文人的人格构成。《道士塔》一文通过古老的物象，描述了大漠荒荒的黄河文明的盛衰，历史的深邃苍凉之感凝聚在作者的笔端。
英法联军入侵中国北京，劫掠并焚毁了圆明园，巴特雷上尉曾写信炫耀此事；想不到，雨果先生视“同胞”如寇仇，在回信中义正辞严地声讨了他！几十年之后，清政府的藩台和学台们不爱惜文化遗产，大量的莫高窟国宝从道士王圆箓的手底下流失到海外；又过了几十年，当代学者余秋雨为之呼天抢地，痛心疾首，欲哭无泪！
王圆箓发现的敦煌藏经洞，遭受了令人椎胸泣血的灭顶之灾。罪魁祸首都是谁呢？王圆箓一个人担得起这样沉重的历史责任吗？英国的斯坦因，俄国的勃奥鲁切夫，法国的伯希和，日本大谷光瑞手下的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他们是科学家，还是骗子？是探险家，还是强盗？
我们需要富于理性的思考：火烧圆明园和掠夺莫高窟，两个话题的相关之处是什么？法国作家的回信《致巴特雷上尉》和中国作家的随笔《道士塔》，两篇文章的相似之处是什么？雨果先生和余秋雨教授，两位作者的相同之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