险些三次调动和铸成大“罪”
——我与李树江先生的交往
今年，是宁夏和平解放五十周年。五十年，半个世纪啊，细想想一个人能有几个五十年?我必定是只能有一个五十年的，尽管现在还不到四十，但前三十八年所经历和遭遇的事情，比如险些调动三次和险些铸成大“罪”之类，却应该记下来，或许子孙们能够铭记。
毕竟“前车之鉴”嘛!
下面所记，正是发生在我身上的几件事，又恰恰与旁人有关，于是就不得不有了平平凡凡的副题。
旁人者，曾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国务院特殊津贴和第四届中国图书奖的李树江先生也。
○先生领我归入“净土”○
一九八三年七月，我从西北民族学院毕业分配到宁夏永宁县任教，县里的事情有时很难评论，最好用一个字概括，即“历尽艰辛”的意思。
在这篇短文中，会有许多地方不可细琢磨，因为弄不好就是我习惯运用的夸张或玩笑，玩笑虽并非修辞，我却偏用。前面就包含着一处夸张或玩笑，“历尽艰辛”明明是四个字，哪里是一个字?但是，我确实想用一个字概括，只是工夫不到，内力也欠，“江湖小子”玩大锤罢了。
一九八七年九月，我由一位当时只闻大名却从未谋面的李树江先生鼎力相助，调入宁夏大学回族文学研究所。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调动，更是我人生中的一大转折。
在此之前两个月，我才初识李先生，李先生也才初识我这个“愣头青”。的确如此，我那时的性格和现在比起来，尽管变化不大也判若两人。人常说，调动需要相当一笔花费。但从当年算起直到后来的一两年里，李先生没有吸过我的一支烟，原因是他不会吸，我当时也没有吸；虽然他喝酒，我又偏偏没有送，不仅如此，逢年过节也不曾去向他拜过年。
李先生在我家吃的第一顿饭是在一九八九年二月二十六日。这一天是我的孩子昊霖的满月，李先生满身寒气地来了，研究所里的同仁们满身寒气地来了。想见一见孩子，对不起，先把寒气落上一落。
饭已很简单，“餐厅”却更简单。当时我住在父母家，甚至连后来被我戏称为“秋风阁”的斗室也没有，又没有像现在一样“阔”得能够到外边包上一桌，因此就将父母的卧室打扮成了“餐厅”。
这餐饭，先生即使到了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年也依然常常提起，当然更重要的是还很有些“花絮”，因离题太远，此处不谈。
说句心里话，回族文学研究所就像一块儿远离世俗的“净土”，成为她的成员，我有一种“归入净土”之感。慈祥的王拾遗老人那时既是中文系教授，又是《中国回族文学史》编写组的组长，还是李树江先生的恩师。有人讲，王先生挺倔，我至今不以为然。
因为我十分仰慕王先生，因此在王先生面前，说话向来不讲分寸，或许还因为他是我母亲在北京回民学院的老师，属师公一辈的缘故吧。
突然插入王拾遗先生这一人物，实属另一篇文章(尽管这篇文章至今尚未动笔，但的确在心里早已完成)，此处要赶快返回主题——“与李树江先生的交往”上面。
王先生既是我母亲的授业恩师，又是李先生的授业恩师，加上李先生在学问与道德上给过我诸多教诲，那么我称李先生的夫人为师母也就名正言顺了。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我永远都会深深地铭记，那是一个天色格外昏沉、气候格外严寒的日子，李先生告别了自己工作与热爱的宁夏大学，服从自治区党委的安排，到宁夏社会科学院担任党组副书记兼副院长。
既然如此，我决定自免一切职务，跟随先生同去。而先生也思前想后，决定在适当的时候调我到他身边。因为在我的心里，没有一个好的领导和导师，便不可能干成一番顺心的事业。此时在我的心里，好的领导和导师，就等于环境，就等于成功的基础。
后来，只因为其他并不关我个人以及不关李先生的一些是非恩怨，我的调动才暂时被搁浅了下来。
但是，用不着证实，许多人都看出了我已经面临着第二次的工作调动。
如果说第一次调动的直接原因是为了单纯返回银川市的话，这一次调动的原因则更简单，先生去哪里，我就跟随到哪里，不管它是天堂，还是地狱。
有好心人于是关照我说，社科院是个“清静、清闲、清贫”的地方，哪里能比得了宁夏大学。
然而，这些好心人又怎么明白“湖鸭”(我不敢以鸿鹄自诩)有时也会有高志?是的，道理出奇地简单，即使一只永远也飞不上天(甚至飞不上墙头)的草鸡，也丝毫不会留恋任何失去温暖的窝穴。
宁夏大学也许是天堂，也许是地狱；
社科院也许是天堂，也许是地狱；
我又何必管它是天堂还是地狱呢?
呼尔嘿呀!
(如此排列，是不是更像一段歌词?)
熟料，这次向社科院的调动竟成泡影，随之而来的是到了一九九八年，先生突然忙碌起来，我也因此忙着出差，忙着坐火车在铁轨上乱跑，忙着乘飞机在天上乱飞。一九九八年七月三十一日至八月十日，由自治区“区庆办公室”掏钱，让我到上海为了王正伟常委、李树江先生等担纲特邀主编的《国风》“宁夏专号”定稿，期间意外地听说先生被任命为宁夏人民出版社的社长兼总编辑，并且已经“赴命”了。
一九九八年十月，先生告知我，宁夏新闻出版局和宁夏人民出版社党组已经研究同意接收我这个成天地下跑、天上飞的“惊弓之鸟”，让我着手办理调动手续，至于后来成为新闻出版局和人民出版社办公室的副主任，并且暗怀许多情绪，的确是有违初衷的。
我作为办公室的成员，勇敢地面对各位元老，是在一九九九年一月十五日，而十八日应该是我上班的第一天，但是真正拥有自己的办公室、办公桌、办公椅，关键是拥有了房门的钥匙，则已经到了二十二日这天的下午时分。
调入出版局社的办公室，实际上是我第二次调动，倘若中间如期到社科院转上一趟，我就该有三次调动的历史了，那么我的人事档案将势必比现在多“旅游”一次。
○为了先生的三顾“茅庐”○
我在这里讲的不是什么三国，是李树江所长三顾我家的事情。
我向来没有官欲，这绝非我神志不健全，更绝非我对当官的不尊重。
现在已有相当一部分人梦中也想登上皇帝的宝座，奢望自己一夜之间重权在手，呼风唤雨，随心所欲，甚至有了芝麻大的一点权利，也企图掌管联合国的大印，这相当一部分人的想法和我至今不能相融。
然而，七年前我为什么又能当上回族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的呢?原因很简单，是李树江先生“三顾茅庐”的真诚。
这本来是个秘密，只有极少的三两个人知道，大概也算是“不传之秘”。数年后，我和李所长都离开了宁夏大学，尽管现在他还是我的上司，但这件事大约可以“解秘”了，因为君子毕竟是坦荡荡的。
就在我刚刚被李先生调入回族文学研究所不长时间，李先生就曾饿着肚子专程到我家“顾”过一回。那是为了让我出任研究所的办公室主任，却被我不知天高地厚地谢绝了。
那时，李先生走起路来快如疾风，这当然免不了属于夸张。但李先生饿着肚子如风而来，又饿着肚子如风归去，我却因为先生的这一“顾”，竟然真的没有想起应该请先生先填饱肚子(那时的确不懂事，全然不是什么小气)。
罪过!
好在先生随和、心好，又并非为了一顿什么。先生的这般人品，后来并非只经过我一个人证实的，绝非我在此故弄玄虚，更不是别有用心者习惯猜疑的那种旁的什么。
日子虽然无滋无味地过着，但到了我前面讲的七年前，也就是一九九二年夏季的一天晚上，李先生突然顶着“炎炎月色”来到我家。先生的到来，事先没有丝毫招呼，真正让我吃惊不小。先生来的目的，便是说服我出任副所长。
这次我没有像上次那样，忘记应当请先生什么，但恰恰我正在给邻居家帮忙做席，只好将先生一并让到别人家中，匆匆尝了几种菜肴。
这虽然又是一次不敬，但总算没有让先生再饿着肚子如风而去。
然而，仍为罪过!
曾经让先生饿肚子，继而让先生移邻家而食，的确会令好事者大失所望。没了素材，又失去口舌之快，更少若干类如稿费的“口酬”，真是够惨。
我心中明镜一般，那时先生新任宁夏大学党委副书记，研究所正好空缺一名副所长，想宴请先生者大有人在，我却故弄清高，不知天高地厚，借邻人之席，撑自家面子，而先生又不计较，足可见胸襟之坦荡。
这第二顾，我心实已动矣，然并未答允。
之后不到半个月，先生又到我家“顾”了一次。我想，罢罢罢!再不能推辞，当年玄德公为了让村夫诸葛孔明出山，也不过三顾。我算个什么鸟人，连村童也算不上，如此这般岂非坏了名头、砸了饭碗?
“坏了名头、砸了饭碗”，这又是个“三棱子”话，实属先生举手警示之列，不过，从此研究所就多了个校园不常见到的“贾所长”(呈蒙众人厚爱，往往省去“副”字)。
而今，“贾所长”已成过眼烟云，然而但凡想起来，更是罪过、罪过!
三次罪过虽不大，但幸好没有继续发展下去，否则难说不会铸成大“罪”……
○有时我比先生更倔○
李先生既是个相当随和的人，但同时更是个相当原则的人。原则在先生身上，我喜欢用“倔”来形容。
在先生身边的时间长了，“狐狸尾巴”难免要露上一露，比方说自作主张，也比方说常常不顾场合地否定先生的决定，等等。我之所以只打了两个比方，是因为这两种现象发生得相对多些。
然而，我所打的比方，实际上并非比方，只作为罗列的方法而已。
先生性格上最大的弱点是善良与随和，因为他在我的心目中从来不是个“官”，就是位师长甚至朋友。出于此心，他决定的一些事，往往因碰上我这个“剌头”而中途作罢。
这方面的事例不胜枚举，就拿一九九九年一月我调到李先生身边之后发生的一件小事为例吧。李先生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几个专门研究回族民间文学与回族民俗文化的专家学者之一，他除了个人专著以外，还主编了诸如《回族文学论丛》等大量的研究回族文学方面的书籍，并且在美国纽约大学出版社出版过个人的一部英文版著作。十年来，先生先后应邀到过土耳其、前苏联的许多国家，其中仅美国就去过三次。最近的几年里，先生开始尝试音像制品的制作与拍摄，已由宁夏大地音像出版社出版了两部录像带，其中一部关于美国人宗教生活的录像带还远销海外。
李先生起家于回族文学，因此感情深处难以泯灭对回族文学的热爱。他提出要拍摄一部《中国回族》的VCD片，就在与电视台导演协商之时，不曾想却受到我这位“食客”的当“桌”否决。先生只得微微一笑，就此作罢。或许这微笑的背后，多少也有些苦涩。
即使为了工作，别人也从不与先生争吵、红脸，我大概要算个例外。
真是不应该，迄今为止我和先生一共吵过三次，这应当是有口碑记载的。
其中有一次，记得是个周末，先生与师母从宁夏大学到老城办事，就在银川市老城西门桥口，我与先生“狭路相逢”，为了《回族文学研究通讯》创刊号的有些事宜，当街与先生先是争执，继而吵了起来，真可谓面红耳赤。
当然，面红耳赤者是我，先生只是眉心紧锁、语调高亢些罢了。
先生面子软，这是有口皆碑的，但凡有人相求，无不竭力相助。
一九九三年，先生担任执行副主编的《中国回族大辞典》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回族历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的大辞典，它纠正了其他综合类辞书中有关回族的许多不正确的辞条，被誉为百科全书，因而前来索要者络绎不绝。
一部书能够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原本是件好事，但此书定价九十八元，但凡送出一册，就损失近百元，我的确于心不忍。
于心不忍当然另有原因，是因为当时出版此书时，研究所以我的名义向学校贷款有七万元，讲好是三个月的期限，逾期则逐月从我的工资中扣除违约金和加倍应付的利息(只是如此一说而已)。
因此，我首先于心不忍的是自己的工资。
有人向先生索要时，我面色阴沉了，开始行使辞书掌管人的职权：不论是谁，一概不送；倘若掏钱，可以优惠，颇有大圣初掌天马之感觉。
先生情面上有些下不来，找到我，提出自己要五本。我说：“您个人若需要，可以签字领一本。”最后，先生只好将自己原本应当得到的一些样书(因无钱发稿酬，本书一律以样书充顶稿费)一册册搬到自己的办公室。再有人来，就用这些书“挽回影响”了。
我之倔，之所以比先生更倔，是因为从此先生再提出将《中国回族大辞典》送人时，当着来人的面，一律由先生自掏腰包。当时的情景还颇有些像鲁迅笔下的那个专等人拿钱换取什么馒头的“浑身黑色的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自然难免最后打个八折九折(直到调入出版社工作之后，才知道这个折扣其实很有些高了，但那时竟然以为已经十分优惠，可见毛头小子的确难改井底之蛙之见识)，那种情形，类似于商场中买卖人之间的交易。
十多年中，我从一位单纯从事诗歌创作的毛头小子，而能够跻身于回族文学的评论殿堂，期间不能不说是得到了李先生的许多关心与支持。
或许还应当斗胆一说，我的成长也标志着研究所的成长，而李先生不仅为了我的成长，也为了其他年轻学者的成长，更为了这一系列的成长，付出了太多太多的心血。如今，先生已显得苍老了许多，并且由于其他原因而不再行走如风。
光阴荏苒，岁月磋砣。
在回族文学研究所工作与生活的岁月，如今已不得不成为历史，然而但凡想起来，或见到研究所的同仁，甚至在不经意的谈话中，还常常习惯将自己当成是“回研所一分子”，往往在称呼李先生时，“社长”、“所长”搀和着喊，而李先生则长声短声跟着胡乱地答应，反正“社长”、“所长”只是个符号，又不是原则。
我甚至听出，当别人喊先生“所长”时，先生的情绪更激动呢!
补记一：先生因身体原因于二○○○年五月退居二线，平素在家看书、著文。先生常会打来电话嘘寒问暖，我却因种种原因很少看望先生。
唉，又是罪过!
补记二：先生于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上午十时五分因病不幸逝世，享年五十八。晚生悲矣!当时曾撰一联：“尘世无常欺和善先生笑视霜雪，事业有成享大誉恩师情驻河山。精神傲然永存!”
1999年3月28日完稿
2004年12月26日补记并改
——我与李树江先生的交往
今年，是宁夏和平解放五十周年。五十年，半个世纪啊，细想想一个人能有几个五十年?我必定是只能有一个五十年的，尽管现在还不到四十，但前三十八年所经历和遭遇的事情，比如险些调动三次和险些铸成大“罪”之类，却应该记下来，或许子孙们能够铭记。
毕竟“前车之鉴”嘛!
下面所记，正是发生在我身上的几件事，又恰恰与旁人有关，于是就不得不有了平平凡凡的副题。
旁人者，曾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国务院特殊津贴和第四届中国图书奖的李树江先生也。
○先生领我归入“净土”○
一九八三年七月，我从西北民族学院毕业分配到宁夏永宁县任教，县里的事情有时很难评论，最好用一个字概括，即“历尽艰辛”的意思。
在这篇短文中，会有许多地方不可细琢磨，因为弄不好就是我习惯运用的夸张或玩笑，玩笑虽并非修辞，我却偏用。前面就包含着一处夸张或玩笑，“历尽艰辛”明明是四个字，哪里是一个字?但是，我确实想用一个字概括，只是工夫不到，内力也欠，“江湖小子”玩大锤罢了。
一九八七年九月，我由一位当时只闻大名却从未谋面的李树江先生鼎力相助，调入宁夏大学回族文学研究所。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调动，更是我人生中的一大转折。
在此之前两个月，我才初识李先生，李先生也才初识我这个“愣头青”。的确如此，我那时的性格和现在比起来，尽管变化不大也判若两人。人常说，调动需要相当一笔花费。但从当年算起直到后来的一两年里，李先生没有吸过我的一支烟，原因是他不会吸，我当时也没有吸；虽然他喝酒，我又偏偏没有送，不仅如此，逢年过节也不曾去向他拜过年。
李先生在我家吃的第一顿饭是在一九八九年二月二十六日。这一天是我的孩子昊霖的满月，李先生满身寒气地来了，研究所里的同仁们满身寒气地来了。想见一见孩子，对不起，先把寒气落上一落。
饭已很简单，“餐厅”却更简单。当时我住在父母家，甚至连后来被我戏称为“秋风阁”的斗室也没有，又没有像现在一样“阔”得能够到外边包上一桌，因此就将父母的卧室打扮成了“餐厅”。
这餐饭，先生即使到了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年也依然常常提起，当然更重要的是还很有些“花絮”，因离题太远，此处不谈。
说句心里话，回族文学研究所就像一块儿远离世俗的“净土”，成为她的成员，我有一种“归入净土”之感。慈祥的王拾遗老人那时既是中文系教授，又是《中国回族文学史》编写组的组长，还是李树江先生的恩师。有人讲，王先生挺倔，我至今不以为然。
因为我十分仰慕王先生，因此在王先生面前，说话向来不讲分寸，或许还因为他是我母亲在北京回民学院的老师，属师公一辈的缘故吧。
突然插入王拾遗先生这一人物，实属另一篇文章(尽管这篇文章至今尚未动笔，但的确在心里早已完成)，此处要赶快返回主题——“与李树江先生的交往”上面。
王先生既是我母亲的授业恩师，又是李先生的授业恩师，加上李先生在学问与道德上给过我诸多教诲，那么我称李先生的夫人为师母也就名正言顺了。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我永远都会深深地铭记，那是一个天色格外昏沉、气候格外严寒的日子，李先生告别了自己工作与热爱的宁夏大学，服从自治区党委的安排，到宁夏社会科学院担任党组副书记兼副院长。
既然如此，我决定自免一切职务，跟随先生同去。而先生也思前想后，决定在适当的时候调我到他身边。因为在我的心里，没有一个好的领导和导师，便不可能干成一番顺心的事业。此时在我的心里，好的领导和导师，就等于环境，就等于成功的基础。
后来，只因为其他并不关我个人以及不关李先生的一些是非恩怨，我的调动才暂时被搁浅了下来。
但是，用不着证实，许多人都看出了我已经面临着第二次的工作调动。
如果说第一次调动的直接原因是为了单纯返回银川市的话，这一次调动的原因则更简单，先生去哪里，我就跟随到哪里，不管它是天堂，还是地狱。
有好心人于是关照我说，社科院是个“清静、清闲、清贫”的地方，哪里能比得了宁夏大学。
然而，这些好心人又怎么明白“湖鸭”(我不敢以鸿鹄自诩)有时也会有高志?是的，道理出奇地简单，即使一只永远也飞不上天(甚至飞不上墙头)的草鸡，也丝毫不会留恋任何失去温暖的窝穴。
宁夏大学也许是天堂，也许是地狱；
社科院也许是天堂，也许是地狱；
我又何必管它是天堂还是地狱呢?
呼尔嘿呀!
(如此排列，是不是更像一段歌词?)
熟料，这次向社科院的调动竟成泡影，随之而来的是到了一九九八年，先生突然忙碌起来，我也因此忙着出差，忙着坐火车在铁轨上乱跑，忙着乘飞机在天上乱飞。一九九八年七月三十一日至八月十日，由自治区“区庆办公室”掏钱，让我到上海为了王正伟常委、李树江先生等担纲特邀主编的《国风》“宁夏专号”定稿，期间意外地听说先生被任命为宁夏人民出版社的社长兼总编辑，并且已经“赴命”了。
一九九八年十月，先生告知我，宁夏新闻出版局和宁夏人民出版社党组已经研究同意接收我这个成天地下跑、天上飞的“惊弓之鸟”，让我着手办理调动手续，至于后来成为新闻出版局和人民出版社办公室的副主任，并且暗怀许多情绪，的确是有违初衷的。
我作为办公室的成员，勇敢地面对各位元老，是在一九九九年一月十五日，而十八日应该是我上班的第一天，但是真正拥有自己的办公室、办公桌、办公椅，关键是拥有了房门的钥匙，则已经到了二十二日这天的下午时分。
调入出版局社的办公室，实际上是我第二次调动，倘若中间如期到社科院转上一趟，我就该有三次调动的历史了，那么我的人事档案将势必比现在多“旅游”一次。
○为了先生的三顾“茅庐”○
我在这里讲的不是什么三国，是李树江所长三顾我家的事情。
我向来没有官欲，这绝非我神志不健全，更绝非我对当官的不尊重。
现在已有相当一部分人梦中也想登上皇帝的宝座，奢望自己一夜之间重权在手，呼风唤雨，随心所欲，甚至有了芝麻大的一点权利，也企图掌管联合国的大印，这相当一部分人的想法和我至今不能相融。
然而，七年前我为什么又能当上回族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的呢?原因很简单，是李树江先生“三顾茅庐”的真诚。
这本来是个秘密，只有极少的三两个人知道，大概也算是“不传之秘”。数年后，我和李所长都离开了宁夏大学，尽管现在他还是我的上司，但这件事大约可以“解秘”了，因为君子毕竟是坦荡荡的。
就在我刚刚被李先生调入回族文学研究所不长时间，李先生就曾饿着肚子专程到我家“顾”过一回。那是为了让我出任研究所的办公室主任，却被我不知天高地厚地谢绝了。
那时，李先生走起路来快如疾风，这当然免不了属于夸张。但李先生饿着肚子如风而来，又饿着肚子如风归去，我却因为先生的这一“顾”，竟然真的没有想起应该请先生先填饱肚子(那时的确不懂事，全然不是什么小气)。
罪过!
好在先生随和、心好，又并非为了一顿什么。先生的这般人品，后来并非只经过我一个人证实的，绝非我在此故弄玄虚，更不是别有用心者习惯猜疑的那种旁的什么。
日子虽然无滋无味地过着，但到了我前面讲的七年前，也就是一九九二年夏季的一天晚上，李先生突然顶着“炎炎月色”来到我家。先生的到来，事先没有丝毫招呼，真正让我吃惊不小。先生来的目的，便是说服我出任副所长。
这次我没有像上次那样，忘记应当请先生什么，但恰恰我正在给邻居家帮忙做席，只好将先生一并让到别人家中，匆匆尝了几种菜肴。
这虽然又是一次不敬，但总算没有让先生再饿着肚子如风而去。
然而，仍为罪过!
曾经让先生饿肚子，继而让先生移邻家而食，的确会令好事者大失所望。没了素材，又失去口舌之快，更少若干类如稿费的“口酬”，真是够惨。
我心中明镜一般，那时先生新任宁夏大学党委副书记，研究所正好空缺一名副所长，想宴请先生者大有人在，我却故弄清高，不知天高地厚，借邻人之席，撑自家面子，而先生又不计较，足可见胸襟之坦荡。
这第二顾，我心实已动矣，然并未答允。
之后不到半个月，先生又到我家“顾”了一次。我想，罢罢罢!再不能推辞，当年玄德公为了让村夫诸葛孔明出山，也不过三顾。我算个什么鸟人，连村童也算不上，如此这般岂非坏了名头、砸了饭碗?
“坏了名头、砸了饭碗”，这又是个“三棱子”话，实属先生举手警示之列，不过，从此研究所就多了个校园不常见到的“贾所长”(呈蒙众人厚爱，往往省去“副”字)。
而今，“贾所长”已成过眼烟云，然而但凡想起来，更是罪过、罪过!
三次罪过虽不大，但幸好没有继续发展下去，否则难说不会铸成大“罪”……
○有时我比先生更倔○
李先生既是个相当随和的人，但同时更是个相当原则的人。原则在先生身上，我喜欢用“倔”来形容。
在先生身边的时间长了，“狐狸尾巴”难免要露上一露，比方说自作主张，也比方说常常不顾场合地否定先生的决定，等等。我之所以只打了两个比方，是因为这两种现象发生得相对多些。
然而，我所打的比方，实际上并非比方，只作为罗列的方法而已。
先生性格上最大的弱点是善良与随和，因为他在我的心目中从来不是个“官”，就是位师长甚至朋友。出于此心，他决定的一些事，往往因碰上我这个“剌头”而中途作罢。
这方面的事例不胜枚举，就拿一九九九年一月我调到李先生身边之后发生的一件小事为例吧。李先生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几个专门研究回族民间文学与回族民俗文化的专家学者之一，他除了个人专著以外，还主编了诸如《回族文学论丛》等大量的研究回族文学方面的书籍，并且在美国纽约大学出版社出版过个人的一部英文版著作。十年来，先生先后应邀到过土耳其、前苏联的许多国家，其中仅美国就去过三次。最近的几年里，先生开始尝试音像制品的制作与拍摄，已由宁夏大地音像出版社出版了两部录像带，其中一部关于美国人宗教生活的录像带还远销海外。
李先生起家于回族文学，因此感情深处难以泯灭对回族文学的热爱。他提出要拍摄一部《中国回族》的VCD片，就在与电视台导演协商之时，不曾想却受到我这位“食客”的当“桌”否决。先生只得微微一笑，就此作罢。或许这微笑的背后，多少也有些苦涩。
即使为了工作，别人也从不与先生争吵、红脸，我大概要算个例外。
真是不应该，迄今为止我和先生一共吵过三次，这应当是有口碑记载的。
其中有一次，记得是个周末，先生与师母从宁夏大学到老城办事，就在银川市老城西门桥口，我与先生“狭路相逢”，为了《回族文学研究通讯》创刊号的有些事宜，当街与先生先是争执，继而吵了起来，真可谓面红耳赤。
当然，面红耳赤者是我，先生只是眉心紧锁、语调高亢些罢了。
先生面子软，这是有口皆碑的，但凡有人相求，无不竭力相助。
一九九三年，先生担任执行副主编的《中国回族大辞典》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回族历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的大辞典，它纠正了其他综合类辞书中有关回族的许多不正确的辞条，被誉为百科全书，因而前来索要者络绎不绝。
一部书能够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原本是件好事，但此书定价九十八元，但凡送出一册，就损失近百元，我的确于心不忍。
于心不忍当然另有原因，是因为当时出版此书时，研究所以我的名义向学校贷款有七万元，讲好是三个月的期限，逾期则逐月从我的工资中扣除违约金和加倍应付的利息(只是如此一说而已)。
因此，我首先于心不忍的是自己的工资。
有人向先生索要时，我面色阴沉了，开始行使辞书掌管人的职权：不论是谁，一概不送；倘若掏钱，可以优惠，颇有大圣初掌天马之感觉。
先生情面上有些下不来，找到我，提出自己要五本。我说：“您个人若需要，可以签字领一本。”最后，先生只好将自己原本应当得到的一些样书(因无钱发稿酬，本书一律以样书充顶稿费)一册册搬到自己的办公室。再有人来，就用这些书“挽回影响”了。
我之倔，之所以比先生更倔，是因为从此先生再提出将《中国回族大辞典》送人时，当着来人的面，一律由先生自掏腰包。当时的情景还颇有些像鲁迅笔下的那个专等人拿钱换取什么馒头的“浑身黑色的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自然难免最后打个八折九折(直到调入出版社工作之后，才知道这个折扣其实很有些高了，但那时竟然以为已经十分优惠，可见毛头小子的确难改井底之蛙之见识)，那种情形，类似于商场中买卖人之间的交易。
十多年中，我从一位单纯从事诗歌创作的毛头小子，而能够跻身于回族文学的评论殿堂，期间不能不说是得到了李先生的许多关心与支持。
或许还应当斗胆一说，我的成长也标志着研究所的成长，而李先生不仅为了我的成长，也为了其他年轻学者的成长，更为了这一系列的成长，付出了太多太多的心血。如今，先生已显得苍老了许多，并且由于其他原因而不再行走如风。
光阴荏苒，岁月磋砣。
在回族文学研究所工作与生活的岁月，如今已不得不成为历史，然而但凡想起来，或见到研究所的同仁，甚至在不经意的谈话中，还常常习惯将自己当成是“回研所一分子”，往往在称呼李先生时，“社长”、“所长”搀和着喊，而李先生则长声短声跟着胡乱地答应，反正“社长”、“所长”只是个符号，又不是原则。
我甚至听出，当别人喊先生“所长”时，先生的情绪更激动呢!
补记一：先生因身体原因于二○○○年五月退居二线，平素在家看书、著文。先生常会打来电话嘘寒问暖，我却因种种原因很少看望先生。
唉，又是罪过!
补记二：先生于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上午十时五分因病不幸逝世，享年五十八。晚生悲矣!当时曾撰一联：“尘世无常欺和善先生笑视霜雪，事业有成享大誉恩师情驻河山。精神傲然永存!”
1999年3月28日完稿
2004年12月26日补记并改