祸从口出，我们的少年时代有点沉重
在每个人的生命中，都会有一些事被烙在记忆深处，尤其是在特定的生存环境和社会背景下发生的哪怕是很细小的事，也会令人久久难以释怀。我的少年时代，就常常因为祸从口出，总显得有些许沉重。
我的那个多梦时节，恰逢共和国的多事之秋，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懵懂无知的我压根儿就不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
二年级时，有一天课间，同桌的那个女生拿出一颗鸡蛋向我炫耀：“今天我生日”。
是啊，那时的乡村生活太艰苦了，孩子生日能吃上一个鸡蛋就算是很难得的了。羡慕之余，不知咋的，我忽然记起母亲常说，孩子的生日，妈妈的难日，便不加思索、“恰到好处”地“卖弄”一下：“那就是说九年前的今天，你妈生了你。你的生日，就是你妈的难日。”
哪想到这竟然惹得可爱的小女生红颜大怒，立马向老师报告：“某某说流氓话”。
天哪，这也叫流氓话！当时心里想，老师肯定不会这样认为的，一定会为我“主持公道”。然而，那位一向和蔼可亲的蔡老师弄清来龙去脉后，却变得异常严肃：“你是什么成分？”
“贫农”。
“贫农出生的学生思想意识怎么这样下流哇？”
“我……”
一万分的委屈，尽管努力挣扎，还是无能为力去为自己辩解。
“谁教你的？”
“没有，没有，我自己瞎说的！”
知道自己闯了祸，不敢再多说一字字，唯恐节外生枝。
于是，写了少年时代第一份检查，并被罚着站在门外上了一节课。
那时时兴“勤工俭学”，我所在小学的“主营业务”是织草席和养兔子。
三年级下学期，那是个金色的秋天，我和同学们去差不多有四五里路的地方运茅草。当一大捆茅草背上肩时，起初的那份兴高采烈劲儿就被削减了许多。
班上有个姓王的同学，个头特小，也摊上了同样的一捆。感觉到肩上的份量，心想，他肯定承受不了吧？便向老师报告：“老师，王某某同学个子这么矮，可不可以让他少背点儿？”
老师用严厉的目光盯了我许久，盯得我终于不敢再吱声。一路上看到王同学吃力的样子，想替他分担一点的念头都没敢说出来。
放学前的“劳动心得”课气氛相当凝重，我被老师“请”到讲台前，郑重地“表扬”了一番：“王某某同学剥削阶级出身，没有罚他多背就已经仁至义尽了，可是某某同学竟然反过来为他说情，你的阶级立场哪去了？你的政治觉悟哪去了？大家说该不该批判呀？”
“应该批判！”同学们齐声高喊。
“这是原则性问题！一定要严肃处分，并且记在你的档案里！”
我变得越来越小心谨慎，一再提醒自己不要再“口无遮拦”，可还是闯了不少祸，比如一个同学被冤枉偷了别人的钢笔，因为我有足够理由便替他作证没有“作案时间”，因而沦为庇护“坏人”的同犯；因为一次在课堂上不知哪根神经搭错了，竟脱口而出把老师喊做“娘”，结果“涉嫌侮辱老师”被关了整整半天禁闭……
我不清楚自己的内向性格是否与那时的遭遇有关，好在现在一切早已成为过去，那种不可思议的、动辄上纲上线的尴尬、无奈历史已然一去不复返。置身当今言论自由、社会文明、政治民主的和谐环境，怎能不感慨不已、感奋不已，并且倍加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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