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星斗论中国思维问题

鲁迅会鬼谷子

鲁迅至颖川阳城寻访鬼谷子，不遇，又辗转至楚之当阳老虎洞，得会。

鬼谷子请鲁迅一道坐于老虎洞里一个最大的石矶上，众弟子苏秦、张仪、孙膑、庞涓、计然、茅蒙围成一圈，盘坐于地，一只花斑猛虎睡卧洞口。

鬼谷子问：“周先生从民国来此，不知有何要事？”

鲁迅瞟了一眼老虎，见这大虫一直睡着，遂定了定神，答道：“后生也处于社会遽变之世，痛感革新图强以及反省民族性格之迫切，因此决心来见先生，当面请教”。

鬼谷子说：“你诚心可嘉，定当大任。有问题就开门见山吧”。

鲁迅连忙说：“谢谢先生！我不明白，东周乱世，天崩地坼，‘公侯无道德，贪利诈伪者作’，‘人心险于山川’，先生不像庄周‘奔逸绝俗’、‘自藏于畔’ 、不过问现实政治，而是在隐居时研讨揣摩飞钳之道，在此秘授弟子，以图权贵，这是作何考虑？”

鬼谷子答：“我听说你被称为二十世纪的思想大师，定然对中华民族之精神有深刻的领悟。中国人往往入世出世都不坚决，脚踏入世、出世两只船。孟子称：‘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明朝的洪应明称：‘居轩冕之中，不可无山林的气味；处林泉之下，须要怀廊庙的经伦’”。

“先生竟然知道身后两千年的洪应明！看来您真能洞悉未来，怪不得后世都把您尊为相命之祖呢！”鲁迅禁不住啧啧称赞。

苏秦解释道：“老师的确‘为众生之先’，‘知存亡之门户’。不过，老师是通过研习宇宙时空之理，才具备这种超能力的。其道理与洋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宇宙学之‘时间隧道’的发现不谋而合。周先生不也是借助于‘时间隧道’才来到这里的吗？！”

鲁迅连连点头称是。

鬼谷子继续说道：“中国人即使隐遁，也希望‘以在野之身应在朝之命’，期盼着有一天能施展自己的宏图大略。所以，孔子说‘隐居以求志’，诸葛亮诗云‘聊寄傲于琴书兮，以待天时’。我作为一个典型的中国人，自然不甘于只是做‘与天为一’的‘真人’，成天与老虎作伴，‘入兽不乱群，入鸟不乱行’，而是希求平治天下，获得功名富贵。为此，我收徒讲学，研究纵横、捭阖、揣摩、抵戏、飞钳、钓言、权谋之道，希望弟子们能灵性通达，学有所成，致力于连横合纵，实现我的宏愿”。

“大哉鬼谷先生！我记得您曾说过：‘世无可抵，则深隐而待时；时有可抵，则为之谋’，您虽隐居，与青山绿水为伴，但仍然怀救世之热心，令后生敬佩不已”。鲁迅情绪高昂，赞不绝口。

茅蒙道：“老师的确让人敬佩，不过，这样累其形而劳其心，还是未摆脱世俗名利之心。我只想学到老师的成仙之道，‘乘桴浮于海’，或者像老师所说‘同天而合道，执一而养产万物，怀天心，施德养，无为以包志虑’，多么逍遥！”。

“名利之心，有何不好？大工、大农、大商，国之三宝。没有名利之心，国家能发展吗？百姓能活命吗？”计然反驳道。

“世上的人都蝇营狗苟，尔虞我诈，像茅兄‘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不怕被人看作书呆子吗？”庞涓亦禁不住插嘴。

鬼谷子对庞涓所说，面露不悦。鲁迅赶忙岔开话题，问道：“鬼谷先生，我要请教的是，中国人知进知退，亦儒亦道，亦法亦禅，这种思想有何弊端呢？”

“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君子得其时则鸣，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这说明中国文化是两面文化。一方面是现实主义的儒家思想、法家手腕，强调世俗生活，以官为本位，以家庭为本位，以伦理为本位，以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目标，另一方面是理想主义的道家追求、禅家风范，热衷于神仙巫术，主张恬淡无为，自然适意，精神解放。以上两者就象太极图阴阳鱼，相辅相成，共同组成斯芬克思式的中国文化。这种文化有其优点，但也的确有其弊端。第一，它表明中国人聪明、做事懂得变通，深谙人生进退的节度、刚柔相济的谋略，但从坏的方面来讲，中国人太圆滑，没有执着精神，缺乏西方人‘我不下地狱，谁下’、‘我有入世的胆量，下界的苦乐我要一概担当’这种勇往直前、决不退避、‘以悲剧情绪透入人生’的勇气。当中国人面临挫折、官场失意时，马上会遁身道禅，过着淡泊散逸的生活。道禅作为中国文化的补结构，使失意的知识分子找到了精神庇护所。中国古代士大夫中，十有八九都迷恋道禅”。

“对不起，我打断一下。西方人的确执着偏激，主张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在挫折面前不退却，容易陷入极度悲痛而自杀，但他们不也有基督教作为精神避难所吗？”鲁迅插话道。

鬼谷子解释说：“基督教一方面提供了人世之外的天堂、地狱、神的想像，此世不可即，另一方面它以宗教方式宣扬人世拼搏精神，所以它既是精神避难所，又是人生加油站。中国的道禅关注的却是此世此生，它使人恬静飘逸，甚至消沉，陶渊明称‘数卷诗书世外逃’，李白称‘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苏东坡称‘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唐伯虎称‘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

“是的，我研读过西方经典，发现基督教新教主张劳动，拼搏，创造，勤俭，致富，它鼓励集财、行善，信徒只有这样做，死后才能挤进天堂。教会往往拥有最大的商船队，控制了大量的土地、财富。所以，基督教与其说是超脱的，不如说是现实的，它引导世人劳动、创造、奋斗。对吗？”鲁迅谨慎地问道。

“对。洋人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书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还是回到前面所说的两面文化的弊端吧，第二点是，中国人入世时太世故，精于勾心斗角、搞阴谋诡计，在中国社会活得也太累。我也只好以毒攻毒，提出了一些被后人指责为‘妾妇之道’、‘蛇鼠之智’的计谋。我不明白，为何历代人都对我极尽攻击之能事，甚至骂我为‘小人’，其实，我只是说了人们只敢做不敢说的话而已”。鬼谷子颇感委屈。

鲁迅怕鬼谷子伤心，连忙称赞说：“先生不是教导人们应该怎样做，而是告诉人们现实是怎样的，这也需要非凡的勇气。您不仅是思想巨人，而且被二十世纪的人尊为文斗之祖呢！”

鬼谷子听鲁迅这样讲，遂转悲为喜，说道：“我也知道后世也不乏对我大加赞赏的人。宋代的高似孙就称我为‘一代之雄’。咳！这些是是非非就不说了，还是回到正题吧。中国人入世不仅是非多，而且太世俗、太现实、太‘重生’。这个‘重生’，不完全是重视生命，而是一味强调‘活着’，如老庄寻求‘保身’‘全生’之道，道教追求成为长寿的神仙，俗话也说‘好死不如赖活着’。活着时，国人又太沉溺于官位、名利、食色，以至于官文化、吃文化等蔚为大观，以至于唯利是图者充于门庭，以至于妻妾成群、儿孙满堂”。鬼谷子越说越激动，口也渴了，忙吩咐童子取清溪山的泉水来，给鲁迅也倒上一满碗。鲁迅一饮而尽。

“鬼谷先生，我也有一个观点，不知对不对？即我认为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的国度，中国佛教的最大流派禅宗以及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都是打着宗教之名行世俗之实”。鲁迅接过了话题，见鬼谷子点头赞成，便继续说道：“中国不仅没有宗教，甚至没有完整的神话。中国的神话如盘古、女娲、后羿、嫦娥、夸父、愚公的故事等都显得支离破碎，缺乏古希腊神话、印度神话的连续性、系统性。有人考证，盘古还是从波斯神话而来。这些都说明，国人沉浸于世俗生活，很少有超越世俗的思考和想象”。

“我赞同你的观点。禅宗追求的是自然适意、精神自由的境界，禅士最重视现实生活；道教教导人们如何长寿成仙、祛病延年，其神即神仙，是世间的而不是天外的，实际上，它们都没有了宗教对世人的约束、监督的功能，不成其为宗教了。”张仪也开始鼓动他的伶牙俐齿，象是在锻炼他的雄辩才华：“所谓的‘儒教’更不是真正的宗教了，其‘法’、‘僧’、‘寺’等基本要素都不完备。妈祖、财神、灶神崇拜只是一种简单的信仰，也谈不上是合格的宗教。看来国人对世俗之外的、死后的、神的东西都不太感兴趣，更不会像西方人、印度人那样对之孜孜以求了。孔子就说：‘未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远之’，庄子说：‘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

象是发现鬼谷子在利用这个机会考察弟子们的学业、辩才，孙膑也争先恐后地发言：“中国人追求现世的福、禄、寿，欣赏大红大绿，如红喜字、红灯笼、鲤鱼画。面对死人、坟墓，要供上饭、肉、水果，烧上纸钱，的确很世俗。不过，很世俗说明很实际，中国人是现实主义者。这有什么不好呢？我看有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中国人缺少足够的想象和浪漫，神话不够丰富，哲学也局限于尘世之内。虽然西方人批评中国人没有超越世俗的思考的说法不对，中国的超越性思考不在宗教方面，而在哲学如道家哲学方面，但准确地说道家对世俗不是超越而是‘超切’，是既超出又切入、若即若离的状态。中国人温柔敦厚，少年老成，想象力不足，这就影响到文学的成就。第二，中国人对自然、宇宙等世俗之外的东西没有探索的欲望，近代科学也就不会在中国诞生了。屈原的《天问》只有类于‘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暗，谁能极之？’，庄周的《天运》只有类于‘天其运乎？地其处乎？日月其争于所乎？孰主张是？孰维纲是？孰居无事而推行是？’等笼统的提问和描述，庄子还有‘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荀子还有‘戡天’、‘制天命而用之’的豪言壮语，可惜中国人的兴趣到此为止了。中国古代实用技术很发达，但科学却几乎停滞不前”

鬼谷子说到：“孙膑的说法是否正确，以后我们再讨论。我接着说两面文化弊端的第三点，中国人的出世往往不是穴居野处，斩断尘根，而是‘在世出世’，或者是‘身在江湖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俗话说：‘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陶潜云：‘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苏轼云：‘万人如海一身藏’，范仲淹云：‘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庄子云：‘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身而弗见也’，又云：‘遭治世不避其任’，‘入其俗，从其俗’，‘吾将曳尾于涂中’。中国禅宗也主张：坐卧行走即禅，喜笑怒骂即禅，名利往来即禅，为官作工即禅。中国古代只有象许由、伯夷、叔齐等极少数人是立志于做‘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这样的弃世无累的神人。国人的这种‘在家出家’的态度决定了中国没有宗教，没有宗教在某个思想位于独尊地位的年代看不出问题，但在象魏晋时、打倒孔家店之后这样的混乱时期便显露出缺乏主体民族精神的毛病，特别是在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传统的意识形态衰落了，中国社会的精神空白的现象变得十分突出”。

“我曾经极力批判吃人的儒家道德，这在当时是有必要的，但我确实没想到急进的五四运动造成了文化断层的问题”。鲁迅有些自责不安。

鬼谷子赶忙收场道：“今天就讨论到这儿吧？”

鲁迅说：“好！谢谢先生和诸位的指教。我明天去姑射山，回头再来拜访”。

鲁迅起身，见那大虫已醒，虎视眈眈，不禁打了一个寒颤，迈不动步，鬼谷子早已察觉，遂送他下山，两人骑虎同行。

胡适会庄周

胡适乘“先驱”号超光速火箭，来到云梦山，欲拜见暂时在此隐居写作的蒙人庄周。入得深山大泽，见鸟兽相哺，鱼虾相嚅，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人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不禁喟然叹道：“羲皇上人，‘逍遥于天地之间’，可敬可羡！”，又道：“天地有大美而不言！”，遂物我两忘，不知所之，直到黄昏，经童子指引，才来到一草庐之前。胡适见一中年人仙风道骨，童颜羽衣，正在织草席，料想是庄子，趋前便拜道：“大师！后生千里来访，请受一拜！”谁知庄子先是一愣，然后淡然说道：“吾终身不仕，你怎么又来了？”胡适猜想是先生看错人了，因此解释道：“后生乃民国时的胡适，专程来向您求教的”，庄子一听是‘胡适’不是‘吴斯’，遂礼请来客席地就坐。庄妻本在里屋对镜梳妆，见又来一位英俊风流的小伙子，心中一喜，又听得院子里的对话，忙乖巧地端来泉水，说道：“胡先生请多包涵，先喝一口水。刚才来了一位楚威王的使者，名叫吴斯，以重金为礼，想聘夫子去当丞相，夫子竟然不去，还说‘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他如此迂腐、清高，还叫人家‘滚开’！你倒地便拜，他以为使者又来了”。胡适“哦”了一声，与庄子相视一笑，似有前缘。

寒喧过后，胡适道：“大师，您对中国文化的贡献绝不亚于孔夫子。中国文化与其说是儒道互补的，不如说是孔庄互补的。特别是，您奠定了国人心理的基础，从正面说，淡泊名利，天人合一，尊重人性，法天贵真，宽容豁达，人格独立，等等；从反面说，逃避竞争，厌恶科技，混淆是非，阿Q精神，等等，都以您的思想为源头。您还对国人的思维方式有深刻的揭示。在此，我特想请您再谈谈中国思维方式。

庄子道：“好吧。任何思想和思维方式都是在特定的环境空间中产生的，中华民族也有她的背景舞台 ，在这个舞台上生存、发展、斗争、思考，逐渐凝聚、升华成自己的传统、性格和思维模式。先讲讲中国的背景舞台吧。地理上，有三个特点，第一，中国是个封闭的大陆型国家，四周是高山、大海、沙漠或高原，外部相对弱小的力量不易冲击入内，内部地域辽阔，土地肥沃，有足够大的用武或耕作之地，使得中国人夜郎自大，误认为这就是整个‘天下’，因此不需要到海上或别处去冒险、征战，只有成吉思汗除外。可以说，中国人是真正的和平主义者。最能反映中国人特别是中原人、江南人自鸣得意心理的，莫过于这样一个传说：宋朝柳永有《望海潮》之词‘东南形胜，江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廉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重湖叠岩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金主完颜亮听后，羡慕不已，决心南侵。近人谢处厚责备道：‘谁把西湖曲子呕？荷花十里桂三秋。那知卉木无情物，牵动长江万里愁’”。胡适插话道：“现在我们才知道，中国的国土并不肥沃，山地占67%，海拔1000米以上的占40%，4000米以上的占24%，有大面积的高原、沙漠，平原只占8.5%,而美国、欧洲的平原占50%左右，中国的耕地面积只占世界的7%”。庄、胡的高谈阔论，吸引来了在屋后竹林里练‘坐忘’、‘心斋’功法的庄门弟子彭蒙、田骈、东郭子等人。庄子批评道：“看看你们练功不专！”众弟子嘿嘿一笑，田子说：“你们讲的，我闻所未闻，想在此讨教”。庄子道：“谅你们求知心切，但要记住‘天下每每大乱，罪在乎好知’，应‘绝圣弃知’，重在提高自己的境界”。弟子们同声应答。庄子继续说道：“由于中国人的生活范围主要在陆地，天天与高山打交道，所以形成了崇山的性格，孔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这里‘仁者’是比‘知者’思想境界更高的人；而西方人崇水或者说崇海，黑格尔说：‘水性使人通，山性使人塞’，可见，中西思想差异之大。大陆环境使得中国人热爱大自然 . . . . . .”

“怪不得老师赞赏‘与天为徒’，‘与物为春’，还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合一’。您还告诉我们，后世的陶渊明也是热爱大自然的典范，他写到‘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知返’，‘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 . . . .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彭蒙以极为欣赏的口气吟诵着。

东郭子说：“陶潜还有‘采菊东篱下 ……种桑长江边’的诗，太浪漫了！”

“是呀，是很浪漫，可是山岭导致闭塞，崇尚自然使得缺乏‘战胜大自然’从而诞生现代科学的人文基础条件。崇尚自然必然追求宁静，孔子说‘知者动，仁者静’，而这又导致无竞争心理，老子盛赞‘不争’之德，孔子称‘君子衿而不争’。中国地理环境的第二个特点是内部回旋余地大，有许多天然封闭的地区，如四川、山西、陕西、东北等，是养兵蓄锐、藏龙卧虎之处；还有一些地方如三山五岳，是隐遁绝尘之处，它们养育了道禅文化。第三个特点是北南地理环境差距大。北部以经常决堤、泛滥的黄河为中心，‘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在抵御黄河灾害、兴建大规模工程中，逐渐形成了主张变化、运动、秩序的理性主义的北方文化，它以周文化、儒家、法家、易经、阴阳五行学说等为代表。南部以长江、珠江为中心，崇山峻岭，土地割据，小农经济如汪洋大海；而且，南方山清水秀，天人为友，逐渐形成了主张静柔、和谐、无序、自由、散漫，崇尚直觉、浪漫的感性主义的文化，它以楚文化、道家、道教、楚辞等为代表。中国文化的儒道互补，也是北方、南方文化的交融互补。最后，北方的建设社会的秩序思想和南方的直觉、体验、悟性的思维方式分别略占上风”。庄子说到这儿，见妻子素娥摘得一筐野果拿来，便招呼胡适道：“你著有《尝试集》，也尝试一下这儿的红梅、杏子，然后再写一本诗集吧”。胡适一尝，酸不可耐，做出怪相，引得众人哈哈大笑。胡适说：“人生只有尝遍酸甜苦辣，才能大彻大悟，象先生这样‘游乎尘垢之外’，处于圹垠之野”。庄子默然。

良久，庄子振奋精神，道：“下面我再讲讲经济背景。由于中国是个大陆国家，人民赖土地而生，因此土地是国人的命根子，也是国家政治的基础。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土地兼并和再分配的历史。地主通过收购破落农民的土地而发家，农民因流离失所而举起‘均田地’的义旗，从汉代张鲁起义到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共产主义革命，都重演着相似的历史。洋人斯大林曾怀疑中共是不是共产党，他认为农民土地改良运动不是革命，其实，他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不了解土地改良在中国的重要性。毛泽东说：解决了土地问题，就赢得了农民；赢得了农民，就赢得了中国。可见，解决土地问题成了解决政权问题。中国经济背景的另一方面是，中国是个以小农经济为主、以家庭手工业为辅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特别是周朝之后，极端尚农。商朝时，牧业、商业还较发达，可到周朝，随着人口剧增，就只重视粮食种植业了，而且，盯着粮食搞粮食，生态破坏，劳动生产率不断下降。越穷越垦，越垦越穷。周朝的始祖后稷即为中华农祖。再说中国思想，无论是精华还是糟粕，都源于土地和农业社会。孔子的‘仁’、‘礼’、‘和’是乡间亲情的延伸和概括，孟子的‘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的仁政社会，只是风清弊绝的乡土社会，老子的‘无为’本质上是‘帝力于我何有哉？’的小农智慧，韩非的专制思想更是农业社会的必然产物，小农的安土重迁、老死不相往来、逆来顺受成为封建专制的最佳土壤。最后说一下中华思想的社会背景吧。中国人靠土地为生，而土地是不能移动的，因此只能祖祖辈辈生活在同一地方，耕田而食，凿井而饮，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依血缘形成大的宗族，这种形式称之为家族制度或宗法制度。在家族中只有纵向的权力，族长或家长对成员往往具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家族是国家的基础，家、国同构，因此在国家，也没有横向的、制约的权力，皇帝是独裁的。宗法制度还有一个特点，即崇拜祖先。与之相伴的是崇古心理。孔子向往‘郁郁乎文哉’的周初社会，老子追慕‘小国寡民’的黄帝时期，墨子景仰大禹时代，我则希望回到蛮荒岁月、伏羲之际”。

“老师讲过‘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糜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以至德之隆也’。您为什么也认为人类在不断退化，黄金时代在过去呢？”田子禁不住问道。

庄子答曰：“民族心理和个人思考使然。我认为文明造成机巧、阴谋、陷阱，为避免‘中于机辟，死于网罟’，死于别人的暗算，我情愿回到蒙昧时代！”

胡适道：“文明的发展的确失去了方向。在二十世纪，人类盲目发展了生化武器、核武器，还有，法西斯主义、现代专制主义造成数千万人死亡，这是史无前例的浩劫。不过，文明也使得物质充裕、社会发展，民主、自由、法制、科学之风传播，还是利大于弊的。不过，应检讨如何不使文明的发展偏向。不知我说得对吗？”

“对！后人的思考理所当然超过前人。我现在改‘复古主义’为‘未来主义’，可否？”庄子这么一说，众人笑说“好”，胡适暗自钦佩夫子果然“宽容于物”，没有“成心”。

此时，天已漆黑，素娥点了松油灯，来请吃饭。庄子要胡适就在草庐过夜，明天再接着谈。胡适并不推迟，众弟子则回到各自的茅屋。饭毕，庄子、素娥与胡适同睡一床，以鸟之解羽为被。尽管庄子说道“无妨”，“男女无别”，但胡适仍然辗转难眠。

庄周收弟子

胡适在女人的香味中至寅时尚未入睡，最终没能抵抗住素娥的诱惑。早晨起床后，颇感对不住先生，谁知庄子仍说“无妨”，并称：“人体是‘天体’，最为美妙、自然。只要两人有意，尽可享受天然素朴之真。从‘道’的高度来看，万事万物皆‘无畛’，没有区别。大小、有无、好坏、生死、男女等区分皆是庸人自扰”。胡适心想：夫子乃古之赖希（西方性思想家）也！

应弟子们的请求，庄子、胡适等人乘“莽眇之鸟”来到姑射山讲课。但见这山，云遮雾绕，险峻雄奇，渺渺乎云海无涯，飘飘乎春波荡漾。忽见一位神人，他“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忽而“吸风饮露”，忽而行吟浩歌，引得庄子急忙趋前作揖道：“神师！恕我冒昧，我是蒙人庄周。天天晚上梦见您，没想到今天能遇上！梦中经您指点，我修得‘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功夫，可惜仍不能成为象您一样的神人，望加以指点”。神人道：“昨天有一位叫鲁迅的，说他自己心胸狭隘，性格偏激，太愤世嫉俗、沉于世事，希望我教他优游忘世之道，我说‘去请教庄周吧！’今天你庄周却来请教我，记住：不一定要做象我这样的‘不食五谷’的神人。‘周旋于亿万人间，如处独焉，如蹈虚焉，御至纷如至少，视多事为无事’，‘无天怨，无人非，无物累’即成神人矣，对不起，我不想长时间见凡人！”。庄周还想说什么，但只见一股轻烟升起，神人已遁身而去。庄子目瞪口呆。

胡适听得神人之言，觉得有理，顿感庄子是世俗中最伟大的人，于是想拜他为“千世之师”。庄周被神人拒绝，本来有些萎靡不振，看得胡适真诚，遂欣然答应，当时以兰草为鉴，结为师徒，并不行世俗之礼。

师徒们来到一清泉旁，喝得甘甜泉水，皆赞不绝口。大家围坐在一起，请老师继续昨天的话题。庄子道：“昨天我讲了中华思想的背景，下面讲讲思维方式的特点和问题。第一点是，中国人擅长直觉、悟性、感性思维，而理性思维能力弱。我们崇尚的是对大自然、社会、人生的体验、感受和顿悟，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心境”。

彭蒙插话道：“老师就主张‘神遇’思维，主张‘得意而忘言’，是吧？”

“是啊。我承认我的思维弱点，即不清晰、不明确、不擅严格的理论分析。这种思维使得国人包括我自己在自然科学方面显得异常地笨拙，而在哲学、文学、艺术方面则身手矫健得多”。庄子坦言。

胡适道：“我去过西方，有些体会。中国人对大自然的认识始终是模模糊糊的，没有能够形成明确的自然科学体系。如中国史籍虽记载了哈雷彗星出现31次，是世界最早最完整的记录，但发现其平均周期的却是英国人哈雷；中医以及针灸技术有西医望尘莫及的疗效，但其理论基础------经脉学说，至今仍是说不清、道不白的。难怪爱因斯坦说‘西方科学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以及通过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中国圣哲没有走这两步，那用不着惊奇，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当然，爱因斯坦是在过于夸奖中国人。我们往往只注意现象，却不想透过事物的表象去抓住背后隐藏着的本质，也就是说，中国人很少有形而上的冲动，对现实之外的东西都不感兴趣，它带来的必然后果就是理论的肤浅和不成体系，更进一步的后果就是技术的落后。当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由于缺乏理论的指导而陷入停滞。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而近代却挨打，难道不是这种思维模式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吗？”

庄子从时间“虫洞”曾游历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所以，知道“近代”的事。他对胡适的说法点头称是。

庄子说：“中国思维方式的第二个特点是擅长辩证思维。《易经》曰：‘一阴一阳之谓道’，鬻子曰：‘欲刚必以柔守之，欲强必以弱保之。积于柔必刚，积于弱必强’。老子则堪称辩证法大师，他指出：‘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兵强则灭，木强则折’，‘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功成身退，天之道’，‘物壮则老’等等。中国人即善于从祸福相倚、阴阳转化、五行生克等角度考虑问题，最能反映中华思维的太极图即是辩证转化图。中国思维的第三个特点是崇尚简洁无言。中国诗词、文章都写得言简意赅；中国哲学关注的是人生、社会，是教导人们如何做人，因此，它也写得简练、不繁琐，这样才能普及、推广。《论语》、《老子》等书中全是警句格言”。

“西方的哲学书却大都写得艰涩难懂，充满论理智慧，只有少数人能读得懂。这说明西方人擅长逻辑思维，中国人却不是这样。我们关注的是人间的风云变幻，而这往往是没法运用逻辑思维的”。胡适总是博采中外，像个内行。

庄子继续道：“中国思维不仅简洁，少有逻辑性，而且主张无言、少言、默契。老子言：‘道可道，非常道’，孔子说：‘天何言哉！’，禅宗推崇‘不立文字’”。

“怪不得老师您也推崇‘得意而忘言’、‘目击而道存’”。东郭子像是豁然开悟。

“主张无言、忘言，是由于人生、社会的许多感受、现象无法用言语表达”。田骈亦打破沉默。

“现代西方哲学也开始重点研究人生、社会，胡塞尔、维特根斯坦也认为有必要保持无言”。胡适又一展学识，像是在与众弟子一比高低。

庄子称赞大家说得对，又道：“中国思维的第四个特点是惯用比喻、暗示，喜欢以外物间接地隐喻内心。这在成语、俗语中相当多，如‘山河易改，本性难移’，‘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易涨易落山溪水，易反易复小人心’，‘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灭，谋臣亡’，‘鸷鸟将击，卑飞敛翼；猛兽将搏，弥耳俯伏；圣人将动，必有愚色’等等。但实际上，‘山’、‘马’、‘鸟’、‘兽’与‘人’并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无穷的暗示则使得中国思维一方面韵味无穷，另一方面又过于含蓄，这种例子很多，大家说一说”。

弟子叔山道：“如文学上有‘美人情结’，以示己志，屈原诗云‘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弟子子綦道：“骆宾王咏蝉诗：‘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是暗示自己的高洁；孟浩然诗云：‘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实际上是羡慕为官；李白诗：‘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也是感叹做官难”。

胡适道：“中国人的这种比喻、暗示属于形象思维的一种，西方文学现代流派象征主义代表人物艾略特、叶芝就很欣赏这种间接表达、隐喻内心的写法，意象派人物庞德还翻译、附会了不少中国诗。但我认为在中国这种以物喻人的写法用得太烂，也太单调”。

“好！大家都善于思考，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我最后讲讲中国思维的第五个特点，即整体性、综合性。国人主张天人合一、人我一家、灵肉和谐，我主张‘万物齐一’，中医主张整体疗法，很可能头痛医脚。五行学说认为，金木水火土构成一个系统，中医中则对应为肝肾脾心肺，是一个整体”。没等庄子说完，彭蒙道：“围棋也是重整体、重感觉，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式游戏”。胡适道：“是啊，围棋不象国际象棋逻辑性那么强”。

庄子崇尚人人平等，自由辩论，所以并不介意弟子们打断自己的话，他继续说道：“国人还擅长综合的、归纳的方法，比如阐述‘道’，没人给出、也不可能给出精确的定义，只能作一些零散的描述，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朝闻道，夕死可矣’，------，根据这些，然后读者自己得出结论”。

胡适道：“西方人却擅长于分析。他们总是先给出精确的定义，然后展开讨论”。

庄子道：“中国思维方法有自己的长处，西方人也有自己的短处，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吧。我们应当学习别人的长处，弥补自己的短处，只有这样才能‘坐集众人之智’，创造出辉煌的现代中华文明。天快黑了，我们打道回府！”

众人骑“莽眇之鸟”，回到了云梦山。庄妻素娥出外来迎。胡适再在老师家留宿一夜，然后依依惜别，返回民国。

胡鱼论中国人

胡鱼，原名星斗，因有感于庄子的“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而易名。他发表文章论中国人，引起广泛的争论。其文章曰：

中国人是世界民族中最庞大、最复杂的一群，她以博大精深的思想、幽玄莫测的计谋令世人叹为观止。

曾有西方画家，想用漫画表现出中国人的智慧特点，都难以成功。因为中国人的形象有时是方的，有时是圆的，有时看似简单，有时露出复杂。他们象水，既有形又无形，既可量又不可量。利刃割水水不断，彩笔描空空不染。

中国人聪明，他们经天纬地，以平定天下为己任；他们朝乾夕惕，为治国安邦而苦思。

中国人狡猾，善于勾心斗角，运用策略。他们的表面和内心最大程度地背道而驰。

中国人憨厚，讲究礼尚往来，王道人情。他们默默承受着已经或将要发生在他们身上的种种不合理，从不申诉。他们不过问自己的权力，容忍专制暴政、贪官污吏对他们肆意进行压迫剥削、敲骨吸髓。

中国人复杂，他们有时奴性十足，有时凶恶万分；每个人都具有鹰犬双重人格，对下属百姓是鹰，对上司官家是犬。他们心理变态，要么下跪磕头，要么颐指气使，要么溜须拍马，要么作威作福。

中国人是现实主义者，他们沉迷于世俗，重视家庭、伦理，热衷于功名富贵、权力官位、福禄寿喜，轻视玄想技巧，不擅神灵宗教，而中国禅宗和道教只是以宗教之名行世俗之实。

中国人是浪漫主义者，他们落拓不羁，放浪形骸，追求精神上的安慰、胜利和自由。

中国人平和内向，谦虚知足，讲究面子，感情上不轻易显山露水而暗藏心计；他们磨灭个性，融入群体，尔虞我诈，随波逐流。

中国人中庸谨慎，柔弱简单，不偏不倚，无为而无不为；他们以柔克刚，以退为进，心藏不露，不战而胜。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是孔子型中国人的主张；

“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非以明民，将以愚之”，这是老子型中国人的策略；

“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惧乎下”，这是韩非型中国人的韬术；

“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这是庄子型中国人的追求；

“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这是唐伯虎型中国人的理想；

“难得糊涂”，“吃亏是福”，这是郑板桥型中国人的生活艺术。

自本世纪以来，许多名人哲士孜孜以求，探索中国人的思想特征，总结东西方观念的不同。

严复说：中国人是亲情的，孝治的，节流的，淳朴的，谦屈的；而西方人是尚贤的，法治的，开源的，享乐的，发泄的。

李大钊说：中国人是直觉的，艺术的，精神的，向天的；而西方人是理智的，科学的，物质的，立地的。

陈独秀说：中国人以和谐、家庭、感情和意识形态为本位；而西方人以战争、个人、法律和实利为本位。

孟德斯鸠说：开疆拓土是罗马的目标…宗教是犹太的目标…太平是中国法律的目标。

――这就是中国人的可笑之处：把虚假的太平、表面的稳定当作目的，而不顾平静的水面下汹涌的暗流；他们不懂得人权、民生为何物，不知道以言论自由、政治民主、法律保护来疏导民意而一味地加以堵塞！

黑格尔说：中国人把自己看作是属于他们家庭的，而同时又是国家的儿女。

――中国人既是集体主义者，又是私有主义者，他们把儿女看作是自家所有、皇家（国家）所有，而绝不是社会所有的。

佩雷菲特说：中国人没有妥协、谈判的意识，当两股政治势力相遇时，不是这一方粉碎那一方，就是那一方把这一方浸于血泊之中！

――中国一直是个政治权力本位的社会，几千年来一些人只是为了抢那把交椅，而把国家折腾得血流成河，疮痍满目；谁夺取了权力，便成为人上之人，这当然容不得谈判；而且，中国的商品经济每每萌芽便被扼杀，这样商品社会、市场社会的谈判文化自然形成不了。

恩格斯说：在一切实际事务中，……中国人远胜于一切东方民族。

――更概括地说，在人生世俗方面，中国人不仅远胜于东方民族，而且超越了西方民族。

诸如社会生活方面：印度人几乎全盘否定它，西方人把它看作是通向天堂的历程和手段，而中国人却全身心地追求实在的、也可以说是俗气的生活体验，食、色、禄、位，沉浸其中；

诸如对待生命：印度人认为生命是痛苦的，而痛苦的根源又在于人的主观上的“无明”以及由此而引起的轮回，所以，有必要超越人世轮回，趋于寂灭；而西方人视生命为神所赋予，现实的活动是为了报答神，也是为了获得神的拯救；中国人则不然，他们不到生命之外去寻找生命的意义，生命这一过程本身就让他们乐此不疲，根本感觉不到印度人的痛苦和西方人的空虚，因此他们也不会对生命、人生究根问底。

再如神话和宗教：印度是个神话传说异常发达的国度，诸如牛神崇拜、树神崇拜、湿婆崇拜（湿婆是毁灭神、舞神、生殖神和保护神，他保护穷人、艺术和苦行者）、毗湿奴崇拜（毗湿奴是世界保护神，他从魔鬼手中夺回世界，并救了人类的祖先摩奴）等等早已与艺术和生活水乳交融、冰连玉结了。印度还是个宗教的国度，印度教教徒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其它还有耆那教、回教、佛教教徒等。西方文化的发祥地是古希腊和古希伯莱，古希腊的丰富的神话以及与人感情相通、同享悲欢的神的形象早已为世人熟知，起源于古希伯莱犹太人的基督教也已经融入西方人的骨髓之中，成为西方文化的主流。与以上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人似乎不爱想象，不受神灵的启示和捉弄。中国只传有支离破碎的不成系统的神话故事，如盘古、女娲等等，即使他们不是从异域传来的（有人考证盘古是古代波斯的神），也不能给中国人的想象力增添多少光辉。中国还是一个基本上没有宗教的国度，佛教东来而蜕变为不是宗教的禅宗，成为一种现实的生活方式。而中国佛教流传最广的另一流派净土宗是仅凭口诵佛号便能超度到净土的极其简单的宗教。土生土长的中国宗教是道教，它已经不符合宗教的束缚教条，而主张迎合人的欲望，通过内丹、外丹而延长人的寿命。后期的道教甚至有纵欲的倾向。道教中的神仙也不是西方神话中存在于世界之外的神，而是寿命极长因而传说能腾云驾雾的人。从上可见，与其说道教是相信神的宗教，不如说是满足世俗欲望的借口和手段。

虽然中国人不追求天上神灵和天堂乐园，但在人间缔造神，把统治者奉为神灵，并且把天堂搬到世上，像洪秀全那样，向往着在地上建立“天国”。

悠悠五千年，中国人一边劳作，一边思索，近取诸身，远取万物，创造了伟大而光辉的古代中华文明。然而，这个文明毕竟衰落了。在以科学、民主、法治、人权为中心的现代文明面前，中国人唯有勇敢而全面地剖析、反省、批判自己，重塑华夏灵魂，才能创造出更为辉煌的现代中华文明。

胡鱼此文一出，被众人唾骂不止。他恐遭石头袭击，躲在陋室，不敢出门，一年有余。

刘伯温寓言

甲子年十一月十一日，胡鱼乘超光速飞船，穿越时空，往会明朝的刘伯温，一路上，风云变幻，人鬼闪现；天灾人祸，烽火兵燹，改朝换代，历历在目。胡鱼心中感慨万千，胡思乱想起来：果然如爱因斯坦所预言，超越光速，时间倒流……，刘伯温（刘基）被人称为“帝师”“王佐”，“一代人豪”，有“先知先觉”、“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之誉，不知他知道我的到来吗？哦，洪武年代早已过了不止五百年……，传他著有神秘的预测文《烧饼歌》、方术著作《奇门定局》《天文秘略》《观象玩占》《玉洞金书》《多能鄙事》，注解过《滴天髓》《灵棋经》《灵城精义》《烟波钓叟赋》等，朱元璋都称赞他“以天道发愚，所向无敌”，“居则每匡治道，动则仰观乾象…，无往不克”，“使三军避凶趋吉，数有贞利”，真有这么神吗？……明初时中国还算比较先进强大，此后西方文艺复兴运动、启蒙运动勃兴，近代工业文明崛起，中国于是开始落后，在被动挨打之中渐渐地领悟了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但是封建专制主义传统仍然在文化、经济、政治方面强烈地表现出来，以至于严重阻碍着现代化的进程………。胡鱼思绪杂乱，一边鉴古观今，一边想象着刘伯温的模样，目不暇接地搜寻目标。经人指点，在浙江青田县南田山，终于找到了辞官隐居在此的刘伯温。只见他明眸宽额，剑眉长髯，身穿红袍，手持羽扇，在农舍前正与围着的一群大人小孩谈论着什么。胡鱼趋前自我介绍后，刘伯温起身表示欢迎，并说昨日以艾草算卦，知道今日有客人远道而来，只是不曾想是21世纪的客人。围者听后愕然惊奇不已，皆言仙人来聚，此乃吕洞宾、张果老以来所鲜见，张三丰所梦寐以求，于是大家飞快跑开传播此特大奇闻去了。

胡鱼一路观赏了南田风景，坐下后仍赞不绝口：“此乃钟灵毓秀之地，不是桃源，胜似桃源啊！先生道风鹤身，视权贵如粪土，占得青山绿水，悉心著述，为我等后人之楷模！”

伯温明知故问：“后人知晓我乎？”

“‘诸葛大名垂宇宙’，先生即是如此！”

“我关心的不是诸葛之‘立功’，而是‘立德’、‘立言’”。

“先生被我等视为专制时代的完人，您一身正气，刚正不阿，被褐怀玉，淡泊明志，著警世寓言集《郁离子》，‘以待王者之兴’，您的诗文皆传之久远，影响很大”。

刘伯温听此褒奖，如童子一般，笑嘻嘻拿出一首昔日所作的诗，吟道：

我昔住在南山头，连山下带清溪幽。

山颠出泉宜种稻，绕屋尽是良田畴。

家家种田耻商贩，有足懒踏县与州。

东邻西舍迭宾主，老幼合坐意绸缪。

山花野叶插巾帽，竹箸漆碗兼瓷瓯。

酒酣大笑杂语话，诡拜交错礼数稠。

或起顿足舞侏儒，或坐拍手歌瓯篓。

出门不记舍前路，颠倒扶掖迷去留。

朝阳照屋且熟睡，官府亦简少所求。

胡鱼听罢，甚为欢喜，诗兴大发，见刘宅前石榴花开，便赋诗相赠曰：

庭前几度石榴红，不沐朝晖自蓊茏。

李耳庄周气度似，伯夷叔齐风流同。

云蒸霞蔚一身月，饮露餐英两袖风。

独自开合独自睡，更添梦态美人容。

刘基很喜欢这首诗，叫童子镶嵌成匾，挂于书房。后来，俩人相处日久，无话不谈，更无隔阂。胡鱼便请教老先生关于预测未来的传闻真相，刘基说：“我练吐纳导引之术，也就是你们后人所说的气功，获得特异本领––––脑细胞组成了特异信息通道，可知晓未来；我还借助‘时间隧道’畅游过20世纪呢！我知道诸如相对论、量子力学、电脑、互联网、奥林匹克运动会、共产主义、市场经济、鸦片战争、文化大革命等许多事情”。胡鱼听此，既惊异非常又钦佩不已，暗暗称赞道：“真乃神人也！古今中外第一人！”

一日，刘基有兴，作诗还赠胡鱼曰：

花径未曾缘客扫，奇书备有与君聊。

淡茶寒座气质雅，粗履布衣人品高。

逸士有心乘黄鹤，至人无待随白滔。

宋国虽远屐予望，万里何曾觉路遥！

胡鱼有感于刘伯温的伟大品质，又作《石松》一首赞曰：

身在野山不钓名，独将心事付流云。

风情千种崖间诉，根须万条石上伸。

不为超凡凌绝顶，聊借霜雪练俗身。

倍尝艰险一莞尔，雷电风云任纵横。

却说胡鱼来见前辈，本想聆听对于中国人的评论，谁知伯温只是天天讲寓言故事，小孩、乡亲则围者如堵，或鸦雀无声，或拍手称快，一传十，十传百，不管是亲耳听到的还是口耳相传的，个个都对这些故事津津乐道。胡鱼也悟出了什么，在南田住了9天，记录其要，现传之后人。寓言如下：

《乌鸦与喜鹊》

北邙山住着弥子麂一家三代三十六口人，其妻封俭，其九子依次为天甲、天乙、天丙、天丁、天东、天西、天南、天北、天中，媳妇、孙辈若干人。他们有旱地30亩，水地12亩，依山傍河，种着果树、桑树、茶叶，养有蚕豕鱼鳖，男耕女织，爷耨孙渔，一家人过着小康生活，人丁兴旺，家给物足，其乐陶陶，其情融融。七七之日，天中婚娶，弥宅张灯结彩，挂出九个大红灯笼，象征九子的幸福，鞭炮声震天动地，欢笑声一浪压过一浪。竹笼中的喜鹊也来助兴，叽叽喳喳，婉转地鸣唱。正当新郎新娘交杯饮酒、人们大吃大喝之时，突然，传来了乌鸦的“呱呱”叫声。弥子麂甚为不悦，朝屋后的大槐树树梢望去，见一乌鸦正在衔草筑巢，远方正飞来一大群被它召唤而来的同伴。他便让孙子辈五个少年用竹竿去打，乌鸦不但不走，反而一次又一次地向筵席上的乡亲俯冲过来，吓得众人魂飞魄散，投箸怒目而视。这时，从远方走来一位瞎眼跛足老人，衣衫褴褛，秃头光脚，口中念念有词：

得失只是一着错，悲乐原为不速客。

失做得时得亦失，乐生悲处悲犹乐。

天丁念过几天书，解得此诗，便知不祥，速请老人坐下喝酒；老人不肯，匆匆欲去，并反复念叨着：“大洪水要来了！大洪水要来了！”“赶快散吧！”“赶快逃吧！”这时乌鸦的呱呱叫声愈来愈烈，并有一只乌鸦急速俯冲而下，摔倒在筵席桌旁。封氏怒不可遏，一刀斩下乌鸦的头，然后全部拿进屋里，欲烹而食之。弥天甲、弥天乙、弥天北则找来弓箭，要射杀此“恶禽”，唯独天丁不让，为此，兄弟吵作一团。老人曰：“乌鸦是天使，它在警示和驱赶愚昧的人们，洪水要来了！大家赶快逃命去吧！”弥子麂不信，喝令老人“滚开！”瞽者悻悻而去，但乡亲们也纷纷散席，匆匆打点衣被，逃往高处或投奔亲友。弥子麂一急，竟一头栽倒在地，良久才微睁眼帘，断断续续地嘱咐哭喊着的儿子们：“乌鸦…是个丧丧…门…星，报忧不不…报喜！一定要把它赶赶…走，决…不能…让它在槐…树…上…做…做成了窝，否则，咱们家可…就…要灾难…不…不断了！”这时，他听到喜鹊的动听的鸣叫声，又说：“喜…鹊才是…是…天使呢！它报喜…不…不…报忧，保咱…一生…平…平安…。刚才…喜…喜鹊…叫了，说明…根本…没有没有…洪…水！天气多多…晴…朗啊！怎么…会…会…有…洪水呢！你们可…可…不能…离开祖…宗…之…地…呀！”说完，弥子麂双眼一闭，气绝而亡。儿子们痛哭三日，料理后事，而乌鸦仍叫个没停，声音悲惨哀伤。天丁对兄弟们说：“我观天象，月晕浓厚，七星成线，可能真有大水灾。咱们还是暂时逃避吧！”众人不仅反对，还谴责他“不孝”，不恪守父亲的遗言。天丁无语。新郎天中则晦气满脸。而喜鹊象是唱起歌来，欢闹不止。山上的狐狸、兔子、野猪通乌鸦之语，皆逃命而去。不几日，洪水奔至，可怜弥氏一家无处可逃，全都做了水中鱼鳖，仅喜鹊存活。待洪水退去，狐狸回来一口咬死了这只“天使”。

胡鱼评论说：国人的特点是好吉恶凶，喜听赞歌，忌讳不祥之音，这是由“人性善”、“大团圆”的乐观主义国民性所决定的，中国文化堪称“喜鹊文化”。西方人当然也爱听赞歌，但是，其“人性恶”、“原罪”的悲观文化更多地赋予了他们危机感、忧患意识，西方文化堪称“乌鸦文化”。中国人热衷于粉饰太平，即使大厦将倾，也要宣传歌舞升平；人民寄希望于，也把命运交给明君、清官、包公一类的人物；逆耳忠言、犯颜直谏、表达不满、揭露时弊从来是非常危险的。可是，喜鹊般的赞歌容易使人麻痹，被太平的表象冲昏头脑，精神上陷入松弛，看不出问题和危机所在；而且，专听赞歌，对民怨民声进行围堵，并不能扑灭暗火汹汹，相反，终会导致民怨沸腾，社会趋于动乱。西方人与此不同，他们热衷于听“乌鸦之声”，进行“反面报道”，告知恶兆、不祥，使弊端、缺点曝光，将腐败、丑行公诸于世，从而敦促人们严阵以待，加强法制，戮力整改，防微杜渐。他们不相信明君、清官，而信任法律、制度和监督。所以，刘伯温曾曰：“道不祥而人趋祥，唱颂歌而鬼作乱”。

《狮猴较量》

却说在一个孤立隔绝的大森林中，只有狮子和猴子两种大型动物，以前存在过野猪、兔子之类，但因狮子太多，众皆灭亡。后来，狮子只得吃猴子为生，猴子在长期的物竞天择中学会了种种本领，与对手进行血腥的较量。狮猴皆以龙为部族图腾，狮子崇拜龙的威严、独尊与凶残，猴子崇拜龙的能屈能伸、变幻无穷与高深莫测。狮王名叫拉那氏，他曾用欺骗手法，请猴群赴宴，当时尚有其它弱小动物存在，猴王洪清秀为改善与狮群的关系，慷慨赴约，结果，中了埋伏，洪清秀被食杀，数千只猴兵被俘，全都将慢慢成为狮子的盘中餐。猴群于是推戴先王之子洪福为新猴王，与狮群数百次对阵、厮杀，终因对方太强大，斩获甚少。狮王为了进一步加强集权，改称狮王为狮皇，设置了官僚体制，任命了宰相、大臣、将军，颁布法律，规定一切事务的最终决定权在狮皇一人，群狮必须时刻山呼万岁；而且，皇权大于法权，狮王可以解释和修改法律。与此同时，猴群也加强了专制统治，改猴王为猴帝，任命百官，制定百姓遵守的法律，并且，推出“打倒妖虏，平均果实”的口号，以唤起民众。狮子原来不在中原的森林里生活，所以，猴子骂之“妖虏”；同样，狮子贬斥猴子为“毛贼”。一日，狮子抓得猴帝的五个妃子，戏弄之后，皆剥皮挖心，众狮分得杯羹，然后将割下的乳房扔给猴帝。洪福在树上气得差点掉下来，经众猴劝说，新娶了十位妃子方才忍气消怒，待时而动。一天夜里，月黑风高，猴帝决定劫营，谁知众猴竟都闯不过门口守营的两个大狮子，最后反而被反击的狮群杀得大败。但猴帝绝不甘心失败，它组建先锋党、敢死队，成立乡军，苦加演练，又以反间计离间对方，以美人计迷惑狮军将领，以苦肉计诈降，声东击西，调“狮”离山，暗度陈仓，终于一举击败妖虏，杀死狮皇。于是，整个森林沸腾了，猴子聚会，进行盛大游行，高呼猴帝万岁；猴帝为了表示政权属于猴民，当众宣布改称猴帝为公仆……。由于这群猴子在森林里称王称霸，它得以逐渐向中国人进化。

我们至今崇拜着那两个守门的狮子、颇俱心计的猴子，以及狮猴部族共同的图腾――龙。

《狼国的故事》

有一群狼，其首叫威利。它们刚吃了两头野牛，又见一大群羊，食之不下，弃之不舍，于是，威利命令把羊全部赶到狼群的住处――日黑山，待日后慢慢享用。有数只羊试图反抗，马上被凶残的狼咬死，并被分而食之。由于羊儿走得慢，历经十余日，路上又抓得一大批斑马、野猪、牛羚、长颈鹿、兔子及羊羔，终于到达了狼窝。这里聚集着狼儿数万只。威利当众宣布，学习人类，建立国家，授官予爵，将狼群按权力官级分出三六九等；其它动物皆称之为“奴仆”、“餐物”。它们找来一些漂亮的羊儿作侍者，跪着听候使换，随意打骂；又差一些羊儿在狼的押送下，去莽山弄长生不老之药；它们挑选出精壮的公羊作为“头羊”，去管束羊群，并圈养兔子等供狼儿吃；还分出五分之一的羊儿去开荒栽植葡萄。为了巩固狼国边境，威利不顾国力，下令役使大批动物修筑绵延千里的“国城”；同时，抓来劳役修建豪华的王宫、巨大的陵寝。最后，累死者过半。可是，精明的狼们还要到处宣扬仁义道德，以骗取众兽的服从和信任。有一只老虎轻信统治者，结果也丧命被吃。

狼国的官吏们都是权欲熏心、残忍暴虐、善于阿谀奉承、钻营取巧之辈，它们私分羊兔，贪污腐化，贿赂成风，上好的羊皮、豹皮成为贿赂珍品。狼们现在都披着羊皮，极尽欺骗之效，大批的动物又陆续成为囊中之物。有动物欲反抗、逃跑，皆被残酷地镇压。狼王于是骄傲自大，发狂变态，兴建一个又一个的巨大工程，结果，导致大批的国民被打死、累死、饿死，狼们则饱食其中。终于有一天，众动物发动了大规模的起义，杀死了狼群和背叛的头羊，逃于自由的森林。狼国土崩瓦解。但是，有几只狼子狼孙幸免逃脱，试图恢复狼国，没有成功；于是，它们灵机一动，模仿人间，以“建设大同、平均食物”相号召，不称狼国称“民众之国”，不称狼王称“总统”、“公仆”，废除苛法以至于所有法律。结果，兽类云集，大受欢迎。

《愚公与智叟》

北山村与河曲庄以呼噜河为界，共同面对王屋、背靠太行二山，各有村民数千人。北山村人皆姓于，以牛为图腾，一族人世代生活在一起，与外村老死不相往来，也不鼓励读那“空谈之书”，村长即族长，名曰愚公。河曲庄则为众姓之村，鼓励与外村人婚配，无统一之图腾，人皆好学，庄主为村民“公举”而出，有智名，故人称智叟。一日，智叟驾木筏过河，见得愚公，商量开山修路之事。愚公闻听，不以为然，曰：“我北山村户均一亩三分地，耕牛一头，自给自足，修路何用矣！”智叟垂头丧气而回。翌日，智叟又往，说之以“修路通长安，子孙可做官”，愚公大悦，与智叟约定：北山村负责开王屋之山，修通门前路，抵达东原；河曲庄负责开太行之山，修通村后之路，抵达蓟村。智叟回庄，立即与村民讨论修路方案。有人提出移山劈路，有人提出钻挖隧洞，有人提出迂回而挖，还有人提出拍卖荒山，请人来挖……。最后，智叟决定，绕道避险而进，自力筑路辅之以卖山请人。方案实施后，五年有余，道路修通；十年以后，河曲庄家家致富。官府闻听，请智叟、庄民数人做官，无人以应。

北山村愚公主张移山，族人虽私下多有反对，但因是族长之令，违背者有被“杖笞”致死的危险，所以，众人敢怒不敢言。智叟见北山村人挖山不止，劝之曰：“毋用移山！以残年余力，不能毁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愚公曰：“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生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智叟摇头，无以应对。五年后，河曲庄修路有成，北山村有人提出：“请试河曲庄之法！”愚公谓其动摇民心，族中公审后乱棍将他打死。

移山之始，北山村人皆苦干不止，毫无怨言；时间一久，见无效果，还累死了数十人，众人不免懈怠，于是，偷懒怠工、出工不出力成为普遍现象。愚公苦思良策，一会儿授予累死者“烈士”、肯干者“挖山模范”的称号，号召众人向他们学习，一会儿送来慰劳品，犒赏族民。而大小监工们贪污受贿成风，受贿后允准别人不来，或者干活时睡大觉；他们吃起了“空饷”，把怠工者的慰劳品占为己有。长此以往，村民更加怨声载道。愚公为了遏止不满，他让族人互相揭发，对“不忠者”加以批斗，并且，设置刑堂，打死上百人。

北山村挖山还挖出了铁矿，村民被雷电击死十余人。智叟又止之曰：“铁能吸引雷电，下雨时，不可挖！”愚公不加理会，笑之曰：“雷电乃天神之所为，与铁何干！劈死者皆怠工不敬者！”他又号召村民：“人生不死，挖山不止！移山成功后，便可路通官府，子孙做官，享受富贵！”有人听说“子孙做官”，又欢呼起来，萎靡的精神为之一振。可是，铁矿在下，众人苦干数年仍然无功，累死、劈死、打死者数百人。

有一年，大雨倾盆，洪水泛滥。因移山导致树木被伐，水土流失，北山村被洪水夹带着泥石流冲毁、淹没，无一幸存。而河曲庄安然无恙。

胡鱼曰：中国人历来大赞愚公，贬斥智叟，悲莫大矣！

刘伯温共述寓言326篇，胡鱼则在南田住了9天，记录其要，然后两人游览杭州，一边欣赏湖光山色，一边谈古论今，述说中国人。数日后，胡鱼乘超光速火箭返回当代。

（“胡星斗中国问题学、民生经济学”网站：http://www.huxingdou.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