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见过一句话“君子和而不同，小认同而不和”。
      君子之和，是要承认矛盾存在的客观性和不同意见的合理性。君可则献其否，君否则献其可。君臣之间，允许存在不同看法不同意见，在彼此充分发表各自意见的基础上达成“和”，才是国家政治的应有状态和理想境界。
      而同，则相反。同，否定不同，回避矛盾，不允许不同意见，不同认识的存在及发表。同是为利益而谄媚君王，不说实话，影附响随，以保持表面上的一致。
      毫无疑问的，同，只会造成政治上的混乱，臣子有话而不言，君王专制，王易成暴君，臣易成奸臣，此后，朝中无人敢言，此国将不国，最终衰落。譬如，商朝纣王，沉迷于妲己的美貌而或不问朝事，或独断专权，满朝文武有话不敢说，有意见不敢提，而若有不同，则会被纣王或杀或剐，他任用坏人，迫害正直的大臣。如重用贪财好色的善于逢迎拍马的费仲，提拔善于挑拨离间的恶来，他废除贬斥了受人们敬重拥护的闲人商容。他用“炮烙之刑”残害忠臣，用挖心酷刑处死向他进谏的叔叔比干，使得朝中大臣，贵族以及诸侯和周边方国也都离心离德。所以，有“同”无“和”的商最终被周所灭。
      而唐朝，群臣进谏，君王海纳百川，唐太宗能任人为贤，知人善用，开言路，虚心纳谏,重用魏征等人才，才有得贞观之治，经济繁荣，军事雄厚，这太平盛世，由“和”而来，而非“同”也。太宗在位20多年，进谏的官员不下30余人，其中大臣魏征一人所谏前后200余事，数十万言，皆切中时弊，对改进朝政很有帮助。太宗十分注重人才的选拔，严格遵循德才兼备的原则。太宗认为只有选用大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能达到天下大治，因此他求贤若渴，曾先后5次颁布求贤诏令，并增加科举考试的科目，扩大应试的范围和人数，以便使更多的人才显露出来。由于唐太宗重视人才，贞观年间涌现出了大量的优秀人才，可谓是“人才济济，文武兼备”。正是这些栋梁之才，用他们的聪明才智，为“贞观之治”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